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华侨林鹏侠西北考察述论①

王　力，纪振奇

(1.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甘肃兰州730020；2.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宁夏银川750021)



女华侨林鹏侠西北考察述论①

王力1，纪振奇2

(1.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甘肃兰州730020；2.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宁夏银川750021)

摘要：“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西北地区因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而逐渐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全国掀起了开发西北的热潮。在此情形下，女华侨林鹏侠独自远赴西北进行实地考察，提出了诸多具有建设性的解决西北社会问题的主张。

关键词：林鹏侠；西北地区；考察

20世纪30年代前后，随着民族危机的逐渐加深，西北地区因其重要的战略位置、丰富的资源，以及严重的灾荒等成了国人关注的焦点。正如《天津大公报》所载：“至于今日，东北沉沦，东南告警，人始注意国家之后方，曰：(国防重心在西北)。”[1](41)为了挽救民族危亡，诸多有识之士奔赴西北进行实地考察，而女华侨林鹏侠就是其中之一。林鹏侠，新加坡籍归国女华侨，祖籍福建莆田。1932年11月，林鹏侠奉母命从上海出发，开始了对陕、甘、青、宁等省的考察，历时半年之久，于1933年夏返回上海。东归后，她将考察日记整理成《西北行》一书，以“献于留外父老兄弟，冀能察其真实，共发自救救国之心，组合正式考察团体，前赴西北各省，为更精密之调查。倘以所见为不诬，则进而与政府求通力合作之实现……进可以收复失地，发扬民族光辉；退亦可以使侨胞得一生息之大本营”[2](218)。根据《西北行》中的内容可知，林鹏侠在考察途中对西北灾荒、交通运输、工农商业、民族问题、妇女问题，以及教育问题等给予了高度关注，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主张。

一、西北地区的灾荒问题

1920年以来，西北地区灾荒频仍，而以陕、甘两省最为严重。根据《中国灾荒史》等记载可知，1920年至1933年间，陕甘地区连年旱灾，间有地震、水灾、霜雹、蝗虫、瘟疫等灾害[3](40～43)。最甚者是1928年至1931年的西北旱灾，“赤地逾于千里，死亡辄以万计，饿莩载道，闾里几空”[4](61)，具体受灾情况见表1。

林鹏侠在西行途中，耳闻目睹了各地的严重灾情。1932年12月初，林鹏侠拜访西安赈务会主席康寄遥，得知陕西全省自1928年以来，荒旱、霜、雹、风、蝗、瘟、疬、兵匪等天灾人祸不绝，致使“千村万户，悉化丘墟，万里膏原，多成赤地，饿殍载道，谷罄粮绝，乃至树皮草根，剥食殆尽，拆房毁栋，难求一饱，卖妻鬻子，死别生离之惨状，无可形容”[2](15)。听闻这种悲惨状况，林鹏侠发出了“自恨不能如化饼之基督，以果我苦同胞之饥肠。力绌心馀，唯有一洒同情之泪而已”“呜呼！同是苍生，而遭遇有天壤之异。彼都市贵人，尽情享受，谁复知人间有阿鼻地狱”[2](27)的强烈感慨，并积极呼吁社会各界关注并救济西北灾民。

表1：陕甘两省灾情表[4](63)

针对西北灾情严重的局面，林鹏侠认为，西北地区虽不如中、东部地区物产丰饶，但也有关中、汉中、河套等许多丰腴之地，即使偶有天灾，也不至于酿成如此惨祸。她认为除天灾之外，更有人祸，“如不良军队之勒索，贪污官吏之暴敛，人民衣食不完，催粮派捐之胥吏犹日事敲比，税关分卡，更百端剥削，尽意摧残。相率而逼人民于死亡、逃散、盗匪之途，安得不酿成今日之惨象乎”[2](69)。正如其所言，近代以来，西北地区动荡不安，战事连年，军阀割据，政治腐败，民生困窘，根本无力抗御接连不断的自然灾害。戴季陶早在1922年就已指出：“我们中国的富源很多，地产很丰，年来的灾荒都是由于人事不修所致，并不是天所降的灾祸。”[1](19)因为天灾“对社会的破坏程度和社会抗灾能力的强弱，常常要受到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和综合国力的巨大影响”[5]。对此，林鹏侠认为政府必须改善政治环境，廉洁自爱，方能减缓或消除自然灾荒的危害。

