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对安乐死问题展开的公众性讨论,引起了邓颖超的兴趣,也赢得了她的支持;这一年,一个名叫杨怀定的上海普通工人摇身变为大款,被人称为“杨百万”;这一年,海南建省创办全国最大经济特区,吸引了无数内地人前去发展;这一年,抢购风潮从上海蔓延至全国,一度使得市场局面混乱;这一年,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第一次为中国大陆赢得A级电影节重要奖项。
邓颖超支持安乐死
1988年1月2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黄金时间的《午间半小时》节目中开辟《我谈安乐死》专题讨论。邓颖超以普通听众的身份亲自向中央电台致信,认为安乐死这个问题是唯物主义观点。她说:“我在几年前已经留下遗嘱,当我的生命将要结束,用不着用人工药物延长生命的时候,千万不要用抢救的办法。”
关于安乐死的讨论,反映了那个时代国人的开放心态。
1987年第8期《民主与法制》杂志,报道了1986年6月发生在陕西汉中市的全国首例安乐死杀人案后,不少报刊结合中国国情,对安乐死问题展开了公众性讨论。原以为视“杀生”为大逆不道的中国人很难接受安乐死,出乎意料之外,人们对这一陌生又新鲜的事物普遍持理解态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午间半小时》节目中也对安乐死问题展开了专题讨论,收到的350余封信中,有10%的人对安乐死持否定态度,90%的人赞成实施安乐死。
同年,卫生部主管的《健康报》收到了500余封读者来信,对安乐死持赞成意见的也占90%。
1988年5至6月间,中华全国总工会干部张凤鸣就安乐死可行性问题,进行了500例问卷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