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消费水平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本文从人口学变量、婚姻家庭变量、文化变量、经济变量、职业变量与区位变量六个维度考察了对新生代农民工生存型、发展型、享受型三个层次消费水平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除年龄外，各自变量对因变量均有不同程度与方向的影响。政府与社会应构筑良好的制度与消费环境，引导新生代农民工理性、健康消费。

关键词：消费水平 生存型消费 发展型消费 享受型消费

研究概述

伴随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我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演进，80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逐渐成长为建设城市的重要力量。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有12528万人，占农民工总量的46.6%，占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农村从业劳动力的比重为65.5%。2013年的数据还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在外务工的月生活消费支出人均939元，比老一代农民工高19.3%；新生代农民工年人均寄回带回老家的现金为12802元，比老一代农民工少29.6%。在新生代农民工的角色逐步从单纯与工厂体制、劳动过程相联系的“生产的工具”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消费的主体”延伸的学术话语背景下，现实中他们在务工地的消费状况愈加具有探讨的价值。

当前学界的研究旨趣主要涵盖以下领域：消费特征研究（汤莉，2014），汤莉以在重庆市建筑业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为例分析了群体的消费特征及影响因素。消费结构研究（沈蕾，2012），沈蕾运用因子分析与聚类分析的方法将具有不同消费结构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区分为“随波逐流型”、“自我奋斗型”与“快乐生活型”三种类型。消费方式研究（吴祁，2012），吴祁从经济状况、生活方式与消费市场三个角度解释了新生代农民工消费方式多元化的成因。消费观念与文化研究（周明宝，2004），周明宝结合身份认同概念探讨了城市滞留青年农民工的消费仿同行为。炫耀消费研究（金晓彤，2013）等。

综观现有文献，面向新生代农民工消费问题所展开的浩繁的理论研讨与实证分析仍有缺憾：第一，学者们倾向于从整体化的消费行为中笼统地概括群体的消费结构、方式、文化及影响因素，或从类别化的消费实践里单一地描述该群体的媒介消费、炫耀消费及符号消费等，“消费层次”的概念似乎较少被引入研究框架。第二，微观消费结构中的“生存型、发展型与享受型”三类消费的划分尽管蕴含了消费层次的理念，但已有研究中却一再地仅作“比例”处理，某种程度上忽略了不同层次的消费金额（消费水平）在呈现个体（或家庭）消费图式中的重要价值。鉴于此，本文将基于消费层次的视角探讨新生代农民工消费水平的影响因素，这一主题旨在回答“谁在怎样消费？”的问题。这并非一个孤立的视角，研究对象所进行的消费活动折射了个体在城市生活的不同态度及对未来的不同规划，本研究的成果对于学界开展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分化的研究，及政府机构探索分类引导新生代农民工理性消费的路径都具有现实意义。

根据全国总工会与已有相关研究的界定，本研究将新生代农民工界定为：1980年及以后出生、学历在本科（全日制）以下、在异地从事非农生产的农业户籍人口。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以在江苏省南通市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为调研对象。2014年，南通市辖区内新生代农民工为70万人，已成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且以该群体为重点的农民工工作已纳入全市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本文选取市区所辖崇川区、港闸区及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为调研地，在加工制造、建筑路政施工、批发零售、酒店餐饮、家政服务等行业及个体户中抽取样本进行调研走访。共发放并回收问卷780份，其中有效问卷740份，有效回收率94.9%。

（二）研究方法

1.因变量。恩格斯在描绘社会制度时曾这样描述：“在人们都必须劳动的条件下，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都将同等地、愈益充分地交归社会全体成员支配”。恩格斯的这一著名论断奠定了消费层次结构的理论基础。他进而又指出，生存型消费、发展型消费与享受型消费的层次划分并非绝对而是相对的，“我们的需要和享受是由社会产生的，因为我们的需要和享受具有社会性质，所以它们是相对的”。这意味着三个消费层次的划分界限与所含内容应随着社会生产力与居民生活的变迁而调整。事实上，即使是某一时期的某种具体消费物品（对象），对于不同地区、文化、经济水平的群体而言，其所意蕴的消费层次也是有差异的。在已有的实证研究中，理论上消费层次划分标准的模糊性投射到实践层面，就体现为不同学者对生存型、发展型、享受型消费划分的多元化处理。（沈蕾，2012；马芒、张航空，2011）