正是在林鹏侠等西行者的大力呼吁下，社会各界对西北地区的灾情给予了高度关注。国民政府也先后设立了赈务处、赈务委员会等机构处理灾区救济事宜，完善报灾制度。另外，还借鉴西方救灾模式，兴修水利、植树造林、完善仓储制度、建立自然灾害监测体系和人畜防疫体系等。与此同时，华洋义赈会、中国红十字会、旅平陕灾救济会等社会组织也积极筹集赈款，为救济西北灾民而四处奔波。这些活动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局势动荡、国家贫弱及官员腐败等原因，造成西北灾荒的深层社会根源依然存在，各种救济的成效并不尽如人意。

二、西北地区的民族问题

近代以来，由于历史、文化、社会等原因，西北地区民族和宗教问题经常相伴而生，异常复杂和敏感，更易被外部力量所利用，这直接威胁到西北地区的社会稳定与边疆安全。故此，开发西北、处理好民族关系、巩固边疆以杜绝外人觊觎，逐渐成为有识之士的共识。正如《天津大公报》所倡导的：“西北民族复杂……今欲达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之目的，非开发西北不可。”[1](142)但是，“开发西北，须得联合西北境内的各种民族，共同努力，方能收效”[6](168)。在当时西北地区诸多民族问题中，回汉矛盾尤为突出。清朝中后期，西北回族曾进行过多次大规模的反清起义，后经清政府的恶意宣传和丑化，致使回族在汉族印象中皆为“叛乱、谋反、逆民”等负面形象。同治年间的西北回民起义，清军的围剿及“善后”措施，使西北回族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浩劫，人口锐减，生活困难，社会地位急剧下降，在社会资源的占有和分配中进一步被边缘化。民国以来，随着马家军阀势力的崛起，西北回族的状况开始有所改善，回汉之间的民族关系也有所缓和。但由于地方政府对普通回汉民众的盘剥及一些回族军阀为争夺社会资源而蓄意挑拨回汉关系，回汉之间的冲突仍时有发生。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回族军阀“面对国民军的压力，看到回汉百姓的普遍不满，他们便把自己的危机渲染成民族问题，纵容部下发动事变”[6](210)。

在西行途中，林鹏侠与回族同胞多有接触，如平凉热情好客的回族店家夫妇、机警豪迈的国民军军官马仁山先生、关心回汉纠纷的马吉诚先生等。通过自身经历，林鹏侠发现回族并不像传闻的那样，“多猜忌而好乱”，反而是“多豪侠仗义之人，济困扶危，为其风尚”，“对妇女颇知礼节，且富于公德心”[2](32)。同时，他们谨遵伊斯兰教教规，无虚妄骄诞之风。对于回民尚武的习俗，林鹏侠认为，其为自强，并非好乱，正因为回民尚武且忠实勤俭，而汉人习于文弱，二者可相互补充，取长补短，以共同抵御外侮。

关于西北回汉矛盾的根源，时人马吉诚认为，回汉之纠纷并不是民族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清朝以来，回族饱受满、汉官僚之凌辱压迫，即使到了民国，虽号称“民族平等”“五族共和”，但对于西北地区回族之真实苦况无甚关心，致使地方官吏长期鱼肉回族，作威作福。而回族本就尚武，不甘屈服，至忍无可忍之时即起而反抗。但当地政府不但没有采取切实有效的安抚政策，反而运用武力，致使事态急剧恶化，进而使回族反官事件演变为回汉冲突。

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国民政府也意识到了西北边疆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并积极寻求解决之策。但日本侵略者将中国的穆斯林看作一股潜在的政治力量，认为可以利用这支力量来服务于其侵占中国的整体战略，于是他们打着世界回族自治的旗帜，试图通过挑起回汉民族矛盾以达到分裂中国的目的。针对这种严峻局面，林鹏侠提出，欲开发西北，巩固国防，须以解决当地回汉历史纠纷为当前之要务，“此朝野上下所当积极加意者。非故作危言也”[2](180)。林鹏侠认为，通过教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当地的民族隔阂，有助于西北地区复杂民族问题的解决，进而促进各民族团结互助，共同致力于西北发展，正如她在《西行记》中所言：“以如此活跃天真之民族，苟能推进文化，振奋教育，开通智识，改良风俗，于开发西北得其合作，必可事半功倍也”[2](103)。

