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尔诺贝利悲剧：推进“公开性”与结束冷战

左凤荣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位于乌克兰境内，离乌克兰首都基辅130公里处的第聂伯河支流普里皮亚特河畔。电站于1977年建成并投入使用，在1986年时已有四座反应堆在工作，另有两座正在建设过程中。1986年4月26日（星期六）1时21分，正在进行实验的核电站4号机组发生爆炸，爆炸产生的冲击波掀掉了反应堆的钢筋混凝土盖，引起大火，放射物质从无防护的反应堆建筑物中泄漏出来，酿成了人类和平利用核能历史上的最大灾难。此事虽然已经过去30年，但受此次核爆炸影响的地区仍然处于核辐射之下，还有许多人忍受着核辐射的煎熬。30年后再次审视这一事件，其影响远不止于此，可以说，切尔诺贝利事件对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也有直接影响。

1985年3月，在送走了三位老人之后，苏联终于有了一位年富力强的领导人——54岁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上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伊始，戈尔巴乔夫便开始着手扭转国家日益衰落的局面。1986年2月，苏共召开了新领导人上任以来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戈尔巴乔夫在向苏共二十七大所作的报告中称：“列宁强调指出，人的生命、人的全面发展的能力是最大的价值，社会发展的利益高于一切。苏共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是以此为目标的。”大会确立了加速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方针，“加速的战略要求完善社会关系，革新政治机关和意识形态机关的工作方式和方法，加深社会主义民主，坚决消除怠工、停滞不前和保守主义，即消除阻碍社会进步的一切东西。”然而，两个月后发生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事件以及随后对事故的处理表明，苏共长期形成的体制有自己的运行逻辑，最初的处理措施与苏共以往对待灾难事故的方法并无二致。

虽然苏联政府也尽力消除事故的后果，不少人为此付出了生命，但苏联处理此事故的方式方法一如既往，让人诟病。

一是信息不透明，没有及时向民众通报。当时苏联的报刊、广播和电视对此保持沉默，大众对此一无所知。到4月26日晚，全世界都知道了苏联核电站发生了事故，但莫斯科却在沉默，苏联领导人并没有意识到所面临的巨大危险。27日，东西方的大众媒体都在关注此事，并要求苏联政府说明真相。4月28日上午11时，苏联政治局终于开会研究这个问题。晚21时，苏联的电视和广播才在新闻中发布公告，简单地向公民通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了事故，一座原子能反应堆受到损坏。正在采取措施消除事故后果。受到影响者正在得到救助。已经为此成立了一个政府委员会。”然而，公告并没有说出现了核泄漏事故，也没有提示居民进行防护。4月29日，上述官方消息才见诸报端，而此前消息早已不胫而走，传闻很多，民众对事故深怀恐惧、对官方表示不信任。4月30日，苏联部长会议发表公告，宣布：“由于过去几天所采取的措施，泄漏的放射物质已减少，原子能电站地区和电站村的辐射程度已经降低，反应堆处在熄灭状态，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和附近地区的辐射状况并没有引起危险，饮用水以及河水和水库的水质符合标准。”在苏联政府的误导下，普通百姓并没有重视这一事故，没有意识到这次事故的严重后果，从切尔诺贝利开出来的车辆没有经过任何处理就驶入基辅市区，造成核尘的人为扩散。英国、法国等西方国家纷纷把他们的公民撤出乌克兰首都基辅。然而5月1日，基辅照常举行游行，民众暴露在有辐射的环境下。

二是官员的不负责任，把这种非常事故当做一般化事件处理。苏联不重视核电站的安全工作，没有处理此类事故的应急准备。事故一发生，消防队员就到现场灭火，第一批参与灭火的消防员基本都牺牲了。4月26日晚20时，政府临时工作委员会乘专机到达切尔诺贝利，并接管了核电站的管理工作。27日早晨，直升机驾驶员和化学部队赶到，防化兵司令皮卡洛夫将军同时飞抵事故现场指挥。从27日下午14时开始，疏散靠近核电站的普里皮亚季镇的居民，三个小时后，该镇成了一座空城，四万多人被迫离开家园。由于苏联长期没有进行过有关防核辐射方面安全知识的教育，对于救援人员也缺少必要的防护措施，许多救援者和记者也受到了核辐射的伤害。直到5月14日，戈尔巴乔夫才发表电视讲话，首次向民众介绍了这次核事故。戈尔巴乔夫强调，苏联政府第一次遇到這样的事故，但一得到确切的消息就告知了民众，并通过外交途径通告了外国政府;他表扬了为消除事故做出贡献的人，感谢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社会对苏联的帮助。显然，戈尔巴乔夫并没有向民众说出实情，而且他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坦诚地对待民众。

