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1931年间吉林珲春口岸对外贸易阶段特点及原因探究

苏小航

【摘 要】吉林珲春口岸作为清末开埠的口岸之一，在对外贸易方面有着重要的地位。从开埠到“九一八”事件爆发之前， 珲春口岸的对外贸易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萌芽期、恢复期、恢复期和增长期。但每个时期中也有小的波动。本文就每个时期的特点和影响因素进行探究。试图从历史角度考察珲春对外贸易的发展历程，从时间跨度上深入了解珲春对外贸易的特点。

【关键词】珲春 ；对外贸易 ；开埠 ；阶段性

珲春位于吉林省东南部，东面同俄罗斯接壤， 西隔图们江与朝鲜为邻，从图们江出海与日本相望， 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充分的自然资源。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根据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附约的规定，清政府同意将辉春开为商埠。在珲春开埠之前，它已经承担起了一些贸易功能，但更多的是面向国内；当地也出现了集市类的简单贸易为开埠奠定了一些基础；同时随着清末政局的动荡，和列强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的刺激下，客观上为对外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的条件。珲春口岸这一时期的对外贸易发展跟政治局势和国外列强尤其是俄国（1917-1922年称苏俄，1922年后称苏联）、日本和朝鲜（受日本控制）密不可分，可以说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

本文从1910年开始写起，是由于珲春口岸1905年开埠后还有一段的准备时间，1909年开设珲春总关成为延边第一关、1910年珲春开关、龙井村分关归珲春领导后，珲春的对外贸易模式真正的运转起来；并且从《中国旧海关史料》的记载中可以看到，珲春口岸从1910年才开始有详细的贸易记载，所以把1910年作为一个节点。而选定1931年作为截止时间是因为“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到日本的手中，珲春口岸的性质就已经改变，成为日本对中国贸易侵略的工具，并且随后珲春口岸便并入到图们江口岸中，《中国旧海关史料》自1932年后珲春也再无记载，所以1931年可以作为珲春口岸对外贸易的另一个节点。

一、混乱与动荡的开端——萌芽期

这一阶段大致从1910年到1912年，这两年间珲春口岸在跌跌撞撞的发展中逐渐走向成熟，称之为萌芽期。此时的清政府已经到达灭亡的边界，国内的革命势力兴起，政府机构的运行混乱无序，管辖力度大大的弱化，珲春口岸进出口货物大部分掌握在外国列强的管辖之下，虽说受到动荡局势影响，但反而成为了其发展的机遇。

珲春口岸此时对外贸易以波谢特湾为中心，利用海参崴港进行。当时陆路交通落后，海上贸易盛行。海参崴为吉、黑两省出口农产品最近的通海要路。吉省东部各县和老爷岭以北广大地区的农副产品均集中于珲春，经波谢特湾输往俄国沿海各地。不少身居珲春的商贾在上海设有本店，在海参崴设有分店。把上海等地出产的日用轻工业品通过水路运往海参崴和波谢特湾，然后又以珲春为据点运往广阔的内陆各地。当时珲春以专靠往俄沿海州输送贸易品以跑车为业的长途贩运商很多。这一时期占对俄贸易的7%～8%，此外，還有洋布、套布、洋毡、火柴、煤油、蜡烛、砂糖等。

珲春出口的货物以农作物为主，尤其是大豆及其制品、高粱、小麦等，“日本农民皆以豆饼为肥料，而德、比、荷、美化学及食品工业皆使用满洲之原料。近东及远东，皆依靠满洲之豆油以为用。”珲春的进口货物以工业制成品为主，棉织品、工业机械、钢铁等。此时的珲春对外贸易种类还是相对的单一，并且珲春口岸整体的贸易总额没有同期的口岸多，但作为一个新开埠口岸已经奠定了日后的基础。

