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道上谕谈乾隆治贪

孙洋洋 张皓晨

乾隆三十三年（1768）的两淮预提盐引案，是涉及两淮盐政、盐运使和盐商没有将预提盐引上缴国库的重大案件，史学界广泛将其认定为特大经济贪污案，亦是乾隆朝三大案件之一。该案是两淮盐官与盐商相互勾结贪污的产物，揭露出乾隆中期盐务腐败、贿赂成风的社会现象。本文从案件办理过程中乾隆颁发的一道上谕着手，考察其中言辞，联系其他相关历史档案，谈谈乾隆如何治贪。

乾隆三十三年（1768），盐政尤拔世因“索贿未遂”奏称“上年普福奏请预提戊子纲引，仍另各商每引缴银三两以备公用，共缴贮运库银二十七万八千有零，普福任内所办玉器古玩等项共动支过银八万五千余两，其余现存十九万余两请交内府查收”。[1]乾隆看到此奏折，顿生疑惑，此项银两该盐政等何以历来并未奏明，私自动用甚可骇异，因令军机大臣检查户部档案，并无造报该项用数文册可稽，显有蒙混不清、私行侵蚀情敝，且若以每引三两计算，二十年来银数应有千万余两。乾隆观此事不可小觑，速令江苏巡抚彰宝密速前赴扬州会同盐政尤拔世详悉清查，[2]开启了史上有名的两淮盐引案的序幕。

所谓“提引”，嘉庆《两淮盐法治》有所解释：提纲即提引，而微有不同，旧志所载，提纲系乙卯提纲，奋分年带运等案，仍系带运以前未销之引。提纲系提下纲以行前纲，提引系提后纲以益现引，提纲之故在销之滞，提引之故在销之畅。[3]因当年正盐无法销售，又没有多余的盐引可提用，所以才提次年纲以补当年不足，就是提引。

本文所探讨的上谕是乾隆在彰宝奏报两淮盐引案大端情形已定折后颁发的谕旨，由笔者摘选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清高宗实录》卷八百十五（乾隆三十三年七月下）。[4]从清代谕旨的种类上看，该谕旨属于“寄信谕旨”，又称“廷寄”，出自“内廷”，不交于内阁宣示，直接寄信发往诸省。该谕旨用白纸折，以墨笔楷书文，每副6行，每行17字，谕旨正文结束，以“钦此遵旨寄信前来”作结。结合相关历史档案，如《乾隆朝上谕档》《清高宗实录》《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笔者发现两淮盐引案自彰宝六月十四日到扬州着手调查，历时约四个月，《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中与该案相关的奏折共二十余道，而乾隆三十三年（1768）六月二十五日及次日连下八道谕旨，七月发布上谕已达十三道，可谓高度重视。自该案调查伊始，乾隆便全程监督，详悉审批奏折关注调查进展，及时发布谕旨给予指导意见，睿鉴善推，重视法治，轻重有别，其意见多次对案情进展起到重要的推进作用，使得案情审理张弛有度，有条不紊。

一、睿鉴善推张弛有度

（一）巧推明判不囿回奏

彰宝在七月十四日奏报的会办盐引案大端情形已定折中称：查办普福家产时所存无几，且称“臣等细加查察，尚无留寄商人生息余利”且“严饬道府再行究诘后仍无首出”，认为该商等似不敢欺瞒，历任盐政除了已查出的家产应该别无留寄。而乾隆斥之“朕实所不信”。乾隆作此推断，不无道理，其因有三。

以矛盾为由。乾隆作此推断先是基于以普福与高恒相较得出的两点矛盾。乾隆上谕中说道“伊用度远不及高恒，且以每年所得养廉，计之为数亦复不少，何至其家竟空诸所有”，并称“高恒任内屡次收受银两至有二十一余万之多，普福三任两淮盐政办过提引之事前后共有五次，且所提之丁亥纲即有买办玉器六万余两，何以前数次提纲肯将余利尽归商众竟无丝毫染指，实为理之不可信”。[5]由此可以看出乾隆从高恒、普福同为盐政出发，根据两点矛盾推断普福隐匿家财，其一是高恒、普福同为盐政，且普福用度不及高恒，即便是养廉之数也不应少，其家不应空诸所有；其二，普福任内办过提引之事共五次，查出丁亥纲即有买办玉器六万余两，前数次竟毫无染指实在令人匪夷所思，从而推断普福“隐匿家财”。

