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陶泽如　张艺谋拍《老井》饿了三天，我演焦三爷饿了两天

采访、文/滕朝



专访陶泽如张艺谋拍《老井》饿了三天，我演焦三爷饿了两天

采访、文/滕朝

吹唢呐这种民间艺术，很讲究。在丧礼上道德平庸者吹两台，中等吹四台，上等吹八台，只有德高望重，才有资格吹“百鸟朝凤”。整个无双镇，只有四方闻名的焦家班班主焦三爷能吹得这首“百鸟朝凤”——这就是影片《百鸟朝凤》名字的由来。

陶泽如就饰演焦家班班主焦三爷。这是第四代导演吴天明仅有的10部导演作品中的最后一部，当这位中国第五代导演的伯乐离去2年后，影片终得上映。谈及和吴导的这次唯一合作，陶泽如由衷敬佩吴导在影片中表现出对于传统文化悲天悯人的情怀，“这部片子就是导演吴天明的精神自传，他本人就是一个很有骨气的人”。

拍焦三爷生命垂危那场戏前，导演不经意讲起母亲去世时的心情，因为当时在拍《首席执行官》，没能回去，用他的情感带动我的情感。”

《电影》：吴天明导演选演员的眼光是很独到的，之前找张艺谋拍《老井》就很成功。《百鸟朝凤》这部戏是怎么找的您？

陶泽如：像我们这个岁数的演员跟吴导合作是可遇不可求。最早把剧本发给我时，还以为只是帮他串两天戏或者两场戏，看完剧本才知道是一个很重的角色。当时我正在江苏拍杨亚洲导演的一部戏，有一天吴导打电话让我抽空来北京见一面，我就请了一天假去了北京。吴导有句话让我印象深刻“我找的是最合适的演员，不是最贵的演员”。这次见面后第四天，给我打电话说，让我来演焦三爷。

《电影》：您怎样理解焦三爷这个角色的？

陶泽如：他是个很大气硬朗的人物，有时候会像个毒辣的太阳，会杀菌，有时候也很温和。影片中很多场景是在西北的湿地拍摄，有一大片绿色芦苇荡，导演这次没有展示西部的黄土地，而是用这种环境来表现焦三爷这个人物除了硬朗之外柔情的一面。

《电影》：吴导拍戏有个习惯，就是拍之前要让演员去体验生活。

陶泽如：我们拍摄地是在陕西合阳县，本来是马上就要拍的。但导演说不要着急，再缓几天，下去多感受感受生活，剧组就提前将近十天到拍摄地。开机之前，吴导还像以前人民公社那样，给全体剧组人员开了场动员大会，让大家热血沸腾。我们就带着一些小演员割麦子、提水、挑担子，还要跟影片中的那只狗搞好关系。这些对我都没有问题，十来岁就被下放苏北农村，干过很多农活，插秧、挑担子、割麦子、开河挖泥，都会。

《电影》：对您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应该是吹唢呐吧？

陶泽如：对，能吹响都不容易。剧组有个师傅专门教我们怎么吹唢呐，手型怎么摆，使劲吹的时候嘴型、脸型是怎么样的。手指比较大一些的比较沾光，一般人喜欢用最上面的指肚按住唢呐的孔，其实应该要用二指肚按唢呐的孔。在片场，一有空的时候就拿起来练一下，起码动作表情要跟得上节奏。

《电影》：焦三爷躺在病床上生命垂危的那场戏特别打动人，当时您和导演是怎么设计的？

陶泽如：首先形象上让自己看上去令人信服，我在脸上点了很多老年斑，把牙齿涂成黄色。这是一场内心情感很强烈的戏，外表上又不是很张扬，所以接到这场戏的通告后，就饿了接近两天。张艺谋在拍《老井》那场井下重头戏的时候，起码饿了三天。我也用这种方法，表现人物的虚弱感。拍这场戏之前，导演还不经意讲起他母亲去世时的心情，因为当时在拍《首席执行官》没能回去，用他的情感来带动我的情感。

吹唢呐这种民间艺术，很讲究。在丧礼上道德平庸者吹两台，中等吹四台，上等吹八台，只有德高望重，才有资格吹“百鸟朝凤”。

《电影》：影片中“百鸟朝凤”这首曲子并不是随随便便就吹的，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可以？