本研究结合消费层次结构的理论阐述及新生代农民工在城消费的现实状况，对因变量作如下处理：

生存型消费。指用于满足人类基本生存需要的消费，本研究中为每月食品、衣帽鞋袜、日用品及住房（含租金、水电煤）四类费用之和。

发展型消费。指人们用以增长知识、获取信息、提高素质、陶冶情操乃至促进全面发展的消费，本研究中为每月的交通、通讯网络、学习培训、社交人情及医疗五类费用之和。

享受型消费。指人们用于休闲娱乐、旅游及某些精神文化用品与服务的消费，本研究中为每月的文化休闲娱乐、旅游等两类开支之和。

2.自变量。人口学变量。本研究将性别、年龄作为人口学变量的测量指标。性别为定类变量，按虚拟变量处理，赋值为：男=1，女=0；年龄为实际年龄，属定距变量，范围在17-36岁之间。

婚姻家庭变量。本研究将婚姻状况、汇款（回老家）与否、本市是否有家人同住作为婚姻家庭变量的测量指标，三个变量均为定类变量，按虚拟变量处理。其中，婚姻状况赋值为：未婚、离异、丧偶=1，已婚=0；汇款（回老家）与否赋值为：会汇款=1，不会汇款=0；本市是否有家人同住赋值为：有家人同住=1，没有家人同住=0。

文化变量。本研究将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作为文化变量的测量指标。受教育程度为定序变量，按虚拟变量处理，赋值为：大专/成教及以上=3，高中/中专=2，初中/技校=1，小学及以下=0。

职业变量。本研究将工作年限、工作职位作为职业变量的测量指标。工作年限为定距变量，范围在1-20年之间；工作职位为定类变量，按虚拟变量处理，赋值为：部门主管（经理）=3；基层管理者（组长、领班）=2；业务员、技术人员=1；工人、服务人员=0。

经济变量。本研究将月收入作为经济变量的测量指标。月收入为定距变量，实际测量的最小值为300元，最大值为30000元。

区位变量。本研究将新生代农民工的居住地位置作为区位变量的测量指标。区位变量是定类变量，按虚拟变量处理，赋值为：市区=1，郊区=0。

为了削弱模型的共线性并消除部分异方差，确保数据更加平稳，本文通过取对数的方式压缩变量尺度，将新生代农民工的月收入、生存型消费、发展型消费、享受型消费分别取其自然对数。

由于本文的因变量为连续型定距变量，所以对三个层次消费水平的影响因素采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进行分析。

消费水平影响因素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从样本统计信息看，本研究中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的分布与2013年的全国性数据有一定的出入，“高中/中专、大专/成教及以上”两项的比例分别达到33.6%、23.5%（2013年全国性数据分别为20.5%、12.8%），笔者认为在宏观上是受南通地处东部沿海沿江的地理位置及产业结构的影响，微观上可能与近年迅速发展的成人高等教育及抽样方案等因素有关。婚姻状况中，选择“离异与丧偶”的仅有3人，故将之与“未婚”合并。有无向老家汇款的人数比例几乎持平，分别为52.4%、47.6%，这项数据也与以往研究存在差异（李强，2001；谭苏华等，2015），后文将作探讨。样本完整的统计数据如表1所示。

（二）三个层次消费水平的影响因素分析

1.生存型消费影响因素分析。表2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型消费受性别、婚姻状况、汇款与否、是否有家人同住、受教育程度、月收入及工作职位的影响。

女性比男性更愿意在生存型消费上花钱，年轻的女性农民工会很快从衣帽服饰、坤包和妆容上找到向城市女性“示同”的方法。已婚者比未婚者有更多的生存型消费，这一结论与汤莉在重庆市建筑业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的调查结果一致，尤其对那些拖家带口、已将整个核心家庭迁入城市的已婚者而言，他们与单身者的生存型消费完全是不同的内涵：他们需要租赁独立住房并购置简易家具营造一个“家”，而非随意进出群租的廉价（或单位提供）出租屋；他们需要照顾一家几口的起居饮食而非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如此种种。可以为之提供佐证的是在本市有家人同住的比没有家人同住的调查对象有更多的生存型支出。本研究中的汇款者比不汇款者有更多的生存型开支，国内绝大多数同主题研究共同堆砌了一个不作他想的结论：汇款与农民工在务工地的消费水平呈负向关系（于丽敏，2010；谭苏华，2015），这项共识必须基于农民工极为接近的收入水平与高度传统并同质化的生活规划与消费心态，而这些基石却正悄然瓦解。从受教育程度的回归结果看，大专及以上的调查对象生存型消费水平与对照组没有明显分别，反倒是受教育程度为初中/技校、高中/中专的两类人群比对照组要少些。笔者以为，不同受教育水平所导致的某种程度的职业分化是可能的解释，大量的初高中及技校生在对用工有一定学历要求的制造业、餐饮服务业等处受雇就业，收入相对微薄且部分单位包伙食甚至住宿，而小学及以下的低学历者中有相当比例采取自营方式就业，生存型消费相对较高，大专及以上调查对象对工作中的自我形象与生活中的居住条件有更高的要求，他们相对可观的收入为此提供了保障。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条件下，月收入变化1个单位，就会引起0.429个单位生存型消费的变化。与对照组的工人、服务人员相比，基层管理者与部门主管（经理）有更高的生存型开支，更高的职位层次有更好的当期与预期收入，更高水平的生活品位与诉求，自然还有同僚与交往者的“监督”。此外，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工作年限、居住地位置三项对其生存型消费均没有显著影响。