切尔诺贝利事故不是一般的事故，其后续工作没有尽头，邻近苏联的欧洲地区也受到核辐射的影响，国际社会的谴责给了苏共领导人造成很大压力，并促使其改变做法。戈尔巴乔夫在2012年出版的回忆录《扪心自问》（中文本译名为《孤独相伴》）中说：“对我个人来说，切尔诺贝利是改革时期重大转折性事件之一，也是我人生的重大转折性事件之一。经受过去的许多困苦，重新思考，得出面向未来的结论，我可以这样说：我的人生分为两个时期——切尔诺贝利事故之前和切尔诺贝利事故之后。” 切尔诺贝利事故促使戈尔巴乔夫调整政策。在内政上，加大了“公开性”的力度，该政策成为苏联激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前奏;在外交上，竭力缓和与美国的关系，努力退出军备竞赛和结束冷战。

戈尔巴乔夫在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后大力提倡“公开性”，最直接的原因是苏联掩盖事故信息的做法受到国际社会的指责。正如学者皮霍亚在《苏联政权史》一书中所说：“在报道这次悲剧中，政治局采用了‘有控制的公开性’，这不仅仅败坏了自己的名声，而且从法学意义上讲，掩盖真相就是犯罪，因为秘而不宣或者不及时通报，对数十万人的健康和生活造成了危险，苏联政治领导人必须对此承担责任。”在这一背景下，民众要求知道真相，国际社会也要求苏联提供真实的消息，这一切促使戈尔巴乔夫把“公开性”作为民主化的重要杠杆。

提倡“公开性”还有一个意图是借此触动各级保守无为的官员。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暴露了苏联体制深层次的问题。戈尔巴乔夫在《扪心自问》中写道：在事故发生后，苏联科学院院长和重型机器制造部部长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没什么大不了的。之前也有工业反应堆发生过同样的情况，他们都解决了。为避免核辐射，就需要多喝水、吃东西和睡好觉。”这种不靠谱的说法和对民众漠不关心的态度，充分暴露了苏联官员与民众的关系。事故发生后，布良斯克州的一位教师用他教学用的仪器测出了核辐射，他回忆说：“那时收音机里只说，切尔诺贝利发生了爆炸。我去找政府，把我仪器上的读数给他们看，他们说你的机器坏了，或者是你不会用。天上下了黄色的雨，但没有人出来解释。直到5月3日政府才承认发生了核事故，并说这对我们会有影响。”对于这些麻木不仁，置民众利益于不顾的官员，戈尔巴乔夫想通过推行“公开性”，让报刊揭露苏联社会的阴暗面和官员的无所作为，从而向不愿改革的官僚施压。

切尔诺贝利事故促进了“公开性”的实施，“公开性”本身又对苏共的激进改革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可以说苏联改革走上激进之路与切尔诺贝利事故直接相关。

 戈尔巴乔夫说：“我的人生分为两个时期——切尔诺贝利事故之前和切尔诺贝利事故之后。”

与此同时，切尔诺贝利的核灾难也让戈尔巴乔夫看到了苏美军事竞赛的危险性，促使戈尔巴乔夫缓和与美国的关系，并进而结束冷战。戈尔巴乔夫在1986年5月14日的讲话中，还呼吁国际社会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框架下加强合作，建议尽快和里根在欧洲任何一个城市举行会晤，希望在国际舞台上加强核能合作。戈尔巴乔夫采取了很多措施，急切地谋求与美国改善关系。

1986年10月，应戈尔巴乔夫的要求，戈尔巴乔夫与里根在冰岛的雷克雅未克会晤。戈尔巴乔夫同意接受美国的建议，即两国拥有同等数量的中程导弹，其余全部销毁;里根保证十年内不退出美苏两国于1972年签署的《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并在该条约允许的范围内从事导弹防御系统的研究与实验。苏联同意了美国提出的进行现场核查的要求，但美国拒绝了苏联提出的停止核试验的建议。1987年2月，戈尔巴乔夫同意将限制中程弹道导弹与限制太空武器分开解决。7月，他又接受“全球双零点方案”，即在全球范围内消除美苏所有中程、短程导弹。苏联不仅同意销毁部署在欧洲的全部中短程和中程导弹，还同意销毁苏联部署在亚洲的这类导弹，12月8日，苏美领导人在华盛顿签署了《苏联和美国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1989年12月，戈尔巴乔夫与布什总统在马耳他会晤，确认两国关系的对抗时期结束，不再视对方为敌人，苏方重申不再干涉东欧国家的内政;美国则宣布削减在亚太地区驻军的15%，撤销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销毁在欧洲的战术核武器等。

冷战出乎意料地和平结束了。美国学者梅尔文·莱夫勒教授认为：“在冷战走向结束的历史进程中，如同冷战发生发展时的情形一样，领导人所起的作用依然是相当重要的。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所起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如果没有戈尔巴乔夫，也许便不会有冷战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結束的历史大事变。”正是切尔诺贝利事故让戈尔巴乔夫看到了核脱离人类控制后的危险性，他强烈感到，为了全人类的生存利益，苏美需要结束对抗，共同消除核战争的威胁，这对人类是幸事。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