新乡村经济：农村全面小康建设与政治生态重塑

鲁烨　金林南

[摘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点在农村，难点在乡村经济发展。大学生村官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外来”政治文明、经济发展与组织建设的代言人，其身份建构过程兼具制度安排与乡土依恋的双重“黏性”。目前，大学生村官对其角色定位与身份认知存在迷茫，其制度安排的角色功能难以发挥。“双创时代”的大学生村官既可以服务于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为其身份认知的重构、建功立业“情感黏性”的孕育提供发展路向，又可以形成农村社会治理合力，在发展乡村经济、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进程中重塑良好的农村政治生态。

[关键词]大学生村官；黏性；乡村经济；政治生态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6）04-0135-05

笔者基于J省部分大学生村官创业典型的个案调研，探寻“双创”时代乡村经济发展中被缄默的“增长极”，找寻正式制度安排之外大学生村官的专业化成长路向，在大学生村官扎根基层，服务三农“制度黏性”的基础上，强化其“情感黏性”，在大学生村官创业经济带动效应中离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潜在政治“启明星”，可以让他们在带动乡村经济发展的同时，重构村级行政组织与村民之间的情感信任，在发展乡村经济、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进程中营造良好的农村政治生态，从而实现大学生村官政治属性与经济功能的双重价值同构。

一、宏观政策供给与农村基层实务的疏离：大学生村官角色功能定位重审

大学生村官政策从试点到正式实施近二十年来，涌现出了大批群众拥护、组织认可、真抓实干的优秀基层干部，但宏观层面的政策制度设计要完全在基层落实，还需要转变农民的政治认知、发展理念和市场意识。以大学生村官这个新兴基层政治个体为研究对象，重审村官的角色与功能，对于政策制度在基层的贯彻落实，强化基层政权的公信力与影响力，具有顶层政策结构与基层实务创新的双重意义。

1.村民政治生活中“被派来”的政治代言人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的基层政权建设摆脱了封建时期的乡绅、乡贤和族长的“威望式”管理，经历了人民公社“大锅饭”的统包集中管理后，在20世纪90年代走向了村民自治的管理模式。基层政权管理模式的变迁，折射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化进程的科学有序发展，同时也体现了我国基层政权从传统单一“行政管理”走向复合多维“社会治理”的发展走向。大学生村官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初期诞生的一项政治决策，其从政策顶层设计到后期配套政策的修正都反映了国家层面对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重视，甚至可以认为，大学生村官是一种“开放性与专业性相结合的规范的基层官员选拔制度”，同时也是一种“嵌入式”的巩固和加强农村基层政权的特有的外来政治身份。一直以来，在农村沿袭多年相对单一且固化的政治文化氛围中，仍然保留着带有“族长式”印记的乡村管理模式，大学生村官的到来，使得这一沿袭多年，农村群众业已习惯的政治权力运行模式受到了挑战。鉴于多数大学生村官的生源并非来自工作区域内部，这种“外来”的政治个体和其所带来的“异样”观念让初来乍到的村官们成了村民眼中“被派来”的政治代言人。

2.乡村党政组织中“被嵌入”的不速之客

大学生村官作为顶层制度设计后的一种身份安排，其政治身份的行动情境一般是基于乡镇（街道）和村级党政组织之中，这也是我国政治权力层级中个体流动相对较少的行政组织。一种外来的政治身份想要融人相对稳定的组织文化中，既需要具备自我的身份认同与感知，也需要来自他者社会支持的角色身份建构。就目前大学生村官所处的行动环境中的互动主体而言，主要是乡村干部和村民，大学生村官在与上述互动主体的交流沟通中，通过立足本职岗位履行工作职责、走村入户了解村情民意、阶段性向上级汇报工作进展，逐渐取得了村民的信任与支持，赢得了同事和上级的认可。但农村是一个经过长期的历史和文化积淀的社会空间，“家族式”的派系力量，隐性地阻碍着大学生村官深度融入乡村事务的管理，尤其是大学生村官相对短暂的“政治生命”让他们难以像本土的乡村干部们一样完全根植在本土，思考和谋划村镇的基层工作。自我角色认知的模糊、他者角色建构的乏力，以及与乡村文化的“冲突”甚至“休克”，导致了许多大学生村官对岗位的认识停留在“制度安排”上，缺乏对农村和农民的乡土依恋，工作动力的不足让一些大学生村官被定性为乡村党政组织中“被嵌入”的不速之客。