以先例为鉴。“至卢见曾杨重英名下查出隐寄累累，即指各商不敢他有隐瞒之证尤为舛谬，卢见曾一案由东省据供交查，杨重英一案由该旗奏闻饬办，该商等知其无从抵赖，不敢不据实承认，并非伊等先期自行首报也”。两淮盐引案发后，乾隆以“原任两淮盐运使卢见曾于提引案内通同作弊”为由，传谕富尼汗即行查抄卢见曾家产并遴委东昌知府（东省）押解其赴江审讯。而杨重英由运判监制同知升职为扬州府知府，在任多年，也有通同舞弊之嫌，由正白旗汉军都统（该旗）负责调查。后查出二人名下皆隐寄累累，即将多数财产寄放在他人之处以求遁隐。[6]而二人隐寄财产的查出是经过东省和该旗严密查访，确定“其中必有隐匿寄顿之弊”，遂严行出示“招人首告免其治罪”，才有人自首交出代寄财产的，且所交资产为数不少。故而乾隆认为该商知其无从抵赖不得不据实承认而非自行首报，因此认为彰宝所称“该商不敢他有隐瞒”实属“舛谬”，不应轻信，推断普福大有“隐匿家财之弊”。

以情理为辅。“彼与各商交结甚久，岂有不托商家代为封殖，而其今年调任之后，心存疑畏，又岂能不向两淮巧为安顿乎，商人等特因未有指实，故不肯失口轻承，或念普福多分提引旧情，不肯和盘托出”。乾隆从盐政、盐商的关系出发，推断二者心理以证明普福“留寄家财”。首先，普福作为盐政在任六年五次提引，与各商交结甚久，将预提之引多多赏给总商领运，该总商等也对普福予以汇报，即所得余利多乐于代办古玩器物以稠加赏引张之惠也。二者可谓关系密切，故而乾隆认为普福不可能不托商家帮自己寄顿钱财，且普福今年刚刚调任，心存疑畏，又怎能不巧妙地安顿资产呢，即“则其在任时，预为匿地步，断不能免”。此外，该商等矢口否认帮普福寄顿家财除却念及旧情，还有可能是因为没有指证而心存侥幸。

（二）力办盐案不误盐运

办案部署有条不紊。观此上谕，可知是由乾隆颁发，再由大学士傅恒转寄给江苏巡抚普福和两淮盐政尤拔世的，其中提到的案件办理人员有四，分别是“彰宝”、“尤拔世”、“东省”、“该旗”。据《宫中档乾隆朝奏折》所载，乾隆调查两淮盐引案共以彰宝会同尤拔世调查为主安排了两条线，其一是纵向线路，以审讯顾蓼怀为例，先是在扬州供彰宝审讯，其后又押解刑部复审定拟，由军机大臣监察，最后由大学士复议。其二是横向线路，乾隆安排彰宝会同尤拔世主审盐运史的同时，又令富尼汗主审原任盐政卢见曾案并细查消息泄露之事；令正白旗汉军都统调查原任盐运监知杨重英，二者审定之后再押赴扬州并案问罪。

办案期间力保盐运。纵观此谕旨，尽述盐商盐官暗中交结、婪得私利之弊，并无透露提引不当之意。乾隆深知两淮盐务关系数省民食，在案件审理中各商俱有应行质询之处，若因此稍有推诿观望，恐怕会导致盐运有所雍滞，则是有心贻误。故传旨尤拔世“即悉心筹划并明切传谕各商务使源源出运不致稍有停阻。此后各处口岸如有能畅销仍须预提盐引情形，原可照常办理，不得以此悉惩创，遂致因噎废食”。[7]可见乾隆对于预提盐引之事并不反对，若有需要还可照例提引，尽管案件审理较为急迫，还是力求盐运畅通，顾全民生大局，避免因为严查两淮盐引案致使盐运不畅。

二、彻底根究严饬吏治

观此上谕，乾隆对彰宝奏称“普福家产所存无几”斥之为“所见非是”，“朕实所不信”，并列举种种情由推断普福隐匿家财，还令彰宝“务令水落石出，不得含混抵饰”，后彰宝奉谕多次召集商人进行讯问。可见乾隆对盐官的态度是比较强硬的，而且这一态度伴随办案始终，在六月至十月整个审理过程中不断发出谕旨要严查究审，并一再责令审讯官员查明应交官帑和一切冒犯支销的归公之项，按数查交。

