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重提《蒋公的面子》

麻文琦

友人杨乃乔教授邮发给我四篇文章，这是一场有关《蒋公的面子》的批评“接力”，起始于朱光女士的一篇小文，对《蒋公的面子》发表了些微词，可那是两年多以前的事了，吕效平教授去年底写了一篇反批评的文章，之后是宫宝荣教授挺身为朱女士作了番辩护。事情的确有趣，《蒋公的面子》大概是在2014年渐渐开始退温，与今相隔一年有多了，在信息时代，一年时间会让很多事情恍若隔世。杨乃乔教授却非常想让我把这场接力赛跑下去，我答应了。当然，鉴于我是后来者，在这场“话语游戏”中可能会要占些论述上的便宜了。

一

不妨先从朱女士的剧评说起。在2013年4月发表的剧评中，朱女士对《蒋公的面子》颇为肯定：“虽然该剧只有两个时段，但是所体现的人物、故事、妙语在眼下也相当触动观众。话剧的奇妙，就在于向观众直接展现‘灵魂在火上的炙烤，由此激发的联想使得剧目更加深刻、更有能量。” 不过在该年10月发表的名为《戏剧应如何表现特殊历史时期》的文章中，朱女士又对该剧提出了批评。尽管半年的时间里，观点发生变化是完全可能的，但让人产生困惑的是，其批评的理据非常奇怪。她敲打《活着》与《驴得水》时，板子是打在这块肉上的：“以集中负面要素，硬生生地揭开社会伤疤，血淋淋地展示给观众为‘卖点，让剧场体验尚不丰富的大量普通观众掏了钱、‘着了道，产生了两种危害性极强的精神误导——或顿感人生无望，活着无聊；或引发莫名激愤、价值偏差、族群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