3.乡镇政府工作中“被赏识”的行政助理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干部的文化素养一直处于党政干部中相对较低的水平，一定程度上阻滞了基层政权治理现代化进程。自大学生村官政策试点直至实施后，大批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有志青年走向了基层村官的工作岗位，乡村基层事务中一些文本型、技术性和程序性的工作得到了良好的智力支持和人力保障，部分缓解了农村党政组织人才匮乏的问题。但从目前大学生村官的工作实际状况来看，他们中的多数人在入职后都以“行政助理”的身份，承担着处理纷繁复杂的文件上传下达、文本材料的撰写和信息技术方面的工作，甚至一部分大学生村官报道后就一直被“器重”地留在乡镇（街道）机关工作，完全背离了选聘工作的初衷，也破碎了他们原本扎根基层、服务三农的愿望。尤其是目前乡镇（街道）处于政策传递与民众需求的“转接口”，各类评比和调研等显性与隐性的考核都需要“材料写手”和“考察导游”，面向大学期间承担过学生干部工作招录的大学生村官们，自然也就成了理所当然的遴选对象。一部分脱离了农村工作的“村官们”被定向培养，成长为乡镇政府工作中“被赏识”的行政助理，即便没有忘记当初报考村官的初衷，但随着“更为顺手”政府行政工作的“历练”，他们中的多数人也默认并悦纳了新的角色定位，同时也期待着能够在其中寻找转换身份的机会与人脉，但在他们心中，尚未摆脱追问“我是谁，我应该去往哪里”的角色困惑。

二、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发展的“缄默”增长极：大学生村官创业个案的制度黏性分析

特有的政治身份与被期待的经济功能，让乡村干部和村民们对大学生村官寄予了更高层次的社会责任期望：不仅能够运用其知识能力为农村政权和村民服务，也要基于村情民意，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背景下，寻求乡村经济发展的新突破。可见，大学生村官与乡村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一种正相关关系，尤其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攻坚时期，推动基层大学生村官立足本职、因地制宜、自主创业，可以为寻找出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中的“缄默”增长极，强化大学生村官政治属性与经济功能的双重建构。基于J省大学生村官政策实施以来的部分创业个案，以大学生村官“制度黏性”的视角切人探讨并解构其成功创业的相关因素，以期为形成可复制、可借鉴的相对成熟的大学生村官创业模式提供实证参考。

1.本土传统农业的现代转型升级

农业作为农村的传统和支柱产业，具有不可撼动的重要地位，但随着我国“供给侧”改革的全面实施，传统农业也面临着“调结构”、“保稳定”和“增效益”的现代转型，尤其对于地方传统农业而言，要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的精神，需要站在产业融合的高度，去打造立体式的“生态+互联网”高效农业体系。以J省c市大学生村官丁某创办的“生态农业+大数据云平台”项目为例，该项目立足本土的传统农业项目，依托现代农业产业园，以“公司+合作社+农户”的运营模式，引入果树柱状栽培技术，通过节约种植空间、缩短生长周期和生长过程监控，有效提升了传统果树栽培的经济效益。同时，该项目引入“生态+互联网”的全生态现代农业发展理念，在实现农民合作社规模化运营、农产品基地产业化运作的基础上，对全产业链的生鲜管理大数据互联网平台做出了初期的探索与尝试，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也吸纳了本地农村富余劳动力，为本地农民增收致富搭建了良好的平台。事实上，在传统农业经历简单体力劳动到机械化耕作、再到信息化甚至智能化农业的发展路径中，也是一个传统农业迈向现代农业的转型升级过程，c市的“生态农业+大数据云平台”项目正是主动融人了“生态+互联网”的现代农业发展理念，立足本土农业基础和产业特点，顺应了国家农业宏观政策的发展方向，初步实现了本土传统农业的现代转型升级，在传统农业的转型升级中培育“现代农民”，实现从农业“产业升级”到农民“思维转变”的双重目标。