自开埠后给珲春带来了很多的影响：外国的货物大量的进入珲春，冲击了当地的手工业，也导致了当地经济的波动；外国的势力尤其是日本的入侵，掌握了口岸很多重要的职位，1910年就已经在珲春商埠内设领事分馆及警察署，进行经济上的掠夺并对关税条例的制定插手，使得更大的利益归于列强；但同时也将比较先进的管理制度引进了口岸的管理中；在对外贸易发展的过程中也改善了珲春交通不便利的问题，口岸建设逐步完善，道路、通信等基础设施也逐步加强。

二、接二连三的打击——低迷期

这一时期大致从1913年到1915年，由于袁世凯当政期间对外妥协退让，承认一切列强所取得的权利，使得日俄进一步加大对中国的资本侵略，但本应持续发展的对外贸易也因为一些突发状况而持续低迷。

民国元年，在海关报告中记载，由于政局的变化，珲春经济出现了波动，俄国和日本对于经济也开始进行限制，为了鼓励贸易，一方面珲春开始修缮道路，“即当将道路修理，使车行便利，少倚天时。”另一方面鼓励将“森林金银煤各矿以及农产，日后更加进步于贸易上，鸡鸭及值果各项亦必大为相宜也。”这一年，猪、牛、鸡鸭等也开始列入贸易名单。进口外洋货物价值400310两，从俄国进口114934两，从朝鲜（多为日货）273595两，其余外洋杂货11781两，而这一年出口的豆饼及豆油达到163875两，杂粮53595两，家禽鸡蛋菜蔬为60676两。

到了民国二年，由于气候干旱和延吉发生兵乱，冲击了贸易，中俄之间的岩杵河的贸易几乎中断。这一年外洋进口货物达到405083两，基本与上年持平，但主要同日本贸易增加，达到252496两，英美也开始推销香烟，但俄国在油料上占据优势，共出口中国25270加仑石油，而日本仅为7050加仑，珲春主要对外输出产品仍然是豆类。

国内外形势给珲春口岸的贸易带来很大的影响。首先，海关和税收部门人员变动导致财政出现了运转问题，而沙俄也担心局势变化，对自己本国商人到中国的检查，和中国商人对俄国贸易检查都极为严格，一段时间甚至拒绝中国商人同俄国贸易，而中国政府交涉也未果；其次，中国币值兑换卢布也忽高忽低，多则可以高达1200卢布，低时跌到400卢布，这种经济波动对珲春经济造成严重损害；再受各省独立浪潮影响，中央对于珲春的管控已经很有限，给了外国势力的介入提供条件，加上以往条约的签订，日俄双方对于珲春乃至东北的战略争夺，使大量日本和俄国商品进入珲春。

通过这3年的观察，珲春自行开埠早期贸易处于贸易逆差（1814年以前对外贸易处于出超阶段），主要以豆类及豆制品为输出对象，但货物种类还是有所增加，而且外国势力也开始介入珲春市场，但由于刚刚开埠，海关的制度仍然不完善，加上周围不断有动乱，珲春经济经过刚刚开埠后的快速增长后逐渐处于缓慢提升过程。

三、国内外势力的“促进”——恢复期

这一时期大致从1916-1920年，欧洲地区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些欧洲列强由于忙于应付战事，对于中国的掠夺放缓。但是远离战场的日本与俄国却趁此时加大了对东北地区的资本掠夺和粮食输出的力度。1916年珲春海关在奉系控制下宣布断绝同内地贸易，自然而然贸易转向对外，即大量同奉系所依靠的日本进行贸易。同时，吉林省土地的开发利用进加快，政府鼓励垦荒，大批垦殖公司设立起来，从1916年，珲春县耕地面积从原来的28，000垧增为68，726垧，增长了一倍有余。同时，农产品也进一步商品化，输出额也越来越大。

