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未君


以前写过一篇《浅论近代刻铜文房的金石学属性》(见《艺术中国》2012年第11期)的文章,谈了对刻铜文房与金石学的肤浅的认识,大概包括三个方面:一、金石学的定义及铜刻的历史;二、陈寅生与金石学;三、民国刻铜文房中的金石学元素。最后得出“刻铜收藏研究应在金石学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结论。几年过去了,光阴虚度马齿徒增,认识也没什么深入,再来谈刻铜文房和金石学,也还似老调重弹。但有些心得换个角度说说,意在为感兴趣的藏友提个讨论的由头,抛砖引玉,希望藏友们批评指正。
话题也大概从三个方面说起:
一、晚清(刻铜文房产生时)的金石学氛围
铜刻的历史源远流长,但我们要说的刻铜文房主要兴盛在晚清。按一般的说法,晚清始于道光,历经道咸同光宣直到民国成立,宽泛一点可以顺延到民国初年。清代初期,有关金石的研究是朴学的基石,主要用以考证典籍的异同,纠正史实的谬误,增补史料的缺失。代表人物为经学家,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乾嘉时期,由于文字狱的高压,文人学士潜心金石,带来考据学的兴盛,形成“乾嘉学派”。钱大昕、王昶、阮元、翁方纲等成为这一派的中坚力量。道光以后,情形有了显著的变化。研究成果显著,藏家辈出。一些大收藏家由于位居高官,社会地位高,逐渐掌握了文化的话语权。这时的金石研究,有收藏宏富、鉴别精严、群体考证的特点。在收藏的种类、数量和质量等方面都超过了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