2.成熟特色农业技术的本土化移植

“十二五”时期，我国的乡村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农业产业化进程不断深入，乡村经济组织数量与质量稳步提升，农村经济组织“抱团式”发展的集聚效应也愈发明显，乡村经济也逐步拜托了传统种植业的思维定式。事实上，发展乡村经济，不仅需要“因地制宜”，更需要“适时而动”，寻找既有根植本土的发展基础，又契合市场需要的特色产业项目，尤其是要在科学评估当地生产条件和项目发展潜力的基础上理性选择，譬如有的区域自然环境不适合某些农产品种植、有些地方缺乏支撑项目发展的配套产业链等，所以说，规模化的“生态农业”未必适合在所有地区推广，需要在根植本土的基础上寻求“精准农业”的特色发展模式，“引入”具有一定市场潜力的特种农产品技术就是一条“捷径”。J省L市的特色产业是海水养殖和海产品加工，养殖户们在出海捕捞的基础上在海岸线周边开辟了围网养殖区域，以海带、紫菜和一些贝类为主，但受到海产品养殖的季节性因素影响，每年有近一个季度空置了养殖区，浪费了海域资源。当地大学生村官赵某通过调研和技术咨询，在农科院专家的指导下，将相对单一品种养殖模式变为轮作，并在养殖区布设高附加值的海参养殖网箱，形成了大型藻类与网箱养殖有机结合的生态养殖模式，打造出了集“海水动植物养殖、渔需产品销售、养殖技术培训”等为一体的专业海水养殖合作社，并获得了两项发明专利，取得了较为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种“引入”成熟特色农业技术进行本土化移植的创新做法，不仅是一种简单的“技术移植”，更打通农产品技术与市场推广之间的应有之为，从而将先进技术和科学经营管理模式的有效整合，以合作设为平台，让农户共享农产品产业链技术升级后的增值收益，在发展特色产业经济的同时凝聚了民心，强化了基层干部的经济带动力和思想引领力。

3.政府农业政策的“定向”精准扶持

农业政策对于乡村经济的发展具有最直接和最深远的影响，以2006年1月1日正式免除的农业税为例，结束了我国历史上长达2600年的农业税收制度，为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开辟了先河。近年来，各级政府层面除了免除农业税以外，也纷纷出台了大力扶持乡村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以J省Y市为例，通过制定《Y市大学生村官创业扶持资金管理办法》，市一级设立了8000万元的信贷资金和500万元的财政扶持资金，各县（市、区）也相继设立500-2000万元不等的创业扶持资金。截至目前，全市共有570名村官创办项目268个，促进村集体增收4200万元，帮助52个经济薄弱村脱贫。Y市以政府贴息贷款、创业扶持资金资助和创业成果考核奖励等形式，对准备创业、已经创业和创业有成的大学生村官进行分类分层的政策及资金支持，在解决好农村富民强村问题的同时，也为大学生村官在“大众创新、万创创业”时代打造了良好的成长载体，一定程度上也解决了大学生村官制度实施以来部分大学生村官“沉不下去甘当过客，留不下来不接地气”的现实困境，探索出了农村社会发展步入“新常态”后的大学生村官“流动”路径。在Y市c村担任大学生村官的韦某，8年前联合了村里6名村民，借助市大学生创业扶持资金，创立了花木园艺专业合作社，通过承租村里土地流转的300亩土地，投资200万元建立了苗木基地，将土地、资金和劳动力进行了有效整合，实现了从单一苗木种植到绿化工程、园林景观设计的全产业链整合。同时，在Y市大学生村官创业政策支持和专业创业导师的帮助下，合作社积极面向市场，集传统花木销售、品牌化承接绿化工程和花木租赁、花木养护等特色服务于一身，打造出了年营业额突破500万元的合作社，帮助村民增收致富、摘掉了贫困村的帽子，真正实现了“农民主体、市场运作、收益共享”的发展目标，也强化了农村基层干部的群众认可和支持，体现了政府农业相关政策的“精准”落实。

三、大学生村官“情感黏性”与农村政治生态重构：可能性及其路向

围绕着政治身份的构建和经济功能的拓展，大学生村官被赋予了引领乡村经济发展和重构农村政治生态的双重使命。如何在制度设计的渐进式发展的进程中，降低乡镇政府、乡村干部和部分农民的“非主动式主体博弈”对大学生村官协同治理的负向影响，尤其是大学生村官如何在基层实践工作中化“被动适应”为“主动融入”，充分发挥其知识能力水平和主观能动性，突破传统的政治思维定式与经济路径依赖，改善农村地方治理的政治组织结构的创新思路和做法，是大学生村官的乡土依恋从“制度黏性”走向“情感黏性”的重要路径。农村的村民规约传递着村民们一代代的乡土情结，相对稳固的社群关系维系着村民们心中的精神家园，孕育着一个“家”的共同体。正如鲍曼在其《共同体》中所描述的，“共同体是一个温暖而舒适的场所，一个温馨的‘家，在这个家中，我们彼此信任、互相依赖。”大学生村官扎根基层、服务三农的“情感黏性”也正是孕育这“家”的归属感所需要的。