三、西北地区的教育问题

在开发西北、挽救民族危亡的浪潮中，诸多有识之士认为，西北地区各民族教育的落后是当地社会贫困的重要原因。因此，他们主张“欲救国家于危亡，须全国一致开发西北。而开发西北，更须注意西北之国民教育”[7](30)。

林鹏侠在西行途中尤为关注西北地区的教育问题。她每到一地，都要询问当地的教育状况，参观各类学校，宣传教育救国之理念。林鹏侠通过考察得知，西北地区的学校教育存在学生数量少、教育设施不完备、教员待遇低等问题，而地方经费不足、交通闭塞、人才稀缺、民族复杂等则是造成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此外，林鹏侠还十分重视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她认为，学校教育很难收到普遍急切的效果，而社会教育的广泛性却可以弥补其不足。对此，“戏剧本为社会教育极良之工具，感化力实视学校课本为强”[2](11)，在教育未能普及之前，可以由政府指导管理，对剧本进行改良，借以引导民众的思想行为。在家庭教育方面，她认为，家庭是国民教育的基础，呼吁改善家庭教育，而女子为家庭之基、国民之母，对其要施以新时代之教育，以顺应新时代的要求。

挽救民族危亡的迫切性，促使林鹏侠寄希望于发展新式教育，提高国民素质，以图民族振兴。针对西北地区军阀盘踞、战乱不已的现实，她认为当地政府已无力改变西北地区教育落后的局面，而只能寄希望于中央，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增加经费，选派教员，鼓励就学。当然，国民政府为了维护西北地区的稳定，也比较重视发展当地的民族教育，颁布各项促进当地教育的法令，成立相关教育行政机构，筹措经费，建立各级学校，推行“蒙藏教育”和“边疆教育”等。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西北地区极端落后的教育状况，并使教育救国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为以后西北地区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国民政府在教育政策的制定上，更多考虑的是统一思想，维护统治，这在其制定边疆民族地区的教育政策中尤为显著。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南京国民政府的边疆民族政策似乎看起来重视教育，提出宽筹经费、广设学校、优待边疆学生等政策，其实质是假借教育大力推行民族同化”[8](274)，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教育在西北地区的普及和发展。

综上所述，林鹏侠历经千辛万苦，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孤身远赴“气候严寒，交通梗塞，国人视为畏途绝域，相戒无前”[2](3)的西北之地进行考察，将当地的灾荒、民族以及教育等问题传达给社会各界，特别是南洋侨胞，成为西北开发思潮中抹不去的一笔。她无畏的品质和行为得到了当时诸多有识之士的高度评价，赞其为“今世之奇女子”。特别是她的《西北行》一书，不仅为我们留下了当时西北地区宝贵的历史材料，而且在诸多问题上提出独特而深刻的见解，如以教育启民智、以吏治消民患、发展全面教育等，在现今西北开发、民族团结建设等方面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更值得一提的是，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林鹏侠大力提倡开发西北的口号，体现了“一种爱国主义的情绪，在解决西北边疆问题，粉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野心，保证中国领土完整方面有深远意义”[9](57)。

参考文献：

[1]天津大公报社评.论西北建设[A].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88辑[C].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

[2]林鹏侠.西北行[M].王福成,点校.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

[3]邓云特.中国救荒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4]申报年鉴社.申报年鉴全编：第2册[C].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

[5]温艳.20世纪20～40年代西北灾荒研究[D].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6]霍维洮.近代西北回族社会组织化进程研究[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2.

[7]马鸿亮.国防线上之西北[M].上海:经纬书局,1936.

[8]李国栋.民国时期的民族问题与民国政府的民族政策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9]王荣华.抗战前的西北经济开发热潮[A].张克非,王劲,主编.西北近代社会研究[C].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李延睿】

收稿日期：2016-02-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明末清初达赖喇嘛系统与蒙古诸部互动关系研究”(09CMZ005)；中央高校基本科研项目“河湟多民族文化互动研究”(15LZUJBWZD007)；西藏大学西藏民族文化中心项目“安多地区佛教的传播与发展——以察罕诺门汗话佛系统为例”

作者简介：王力(1976-)，男，甘肃天水人，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民族学研究；纪振奇(1966-)，男，河南开封人，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627(2016)03-0120-03

①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硕士生党潇楠在本论文写作过程中做了大量工作，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