陶泽如：“百鸟朝凤”原本是个欢快的曲目，在影片中我们把它改成一首哀曲，更加庄重，听起来有一种敬畏感。在戏里，只有德高望重的人，死后才能值得为他吹首这样的曲子。戏里正好有一个很有钱的人家，葬礼场面搞得很大，想加钱让焦三爷吹一首“百鸟朝凤”，焦三爷拒绝了，这不是钱的事。还有另一个村的老村长，打过鬼子，剿过土匪，给村里人打井时，被石头砸坏了几根肋骨，焦三爷在葬礼上主动为他吹了一首“百鸟朝凤”。

《电影》：这首曲子在影片中共出现了两次，除了您刚说的那一次，影片结尾徒弟天鸣在师傅的坟前也吹了一次。

陶泽如：结尾这个镜头很有含义，寄希望于下一代，把这门技艺传下去。这里加入了一点幻觉的东西，焦三爷微微一笑，然后转身毅然决然地走掉了，而且很飘逸的那种，就是说你们自己思考你们的人生吧。

《电影》：影片中的徒弟叫“天鸣”，和导演吴天明正好同音，是导演有意设置吗？

陶泽如：这个我还没有细问，但是肯定有导演创作的内心境界和情感在里面。这就是导演吴天明的精神自传，影片中的“天鸣”很像他，有一种精神的再现。

“陈凯歌说吴导拍这部戏就是‘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电影》：影片中的焦三爷和天鸣一直坚守传统文化技艺，但是这条道路却特别的孤独，很多人都中途放弃了。

陶泽如：这就是吴导的一种内心宣泄，他中间可能也有很长时间的困惑、痛苦、孤独甚至无奈，但最终还是坚持。就像陈凯歌说吴导拍这部戏就是“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电影》：据说拍完这个片子之后，吴导还有很多其他计划？

陶泽如：我们在喝酒的时候他讲过，是有些计划的，起码再拍三到五部，可能要先搞一个舞台剧，像民族、歌剧或者音乐剧的那种感觉。我觉得他演《飞越老人院》，和做导演拍《百鸟朝凤》，是他艺术创作上的第三个阶段。他早期的作品《没有航标的河流》、《人生》、《老井》属于他的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变脸》、《首席执行官》。在拍《百鸟朝凤》前后这段时期开始重新启航，像一个拿起武器的斗士。特别可惜，第三个阶段刚开始人就走了。

《电影》：其实，您是和第五代导演一块成长起来的，您的第一部作品也是第五代导演的开山之作《一个和八个》，当时是怎么找到你演这个角色的？

陶泽如：当时很多角色都定了，就这个主角还没定，剧组想找一个又黑又瘦的演员。我那时候还留着长头发，他们就让我回去等消息。等了将近二十天左右，来了电报，叫我去，一到那就剃光头，到了一个离城市三十公里的水库那边，陈道明他们已经在那待了半个多月了，晒得黑黑的，我也要跟着晒，每天就穿着短裤，住在湖边上的一个招待所。

《电影》：当时也是在西北拍的吧？

陶泽如：河北那边，还有不少是在宁夏银川，要拍平原。那的鹅卵石非常坚硬，跟人的性格能够结合起来，这是他们很严格的一种设计，尽可能像拍出黑白片的效果，这个是印象比较深刻的。

《电影》：您拍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部片子日后会成为中国电影史上一部很重要的作品？

陶泽如：当时几乎绝大部分创作者都没有想得那么远，但我们试图在创作方式、审美和品味上与当时的电影有一个区别。只是拍完以后在电影圈引起轰动，我们才又回过头来对片子美学等方面进行重新认识。

《电影》：从第四代到第六代导演，您都合作过，您觉得他们之间的区别在哪？

陶泽如：第四代的导演喜欢拍一些跟历史刚刚过去的东西，有一些反思，像《百鸟朝凤》就是讲面对商品改革大潮的转型期，人在文化和精神上的困惑；第五代喜欢拍一些历史、战争有关系题材。第六代可能就是更加现实一些，瞄准底层小人物比较多。

《电影》：现在的中青年演员您有比较看好的吗？

陶泽如：像是姜武、孙红雷、廖凡、王新源、李晨、邓超、黄渤、张译等这些演员的表演还是很耐看的。

制片人杨子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