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源自乡土观念、城乡二元结构、资源配置、户口壁垒等一系列深层次因素,对于春运有解和无解的争端也充斥各个媒体。而从有春运以来,面对诸多困难和压力,不管从政府部门还是专家学者都是一直探索的话题。
1954年1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短评《做好春节期间铁路客运工作》指出:目前,我国营业铁路主要干线区段的通过能力是落后于运输需要的,机车车辆的数量也感不足,完全满足春节期间的旅客要求是很困难的;春节期间可以不还乡的工人、干部,最好不还乡;旅客应体谅铁路困难。
1957年,为往返下车骑行方便,随客车托运自行车增多。国务院第一次专就做好春运工作发出指示,企业、学校动员职工、学生体谅铁路运输困难,能早走的早走,能晚走的晚走,能不走的不走。军人在春节期间不外出旅行,不和群众争购车票。
这是最早关于解决中国难题的记载。虽然采取了一定的行政手段,当时确实缓解了春运压力。中财委向党中央、毛主席及国务院主管副总理转报铁道部春运基本总结,认为这一经验是值得汲取和推广的。
但这种形式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被逐步打破,面对上亿的客流量,单从政策上的协调已无补于事。解决春运压力进入新的阶段。
“加强运力”成为90年代后主要手段。从1997年4月到2007年4月,10年间铁路运输提速6次。同时加速公路的建设,配合航空、客轮的跟进。2008年,修建高铁并规划高铁网,试图用运力解决“春运难”。
但今日看来,单靠提高运力不可能缓解所有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