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湖北武昌府育婴事业发展概况
——以育婴堂局为中心

夏　雪

(苏州大学 社会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清代湖北武昌府育婴事业发展概况
——以育婴堂局为中心

夏雪

(苏州大学 社会学院，江苏 苏州215123)

[摘要]清代是育婴堂局兴起并逐步发展完善的时期。这一时期，湖北武昌府育婴堂局经历了起步、低潮、复兴的历史嬗变。武昌府育婴堂局从一开始带有浓重的官方特色，随着其日渐发展，社会力量参与其中，官民开始精诚合作，逐渐形成了官方主导型、官民合作型、社会主导型的育婴堂局。

[关键词]清代武昌府：育婴事业；育婴堂

育婴堂局，是传统慈善组织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传统慈善体系中占据着重要位置，是一种专门收养弃婴、无亲人婴儿的机构。它出现于明清之际，康雍乾时期达到巅峰，民国时期逐渐走向衰落，解放初期逐步被近代慈善组织所取代。清代武昌府①作为湖北的门面，其育婴事业发展较为成熟和完备，值得探讨。故本文根据清代武昌府各县志等史料，以清代湖北武昌府育婴堂局为考察对象，对武昌府的育婴堂局设置情况进行了简单梳理，并尝试分析其类型，揭示其特征，以期今后研究的深化。

一、清代湖北武昌府育婴事业发展概况

中国育婴慈幼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先秦时期。《周礼·地官司徒》将“慈幼”列为保息六政之首。郑玄将育婴简述为“与之母，与之饩”，即由政府向有婴孩的家庭供给乳母和食物，此即育婴所之始。[1]“即周礼地官司门之遗意，后之好善者又即其意而推广之”，[2]于是就有了育婴堂。清代各省几乎都设置了育婴堂，经费也不再局限于官款，且有专门的管理监督制度，相比之前有较大的发展，甚至有研究者认为，清代的育婴堂与西欧的类似机构相比更为先进和合理。[3]据载，湖北武昌府育婴事业始于雍正年间。雍正二年(1723)蒲圻县创立育婴堂，成为武昌府育婴事业的滥觞(清代武昌府育婴堂局大致设置情况见表1)。

(一)雍乾时期：起步阶段

雍正二年以降，政府大力推广育婴事业，劝募好善之人在通都大邑人烟密集的地方广设育婴堂局，鼓励地方各种乐善好施行为。在政策的带动下，雍乾时期武昌府多县创办了育婴堂，开启了湖北武昌府的育婴事业的新纪元。这一时期，武昌府的育婴事业还处于起步阶段，创办的育婴堂相对较少。

史载：“蒲圻多义举，育婴堂其一也。”[4]蒲圻育婴堂，位于县封乐门。雍正二年(1723)知县张朱霖始建，当时因缺乏乳资，并未收养婴儿。直到乾隆四年(1739)，知县王云翔捐廉始收婴儿数十名，不久即废。乾隆四十二年(1777)，知县何光晟复修。江夏省城育婴堂，雍正九年(1731)由督抚司道始建于汉阳门内崇文三铺，因乳婴繁杂，乳妇夫役不敷而止。经费由盐商每月输银25两，另动支武昌厂口岸银2 000两。[5]从雍正年间至光绪末年，江夏省城育婴堂经历了数次改建、重建、迁移，但始终没有被废弃。乾隆四年(1739)，总督班第、巡抚崔纪等改建省城育婴堂于新兴一铺，比创建之初更宽敞，“署其堂之额曰保息同仁”。[2]乾隆四十六年(1781)，位于新兴三铺的武昌同知衙署被改建为育婴堂。次年，盐商道暨各属动之公捐银1 200两，将该育婴堂改建于粮道署左。[6]

表1　湖北武昌府育婴堂局设置情况表

雍正十三年(1735)，湖北出现了一次兴办育婴堂局的风潮，这一年至少有崇阳、罗田、黄梅、汉阳、云梦等13县设立育婴堂。武昌府崇阳县也在1735年始设育婴堂。雍正十三年(1735)，崇阳知县李五淳奉饬邑人士捐资始建崇阳育婴堂，“贩田二十六亩七分六厘，为哺婴资”，[4]但并没有育婴，形同虚设。

(二)嘉道时期：低潮阶段

就整个清代而言，嘉道时期，全国的慈善事业相对处于低潮，育婴堂废弃、重建较多，新建者较少。从1796年至1850年，全国新设育婴堂157个，占总数的16℅，远少于前后阶段。[7]这一时期，武昌府下辖只有6县有新建、改建、重建育婴堂的情况，其中3县是新建、2县是重建，只有江夏省城育婴堂经过改建。

