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孩子当年是留守儿童

文/谢萍

我的孩子当年是留守儿童

文/谢萍

留守儿童在今天泛指父母外出打工，留在乡村和祖辈一起生活的孩子。然而早在上世纪60年代，我的孩子就已经是名副其实的留守儿童了。

为了支援边疆建设，从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我和丈夫在西藏工作了20多年。我们从事的是文艺工作，经常下农牧区、去边防部队演出，又因为高原缺氧的环境，无法把孩子带在身边。我的大儿子出生在陕西合阳，并一直跟随爷爷奶奶生活，4岁时奶奶过世，他才在西藏驻陕办事处保育院全托。“文革”中保育院撤办，他又随在西安工作的三叔生活至高中毕业。我的小儿子出生在我娘家四川三台，先请保姆代养，后又寄养在陕西兴平二叔家，直至上小学时才重返四川，在姥姥任教的一所乡村小学上学直至姥姥退休，然后又在四川江油舅舅家生活至上初中。

那时按国家规定，每3年才有一次探亲的机会，所以分别生活在川陕两地的哥俩，也只能在我们探亲时，大家才能见上一面。1962年我回合阳生老大时，丈夫随演出队去了中印边境，慰问参加自卫反击作战的部队将士。产假结束我即返藏，一位邻家大嫂“粗俗”地对我说：“你这生个娃，就跟鸡下了个蛋，撇下就不管啦？”我只能苦笑而无言以对。再一次见面，孩子已3岁了，他根本就不认识亲生父母，怯生生地搂着奶奶的脖子不肯让我们抱。他奶说：“这是你的爸爸妈妈，快叫呀！”孩子看了看两个“陌生人”，竟指着墙上我们的双人像说：“爸爸妈妈在那儿！”因为3年间娃他奶总指着照片对他说：“这是你的爸爸妈妈。”小儿子的情形与此也大体相当，我生下小儿子3个月后就同孩子他姨一起，抬着熟睡在摇篮里的他，送到了保姆家……3年后，他躲在保姆身后，怎么也不肯跟我们走，他爸一急硬抱上他就出了门，他一路哭闹着一把一把发狠地抓他爸的头发，我们忍着心酸，赔着笑脸，把他带到县上最大的百货店，一包糖果、一把玩具枪的“贿赂”才让他安静了下来。可一到天黑，他又哭闹着要去找婆婆（保姆），无奈只好送他过去，第二天再去接。那次为了能让他乖乖地同我们回陕西，只好让他熟识的姥姥同行了，可惜刚和他熟悉，我们又无奈地与他分离了。

三年复三年，当哥俩一个20岁、一个13岁了，我们才调回了内地。他们的童年，少了许多应得的父母之爱，这成了此生无法弥补的一大憾事。当然我们也很苦，我常在礼拜天看见藏族同事带着孩子出去玩时偷偷抹泪，想家人了也只能看看照片。有一年探亲结束返藏，我们把小儿子送到兴平他二叔家，一整天我强忍心酸做欢颜，晚上偷偷离家去车站，不曾想孩子似有预感，竟然躲在院外墙角，偷偷地望着我们离去，这一情形被我无意间发现，等送行的二叔等人一离开，我终于忍不住了，便在候车室里放声大哭，同时浮现在眼前的还有大儿子曾扒在西安火车站外栅栏上，那难舍父母离去的忧伤的目光……1976年探亲返藏时，我们带上了大儿子，想让他随我们在拉萨生活3年。谁知一年后，团里接中央任务要赴广州交易会为国事演出，无奈之下，我们只好把14岁的他托付给了司机朋友，让他先坐汽车从青藏公路到格尔木，再独自上火车返回西安，其间的艰辛和经历他至今不能忘怀。

当然，当时的许多援藏干部的情形也都和我们差不多。当年成都有个西藏保育院，那里收的全是父母亲均在西藏工作的孩子，每当有人去探望自己的孩子时，其他孩子争抢着拉他（她）的手叫爸爸或妈妈，看了不由得不让人心酸。有一个家在重庆的同事回家探亲，到了晚上，女儿对他说：“天都黑了，你快回你家吧！”他说：“这儿就是我的家呀！”然而女儿竟哭闹着一定要让这个“陌生人”离开，无奈的他只好在家门口的街边蹲着，形同乞丐。他告诉我们说：“女儿入睡后，我才像贼一样溜回了屋。”第二天他爱人买了只鸡，孩子竟悄悄地对妈妈耳语：“妈妈，等那个人走了以后我们再吃吧！”回藏后他酸涩风趣地说：“我辛辛苦苦在西藏挣工资寄回家，没曾想竟养了一只白眼狼！”

2008年著名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玛来西安演出，她让我陪她去西京医院看望一位曾经援藏工作过的老干部。在医院，才旦卓玛动情地指着病人又指指我，对周围众多闻讯而来的医护人员说：“他们把青春献给了西藏的建设事业，藏族人民忘不了他们！”那一刻我热泪盈眶，20多年的艰辛瞬间化为乌有，内心涌动的只有激动和骄傲。才旦卓玛的赞誉代表了藏族人民的心声，这里面也有一代不被人知的留守儿童的一份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