1.从琐碎事务“村助理”到新农村建设“主力军”：行动主体的自我身份建构

大学生村官制度从肇始之初，也是一种国家意志与农村发展诉求相结合的农村人事制度安排。大学生村官的身份从一种被动的制度安排，演化为自我悦纳的身份认同，需要经历其本身作为行动主体的政治角色理解、政治身份内化和自我身份建构，才能真正走向行动主体的政治实践，实现制度安排的初衷。从大学生村官职业发展的逻辑来看，人职后，他们先是辅助乡村干部完成诸如政策宣传、民事调解和村镇建设等方面的工作内容，在处理相对“琐碎”村务的历练中，完成对基层农村干部政治角色的实践感知与理解；度过岗位适应期后，大学生村官们基本熟悉了村情村务，也对农村的乡民村约有了直观的了解和认识，多数大学生村官能够将自身的知识能力，转化为在农村履行社会责任的动力，在促进农村社会“善治”、提升农村社会治理能力和优化农村社会治理体系的岗位实践中，逐步完成大学生村官政治身份的内化；随着步入职业发展稳定期，大学生村官们更加关注如何通过与农村社群之间的良性互动明晰自身的身份归属，随着农村社群逐渐对他们身份的接纳和认同，大学生村官们的职业发展趋于理性、稳定和成熟：他们中的一部分通过立足岗位创业强村富民，在村官任期届满后成了当地乡村经济发展的带头人，也又一部分村官通过定向招录或公务员考试，带着乡土依恋走上了新的政府工作岗位。当然，也又少部分村官由于自我身份建构的失败，带着遗憾离开了村官岗位，但在农村工作的经历始终会成为他们日后回想的宝贵记忆。

2.从组织安排“嵌入者”到经济发展“领路人”：他我认知的外部转向建构

带着实现农村社会“善治”的美好愿望和制度设计中政治身份的期待，大学生村官们从象牙塔走人乡村社会，承担起了基层政权“代理人”和乡村事务“小当家”的双重角色。相对陌生的政治、文化和自然环境，对于他们而言可以说是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社会空间，“空间不是沉默不语的，而是会说话，它深刻地诉说着人际关系和伦理规范”，也恰恰是这种“会说话”的社会空间，集成了宏观层面的制度设计、政治身份赋予、意识形态交互和微观层面的岗位职责履行、乡村人际交往、他我身份认同。大学生村官的成长从稚嫩走向成熟，最终得到乡村社会的群体接纳与认可，也正是在这种结构性和多层次的社会空间中所孕育的：政策文本和组织安排赋予了他们合法的政治身份，也让他们肩负起了强村富民的使命与责任。前期的乡村文化适应与村务实践锻炼，让大学生村官们对村情村貌有了直观的了解和认识，同时他们也迫切地想要将自身的知识与能力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所以，对于此时已经基本在农村站稳脚跟、明细自身工作职责和社会责任的大学生村官们，也在寻找赢得乡村社会群体接纳和认可的有效载体。在大学生村官岗位和乡村社会群体之间，建立经济实体、带领村民强村致富，似乎是一条能够有效架构起村大学生村官个体和乡村社群之间的联通载体。从起初的上级组织“嵌入者”，到职业发展后期的新乡村经济发展“领路人”，他们经历了乡村人际交往从“疏离”到“融合”的交往过程，在经济组织的发展中，他们也在乡村的社会空间中完成了自我身份的他我认知外部转向建构。