之于高恒，彰宝在六月二十九日的奏折中奏称顾蓼怀供称统共代高恒收受各商银两共有一十六万三百余两，并无隐混等语。乾隆在谕旨中称“但思此项银两为数既多，其中或全系顾蓼怀代高恒置办物件，或有交与高恒自行收用之处，不可不详细查明以定罪案”，[8]令彰宝对顾蓼怀严加审讯，将其从前经手银两中若干高恒收受银两逐款开写录供，以定高恒罪。后乾隆发现顾蓼怀在苏州口供与在京口供不一致，又传高恒家人上京与其对质，务求水落石出。

之于卢见曾，在查出卢见曾于查封家产谕旨之前即将家产寄顿各处之后，推断卢见曾既做此狡猾伎俩，恐寄顿之处尚不如监生李容及家人陈桐所吐诸家止，令彰宝办理此案必须彻底躬究，无任丝毫隐匿。另一方面，在富尼汗查找与卢见曾通信之人的过程中，乾隆态度更为强硬。乾隆在七月十日的谕旨中令富尼汗“严切究审，令将得自何处何人实情供吐，不得任其稍涉含糊，如卢见曾坚执不吐，即应加以刑讯......朕之于大小事件必欲水落石出之处，决不苟且完案”。[9]可见乾隆决意彻底根究盐官隐匿的财产，并严惩协同作案的官员。

从对盐官的最终处置结果来看，严饬吏治的目的更为明显。“原任盐政高恒、普福以侵蚀盐引余息，并受盐商金，拟斩侯，为高恒置办贡物之商人顾蓼怀拟绞侯”。[10]除此之外，卢见曾未给价钱银一万六千余两，照隐匿提引银两，私行隐匿寄顿，论绞。其现任河南布政使何谓，江苏淮徐道吴嗣爵不能详情早定章程以除积弊，均被降三级调用。已解任之运史赵之璧目击盐政腐败不能阻止及据实具奏，照例革职。前任总督尹继善，交刑部严加议处。刑部郎中王昶，内阁中书赵文哲、徐步云因私行送信与卢见曾，获厉谴。就连大学士纪晓岚也牵连责戌。[11]

三、盐商盐官因人制宜

盐商、盐官相互依附，勾结成风，同侵国帑，但乾隆对二者的处置态度有明显区别。

对盐商、盐官罪行的认识。其一是浪费浮开之罪。上谕中说道：“孰知伊等即以官窝正款，冒认己赀，既邀项带优荣，又复坐获厚利，且因并无稽查，任意浮开，枉费如此”。再看乾隆三十三年六月给军机大臣的上谕：“该商藉称办公名色，以提引应交官帑，冒称乐输报效，滥邀褒奖；又将支用所余应输运库之项，亦乾没不交”。[12]所谓“乐输报效”是指盐商们无偿向皇上捐献银两，乾隆认为各商借办公之名提引应交官帑，并冒称乐输报效以邀“项带优荣”，所余银两也不予交公，任意浮开。其二是结纳盐官之罪。大学士傅恒在最后拟具审办意见的奏疏中也说到“盐商将官帑视为己赀，除自行侵用六百二十余万两，或代购器物结纳馈送；或借名差务，浪费浮开，又侵冒至数百万。可见盐商侵用了数百万银两代购器物去结纳馈送，或者以差务之名滥于花销。上谕中也提到“至卢见曾令商人办买古玩未给价银至一万六千余两之多，可见其上下串通，分封侵蚀。至余引无着银三百九十六万余两，其中难有代高恒、普福、卢见曾塾办器物之项，亦系各商等有意结纳，巧于趋奉所致，且浮冒价值仍系各商侵蚀所有”。[13]乾隆将盐官罪行定义为“侵肥”，并认为盐商与盐官之间存在结纳情敝，上下串通，共同侵蚀国帑。