道光十年(1830)，武昌知府裕谦与观察使德怀庭各捐俸3 000两扩建江夏省城育婴堂，增添房屋35间。每年十月至次年二月婴儿较多之时，添雇乳妇。并详订章程十条。次年，裕谦利用空闲房间修葺在育婴堂内社恤孤局，收四岁以上孤幼，亦订章程若干条。道光二十年(1840)，邑人唐国斡捐资于白鹤山麓建通山育婴堂，各乡以此为例亦有立局救婴者。[4]道光十九年(1839)，知州蒋公嘉瑞倡议捐建兴国育婴堂于大西门外。道光二十一年(1841)，知县重修崇阳育婴堂。同年，崇阳增生李梦松倡捐，修建崇阳河西堡育婴局并收养婴儿，由李立“早总其事”。吴光翰等四十人捐建崇阳台堡桥育婴局，“金侯办理育婴条例”。道光二十二年(1842)，通城知县林逢年在东城内建育婴堂，后改为宝兴馆，同治年间即废。

(三)咸同光时期：复兴阶段

1852年底，太平军进入湖北，此后湖北饱受战乱之苦，哀鸿遍野。战乱对武昌府的慈善事业破坏巨大，很多善堂房屋被毁，资产流失。战后重建中，社会救助与慈善事业得到重视，武昌府的育婴事业得以复兴。

蒲圻育婴堂和崇阳育婴堂，先后在战乱中被毁，蒲圻育婴堂于1858年得到复修。道光二十九年(1849)，兴国育婴堂因遭遇水灾被冲毁，后吉口里人阮承武“捐修本州育婴堂部授八品衔”。[4]咸同光时期，大冶县是这一时期设立育婴堂局最多的地区。同治二年(1863)，知县易振元捐廉提倡创办了育婴堂，分设大冶县城内、安昌、宣化、永丰、四会、城乡五个育婴局，城内捐屋一间，纳租生息作为经费。入不敷出时，则由各首事临时募捐。同治九年(1870)，邑人黄昺杰集同人聚金谋行善举。同治十一年，知县林佐捐廉俸白金，酌定章程，添设救生船等。次年，县建兴善堂，总办育婴、宣讲、惜字、救生、送牛痘、施药、水龙、送棺木等事务，各善款除救生船水手工食每年领银六十七两六钱八分外，其余皆由善堂提供，各项支出需具折禀县里备案。黄昺杰邀集四方有力之户各捐制钱若干，置办义田十八石余，铺屋一间。同治十二年(1873)监生郭文炳、生员胡润甲、职员胡希龄、生员余庆龄等捐设了大冶铁山南半堡育婴局。光绪九年(1883)，该兴善堂兼并滋德堂产业，并入光绪年间置办的铺屋四处。[4]1891年，为了平抑教案，清政府通令全国广设育婴堂。1891年冬，大冶知县在县粮仓旧廨设育婴局。接任林知县也不遗余力地推行育婴事业。在两任知县的努力下，大冶县建立了一个包括五总局十分局的育婴网络。

二、武昌府育婴堂的主要类型

从武昌府育婴事业的兴起到近代的转型，官方一直参与其中，民间社会力量所占的份额逐步增加，其发展的过程也是官民力量逐步走向协作过程。根据官民力量的沉浮，可将武昌府育婴堂局分为三大类型：官方主导型、官民合作型以及社会主导型。

(一)官方主导型

官方主导型育婴堂局，大都由官方主持修建，资产经费以官吏捐助和动支公款为主，社会力量有一定参与，但所占份额较少。据史料记载，这一类型的育婴堂局有省城育婴堂、设于省城育婴堂内的恤孤局以及蒲圻育婴堂(见表2)。

表2

省城育婴堂，是清代武昌府育婴堂局中官方色彩最为浓郁的，从主持修建到日常监督管理，都由政府出面，资产经费也大多来自官方：一是官款。乾隆四年(1739)，即批准湖北省城育婴堂利用典商生息，每月可以获得利息一百二十三两九钱，倘若盈余不够二十两时，可以在“船料盈余内动支”。[8]道光年间，知府裕谦在育婴堂内建恤孤局，其日常花销皆由盐道库支出。二是官吏捐廉捐俸。乾隆四年(1739)，省城育婴堂经各官公捐，改建于新兴一铺，比创建之初更宽敞。雍正十一年(1733)，藩司鈡保捐银二百两。乾隆八年(1743)，总督阿尔赛捐银二百两。道光十年(1830)，江夏省城育婴堂改建之时，知府裕谦与德怀庭观察各捐俸三千两，生息以为育婴堂经费之资。

(二)官民合作型

官民合作型育婴堂，通常由官方与士民共同倡议捐建，经费由官方与民间力量共同筹集。这种类型的育婴堂，武昌府共有4县设置(见表3)。

表3

武昌府育婴堂中，官民协作的典范，当属在两任知县及当地乡绅的共同努力下建立起来的大冶县包括五总局十分局在内的育婴网络。1891年秋为了平抑教案，清政府通令全国广设育婴堂。1891年冬，大冶知县在县粮仓旧廨设育婴局。兼并了原兴善堂，取用绅府乐捐、行户客捐、典商及铺户月捐，用余银置办西市四铺，门面房屋一所，每年收租金60串文；承袭宝善堂捐北外铺屋一所，每年收取租金10串文；另外遵行定章，在契税下每串另外收4文钱，用作全县育婴基金，由县署代收再转发四乡。为了鼓励城乡绅富参与，陆知县还捐廉倡率并延请绅富，绅富都踊跃参与。接任林知县也不遗余力地推行育婴事业。在两任知县以及当地绅民的共同努力下，大冶县建立了一个包括五总局十分局的育婴网络，这在湖北地区乃至全国都是独一无二的。