3.从乡村文化“外来户”到村民生活“知心人”：政治身份的民间认同确认

大学生村官下乡在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建设层面来看，可以说是国家对农村社会的一种基层政权治理要素的重新整合方式，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非组织化的现象，大多数的中国人又处于‘马铃薯状态，个人不隶属于任何组织是非常普遍的情况。”乡村社会，传统意义上的“熟人社会”由于受到城镇化建设的影响：农村集群化单门独院的居住环境，逐渐变为了农民安置小区或重新购置商品房。同时，市场经济价值观念对农民价值观念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改变，村民们以往“默会”的乡民规约也逐渐土崩瓦解，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80”后、农二代几乎对传统的乡民规约既没有生活中的感性认识，也没有形成具有乡土依恋的“怀旧”观念。在生活环境和意识形态都发生较大变化的农村社会，大学生村官作为乡村文化“外来户”，要介入其中开展工作，着实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特别是他们要改变农村社会对传统村干部的定义，走进普通农民的生活中，这就要求大学生村官们能够在把握村情的基础上，抓住农民关切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害，以发展新乡村经济赢得民心。事实上，有研究者通过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乡镇的对比发现，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乡镇，大学生村官工作满意度达到70%；在相对落后的乡镇，大学生村官工作满意度仅为35%。我们也对J省参加大学生村官创业大赛的部分村官进行了访谈，在与他们的交流过程中，凡是经济带动能力较强的创业项目，其负责人所在地的群众认可度往往也较高，尤其是反哺能力较强、产生规模效应的特色农民合作社，不仅成了具有发展经.济功能的村办实体，更是成了具有精神凝聚功能的精神家园。也正是大学生村官创业所产生的经济带动和精神引领，在农村注入了“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创新理念，改变了农村社会起初对他们身份的固有看法，大学生村官的政治身份在民间得到了认同确认。

四、结论与建议

大学生村官政策可以认为，是我国基于农村社会逻辑制定的一项具有重要社会意义的政策制度设计，对于提升乡村基层党政组织的社会治理能力具有积极的促进意义。诚然，从政策试点直到今天的逐渐稳定成熟，大学生村官政策也经历了从“试点论证”，到“政策修正”，再到“相对稳定”的发展过程。目前，全国各地也通过定向招录、动态考核或定向扶持等方式，为打通大学生村官届满后成的出口做出了制度安排和保障，许多创业典型也在大学生村官群体中不断涌现，“优胜劣汰”的考核退出机制也逐步完善，大学生村官政策的“制度黏性”也逐步放大，吸引着一批批的大学毕业生走向农村，感受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魅力，村官谋业与村民立业、村官与新乡村经济发展之间的。“最后一公里”，即将被完全打通。大学生村官在乡村“沉下去”的社会整合功能在逐步显现，乡村党政组织的功能正逐步得到修复。更为重要的是，对乡村政治生态的重塑能够促进新乡村经济的发展，实现了政党的经济价值与社会功能，“政党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它作为现代政治统治者置换的功能上，更重要的是，它把社会上各种分散的利益整合起来，从而消除了利益分化带来的潜在混乱”。

理解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农村基层的实践，就是要把握目前农村社会发展的体制和机制障碍，解决好“人与思想”之间的发展问题，将政府政策制定的目标去向与农村社会的民众需求实现统一。大学生村官这个政治身份随着制度安排被“嵌入”农村社会之中，起初是缺乏对农村、农民以及其政治身份“情感黏性”的，但他们的“乡土情怀”甚至“乡土依恋”却是可以从制度设计、政治身份赋予和意识形态交互中去培育建构的。现行的大学生村官制度，还留存着诸如“顶层制度设计与农村社会逻辑之间偶发脱节、过程性考核与发展性评价机制尚未健全、期满后流动（转岗）支持政策覆盖面不广”等现实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学生村官们的岗位职责履行效率、乡村人际交往能力提升和自我身份的认同建构。

如今，“任何社会都是一个组织的社会，这差不多属于常识”。尤其是“组织的发展已成为高度分化社会中的主要机制，通过这个机制，人们才有可能‘完成任务，达到对个人而言无法企及的目标”。所以，鉴于目前大学生村官政策在乡村经济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同时考虑到社会治理在重塑农村政治生态中的重要功能，这都需要强化基层党政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整合”作用，不断优化其正向的政策效应，真正让大学生村官成为实现其政治身份与经济功能的集合体。同时，也不可回避现行政策中已经暴露的不足和问题，要在大学生村官群体中广泛开展政策调研与访谈，及时对现行政策进行修正和补充，尽可能避免现行政策中部分不合理因素造成的大学生村官发展受阻的“延滞”效应。当然，对于大学生村官在乡村经济发展与政治生态改造的研究，在进行理论框架分析和个案调研访谈的同时，还要进行制度设计的历史演进、政策实施的跟踪反馈和政策受体的主体认知进行全面细致的分析，在全面深化改革，构建大学生村官与乡村社会彼此之间的亲和力，让大学生村官不仅能够扎根基层、服务三农，更能够引领新时代农民主动积极地融入“双创时代”创造价值，共同分享改革红利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带来的福祉，真正实现农村全面小康建设与政治生态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