对盐商、盐官的定位。彰宝于七月十六日上奏称“各总商因盐政将引张多多赏给所得余利，独多乐于代办古玩器物，以酬加赏引张之惠”。且上谕中有言：“何必为普福狡展隐匿，甘心代人任过耶？”乾隆推断普福隐匿财产但各商均无首报，认为盐商是有意在替普福隐瞒，甘心代普福受过。由此可以看出乾隆仅将盐商作为“从犯”对待，认为其配合“主犯盐官”任意侵肥，并应盐官“留寄两淮”的要求为其生息余利，要求其主动配合揭发盐政的罪行。此外，正如上文所述，六月二十六日，乾隆传谕令尤世拔悉心筹划不致盐殇壅滞，由此可见乾隆皇帝对两淮盐商的态度显然缓和了很多，担心两淮盐商因为自己太过严厉的态度耽误两淮盐务，足可以证明其对两淮盐商的重视程度。

对盐商、盐官的处置。上谕有言：“即提各商到案，详悉开导，逐层研诘。”乾隆虽多次勒令严加审讯盐官务求水落石出，对盐商却是“详悉开导，逐层研诘”，可谓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自该案办理伊始，多次传集各商讯问或开导，并无审讯事宜，可见对盐商的政策较为柔和。“各商等前于屡次南巡承办陈设诸事。因念伊等出力急公。故稠叠厚加恩赉......朕从宽不加伊等罪谴。已属逾格施恩。今止令其归还款项，于情理既属当然，而众力亦非不给，可将此剀切谕商众知之”。乾隆念及盐商于南巡之事出力急公的旧情，不加罪谴，唯一的处置态度就是“令其还款”。此外，因高恒、普福无可追抵之项于该商名下追还，最后两淮盐商共计应追缴银一千一百一十三万一千一百七十四两六钱，可悲亦可叹。

四、度情量法以法为治

观此上谕，对盐商和赵之璧的处置态度便是乾隆情法观的体现。上谕中说道：“其解任运使赵之璧，既讯无染指情弊，姑免深求，但伊在任，目击盐政如此妄行，不能阻止，及据实入奏，自有应得处分，俟此案审结时。照例查办可耳”。彰宝、尤拔世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奏请现行将盐运使赵之璧接任，后多次奏称赵之璧并无染指情弊。乾隆确认属实后，念此缘由，姑且对赵之璧免予深究。但又以其在任之时目击盐政如此妄行，不能阻止及据实入奏为由，令彰宝照例查办。如同赵之璧一样被处置的还有现任河南布政使何谓，江苏淮徐道吴嗣爵，因不能详情早定章程以除积弊，均被降三级调用。已解任之运史赵之璧目睹盐政腐败不能阻止及据实具奏，照例革职。乾隆念盐商出力急公不加罪谴，但于吏治，却不念盐官在两淮盐引案中无染指情弊，而以其他缘由依法严惩。

通过这道上谕，不仅可以了解到两淮盐引案的办理进度，更可以从侧面感知到乾隆中期盐官和盐商私相勾结的不良风气之盛，并可作为我们了解当时政治、经济背景的重要线索，无疑具有巨大的史料价值。而乾隆对办理此案件的态度是上谕中最直观的一个体现，在两淮盐引案的整个办理过程中安排有度，布局严谨，自始至终严治贪官，对盐商态度由严而缓，凸显了“睿鉴善推”的风格，“严饬吏治，宽待盐商”的政策，以及“以法为治”的情法观，在整饬吏治的同时保证盐运不致碍于民生，并将大量私用钱财尽数归公，充实了国库，其中智慧值得赞赏。但乾隆考虑到自己与两淮盐商的密切联系，宽待盐商，处以巨额罚款，不仅没有加强中央对两淮盐务的控制权，反而加速了两淮盐商的衰落，也为“乾隆治贪，越治越贪”埋下了暗引，笔者思之实为不足之处也。

注释及参考文献：

[1][11]徐珂.清稗类钞[M].北京：中华书局，2003： 1059.

[2]清高宗实录：卷八百-十二·乾隆三十三年六月上[Z].

[3]佶山.两淮盐法志：卷十五[M].

[4]清高宗实录：卷八百-十五·乾隆三十三年七月下[Z].

[5][7][8]清高宗实录：卷八百-十三·乾隆三十三年六月下[Z].

[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乾隆朝上谕档：第五册[Z].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398-399.

[9]清高宗实录：卷八百-十四·乾隆三十三年七月上[Z].

[10]戴逸.清通鉴[M].山西：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0.

[12]清高宗实录：卷八百-十三·乾隆三十三年六月下[Z].

[13]徐珂.清稗类钞[M].北京：中华书局，2003：10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