(三)社会主导型

这一类型的育婴堂局有别于前两种，它以社会资本为主，主要由民间力量集资创办并进行管理。这类型的育婴堂局，武昌府总计有7处，是武昌府育婴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见表4)。

表4

武昌府社会主导型育婴堂局的代表，当属大冶县的育婴局。1863年，大冶县南昌堡、南方堡、白坟堡三地，分别由乡绅平民创办了遂生、体仁、同登三所育婴局。遂生育婴局是监生刘焕斗等劝导族中人捐田一石五斗，专为族中贫乏者设立的。体仁育婴局乃监生刘凤池倡议捐建，共有资产田二石一斗，同为族中贫苦人建立。同登育婴局由周余庆、刘义芳等筹集资金创建。同治十二年(1873)，监生郭文炳、生员胡润甲等捐设大冶铁山南半堡育婴局。[4]

纵观社会主导型育婴堂局的发展历程，武昌府这一类型的育婴堂局大都建于道光以后，而且育婴堂局中的社会参与成分不断增加，官方渐趋于依赖地方，民间力量不断增加并发挥重要作用。[9]但是，官方一直参与育婴事业，并且始终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即使是民间力量创建的育婴堂局，地方官员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0]官方和民间力量的友好合作，极大地促进了武昌府育婴堂局的发展完善。

三、结语

湖北武昌府育婴事业，顺应历史潮流，于雍正二年首次出现育婴堂，随后育婴事业便在武昌府生根发芽、蓬勃发展。嘉道时期，武昌府的育婴事业出现了低潮，鲜有新建的育婴堂局。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湖北饱受战乱之苦，武昌府多数育婴堂局毁于兵乱。在战后重建中，社会救助与慈善事业得到重视，武昌府的育婴事业得以复兴。期间，武昌府也曾出现兴办育婴堂局的高潮，但是如昙花一现，被近代慈善组织所代替。育婴堂局，本是一种民间慈善机构，在其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了自身的特色。[11]但武昌府育婴堂局从一开始就打上了官方烙印。武昌府首先出现的是官方主导型育婴堂，从主持修建到日常监督管理，由政府官员出面，资产经费也大多来自官方。社会主导型育婴堂局，至道光后才逐步登上历史舞台，民间力量开始掌握部分话语权，但官方在其中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政府官员和民间力量的精诚合作有力地促进了清代武昌府育婴事业的发展。

注释：

①本文考察的“清代”，始于雍正年间终于光绪末。清代的武昌府下辖江夏、武昌、嘉鱼、蒲圻、咸宁、崇阳、通城、兴国、大冶、通山10县，本文所指武昌府以其中9县(嘉鱼除外)为考察范围，因个人能力及资料有限，武昌府所辖县级以下行政单位并不在此次考察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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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奇文.山东中医药志[M].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

[2]裕谦，沈云龙.裕忠节公(鲁山)遗书[A].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四十三辑[C].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

[3]万朝林.清代育婴堂的经营实态探析[J].社会科学研究，2003，(3).

[4]湖北府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5]黄永昌.传统慈善组织与社会发展——以明清湖北为中心[M].北京：光明出版社，2012.

[6]吴琪.明清地方力量与地方社会[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7]梁其资.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8]托津，等.沈云龙.钦定大清会典事例[A].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六十六辑[C].台北：文海出版社，1991.

[9]骆辉仔.明清徽州火灾及徽商的救助[J].哈尔滨学院学报，2014，(6).

[10]胡梦飞.清代苏北地区慈善事业中的官民合作——以育婴堂为中心的考察[J].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3，(2).

[11]王卫平，施晖.清代江南地区的育婴事业[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4).

责任编辑：李新红

General Situation of the Foundling Hospital in Wuchang of Hubei in the Qing Dynasty——The Infant Care Hospital

XIA Xue

(Suzhou University，Suzhou 215123，China)

Abstract：Qing Dynasty saw the uprising of foundling hospitals，during which the foundling hospitals in Wuchang of Hubei started and experienced up-and-downs. Since the very beginning this service is of official characters. The social parties gradually were involved in this practice. The foundling hospitals are classified as the government-led，government-civilian-cooperated，and civilian-led ones.

Key words:Wuchang in the Qing dynasty；infant care service；the foundling hospital

[收稿日期]2015-06-08

[作者简介]夏雪(1988-)，女，湖北随州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经济史、近代铁路史研究。

[文章编号]1004—5856(2016)05—0095—04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4-5856.2016.05.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