日俄在东北势力的争夺首先体现在经济上，俄国在西伯利亚大铁路修建完成后，迫不及待的同珲春贸易，收购大量廉价农产品，售高价卖一些低廉的工业品，而日本则始终要求控制“南满”经济，后期又提出在俄国控制的“北满”也得到控制权。珲春在这一时期进口了大量工业品，也积极进行改革，早期海关税收记录还不是很完整，这一时期对于币值，船舶及牛车数量都有了详细记载。1916年，日本先后准备在5月27日刺杀张作霖和汤玉麟，但行动均宣告失败，8月13日中日发生“郑家屯时间”，引发军事冲突，为了缓解日本的军事政治压力，同时也为了避免加入黎元洪，段祺瑞之间的争斗而陷入割据势力争夺，张作霖宣布同内地断绝贸易往来，将贸易逐渐转向日本。

除了日俄，美国也插手珲春地区的经济，通过调停周旋的手段攫取珲春附近交通运输权，为运输粮食到口岸提供了方便，也是为本国的利益获取提供了便利。但另一方面也是发展了珲春的道路建设，促使口岸的经济腹地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为以后对外贸易持续增长奠定了基础。而此时的国内军阀林立，控制北京政府的皖系主要受领段祺瑞亲日，依靠日本打压其他军阀与压制百姓，所以在经济上也给予日本很多的特权。1917年在段祺瑞重任中华民国国务总理后，不惜出卖国家权益，向日本大量借款，合计借款5亿日元，其中的西原借款一项多达1.45亿日元，包括有吉会铁路、满蒙四铁路、吉林、黑龙江两省的森林和金矿、有线电信、参战、交通银行等八项借款，珲春周围森林，煤矿资源也被划入抵押范围内，导致珲春对外贸易资源的减少。虽说这一时期很多的对外贸易的利益被列强掠夺，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珲春口岸已经走出了前一个时期的低迷，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四、国内国外控制下的“自主发展”——增长期

这一时期大致从1921年延续到1931年，珲春口岸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磨合发展期，终于在国内国外势力相对平衡的牵制下快速的增长。国内还处于军阀争权的混论局面当中，第一次直奉战争后，东北地区被奉系控制包括珲春在内的口岸有了较为稳定的管理，为其贸易奠定了“和平”发展的坏境。

但此时与俄国对外贸易上发生了改变，1922年苏联政府接管远东地区，苏方禁止边境私人贸易，珲春的中苏贸易开始急剧下降。到1925年，经由朝鲜的贸易占珲春总贸易额的96%，相反，盛极一时的经由俄国的贸易仅占贸易额的0.3%。且十月革命后，苏维埃俄国将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改为军港，它是珲春口岸进口重要的道路之一，所以珲春口岸在俄国方面的对外贸易有很大的损失。还封锁了边境，除了小额贸易（1925年停止）和私人密运之外，停止了对华贸易。

在1922年中俄贸易丧失后，珲春被迫“日化”，遭受日帝的经济统治，根据1929年珲春县商工会统计，珲春对日输出额高达907，909海关两，占输出总额的95.7%；输入日货902，850海关两，占输入总额的97.8%。并且日本为奉系所投靠，利用珲春口岸向东北输入了大量的棉织品、钢和铁、衣服及附属物，大量运出豆饼、大豆、煤及焦炭、柞蚕丝、铁及其制品，即使从1912年已经颁布“防谷令”，但是日本还是通过外交手段强行运出谷物到本国。在珲春随处可见日本的火柴、香烟、罐头、化妆品、眼镜、牙刷牙膏，就连信封信纸都从日本进口。朝鲜此时被日本控制，珲春码头和西崴子码头的对外贸易也全都于1922年转向了朝鲜，珲春和朝鲜间的运输全靠河运，帆船从珲春码头（现酒厂南侧河边）起航顺河而下，经西河口进图们江，驶向朝鲜雄基等地。到1925年，经由朝鲜贸易占珲春总贸易额的96%，相反，盛极一时的经由俄国的贸易仅占总贸易额的0.3%，与清来民国初的珲春贸易出现了相反的局面。1926年至1930年珲春码头比较兴盛，吞吐量逐年增加，1935年后逐渐萧条而停办。

国内，自1924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为了缓解财政困难、争取民心以及巩固其在党内派系斗争中的地位，也为了打击北京政府、树立“独立国家”的形象，便开展了关税自主运动，与美英日签订了关税自主的协定后，在一定的程度上为对外的自主贸易提供了政策上的优势，与此同时国内也有抵制洋货的风潮。“1924年在珲春吴珍、孙东生等人创办民生火柴股份公司，资本大洋3.5万元，产品不仅与垄断珲市的日本火柴竞争，还输出到延吉、汪清、和龙等县；1924年4月，孙东生创办大同汽车公司，资本5000日元，经营从县城至图们江沿的交通，营业年见发达。1928年8月，孔宪琳创设利通电话公司，资本大洋1万元，机电料购自日本，在城乡内外及商埠新市街、旧市街为营业区域，营业甚为发达。”

除此之外，随着农业工具的提高和机械生产的推动，农作物增产并且商品化程度日益提高，为珲春农业和手工业向商品化发展提供了条件。“1918年珲春有粉坊33家，年产粉条20万斤；珲春除去商埠街，尚有木铺、铁匠炉、银匠铺、纸匠铺、皮铺、成衣铺、鞋铺、酱房及咸菜铺、油房、果饼铺、豆腐房、粉房、磨房、染房、写真馆、印刷铺、黄酒馆等铺户百余家。”在很多商品能自产自销以后，出口的货物结构也不再是单一的农产品及其制品，而是涉及到很多的机器工业产品，促进了出口贸易的发展。此时，珲春城镇交通通讯也有了进一步发展。“1919年政府开始筹集财力、人力对各处损坏道路进行修缮，此后珲春通邻县道路有通延吉、通东宁、通汪清、通吉林等四条，通朝鲜境有通庆源郡、通雄基港、通庆兴郡、通训戎镇等四路，通俄境道路有通岩杵河、通蒙古街、通海参崴等三条。”

由此可见，在与日朝的密切贸易、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珲春乃至整个东北地方的发展，都为珲春口岸对外贸易的数量和种类不断地攀升提供条件。

但随着贸易网的改变，珲春口岸被日本一家独占。“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随着珲春对外贸易的一蹶不振和日本帝国主义二港二线计划的初步实现，以及吉会铁路的通车，使图们清港的对外贸易日胜一日，致使珲春再次失去图们、延吉一线的货物来源和消费市场。”珲春失去了远到吉林，近至延边地区所占有的经济地位，人为的封锁使珲春变得偏僻、闭塞、萧条，从此珲春口岸失去了它本应有的对外贸易的价值，也使得它直到现在与同时期的商埠相比显得落后。所以，本文的目的在于回顾珲春口岸历史上在对外贸易方面的特点，以使更多的人能关注到珲春口岸地理环境及贸易区位的优势，也为现在的东北亚新出口珲春口岸提供历史借鉴，以更好更快的发展成中国再一个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

参考文献：

[1]《东省经济月刊》民国19年，第16卷.

[2] 马扎亚尔：《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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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方敏，金敏雄主编 《东北亚明珠——珲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第65页.

[6] 《珲春文史资料第三辑》 吉林文史出版社，第16頁.

[7] 海关两为清朝计算进出口物资的基本单位，按1889年（光绪15年）比价每两白银兑换中国制钱或官帖三千文.

[8] 《延边历史研究第三辑》 延边历史研究所，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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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珲春县志》 吉林文史出版社，第356-358页.

[11] 《珲春县志》吉林文史出版社，第515-516页.

[12] 《珲春县志》吉林文史出版社，第515页.

[13] 《延边历史研究第三辑》 延边历史研究所，第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