2.发展型消费影响因素分析。表2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型消费受性别、汇款与否、受教育程度、月收入、工作职位、居住地位置的影响。

与女性相比，男性的新生代农民工有着更高的发展型消费，男性更需要在社交场合显示自己能“吃得开”，他们需要深度地构筑辐射面更广的社交网络。同时他们在职场上还需要更多的进取攀升空间，展示与兑现自己的事业心。本研究中的汇款者比不汇款者有更多的发展型消费，这一与以往研究悖反的结论需要澄清，汇款显然只会减少当事人在城市的可支配收入，但数据所反映的是：即使有一定的削减，汇款者的发展型开销仍显著高于不汇款者。与上文汇款与否对生存型消费的影响一并考虑，或许可以这样说：新生代农民工的汇款，是在确保自身在城市生存与发展两个层次合理消费的基础上才选择的行为，并且汇款不会明显地降低这两个层次消费的水平。与对照组的小学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相比，仅有初中/技校组的发展型消费较低，高中/中专、大专及以上两组并无显著差异。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月收入变化1个单位，就会引起0.475个单位发展型消费的变化。工作职位越高则发展型消费越高，与对照组工人、服务人员比较，表2所显示的“业务员、技术人员；基层管理者；部门主管（经理）”发展型消费的回归系数依次递增。更高的工作职位提供了更好的收入、社交平台与晋升空间，高职位人士对自身未来的投资、社会资源的培育及更高的医疗保障需求共同推升了其发展型开支。居住在市区的调查对象比居住在郊区的有更多的发展型开销，这与郊区（镇、村）的相关资源（医疗、教育、交通）配置较为匮乏有关，一定程度上可能还受职业类型的影响，南通地区的纺织业、制造业企业大多数分布在郊区及镇区，在其间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住公司宿舍或就近租房。此外，年龄、婚姻状况、是否有家人同住、工作年限等四个自变量对发展型消费没有显著影响。

3.享受型消费影响因素分析。表2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享受型消费受婚姻状况、是否有家人同住、受教育程度、月收入、工作年限及工作职位的影响。

未婚新生代农民工的享受型消费要显著高于已婚者，当单身时作为个体消费的支出被婚姻赋予了新家庭消费的意蕴时，调整消费结构便是势在必行的生活策略。新家庭建设、基本赡养抚养支出、预期（或当期）的老人疾病与子女入学开支等将大幅减少已婚新生代农民工在城的可支配收入，享受型消费会受到最直接的挤压。受教育程度高会抬升新生代农民工的享受型消费，不过在本研究中与小学及以下的对照组相比，仅有学历为大专及以上组有显著差异。而在城市工作年限越久，新生代农民工的享受型开支就越高，这一现象通常可解释为因年轻的外来人口逐渐接受了城市的消费观念及消费方式所致，这两项结论与已有研究一致。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月收入变化1个单位，就会引起0.884个单位享受型消费的变化。职位层次的升高会引起新生代农民工享受型消费的上涨，作为高档生活品质重要符号的享受型消费承担了成功人士所需的“示差”功能。在本市与家人同住者比没有同住者的享受型开支要高，未婚者的恋人与已婚者的伴侣（子女）都是刺激享受型各类消费的因素。另外，性别、年龄、汇款与否、居住地位置四个自变量对享受型消费没有显著影响。

结论与讨论

（一）有关影响因素的总体性结论

1.人口学变量。性别。正如性别社会学里所阐述的，男性是创造和掌握生存资源的主体，而女性则是被凝视与鉴赏的视觉景观，是波伏娃所说的“第二性”。男性的新生代农民工扮演了家族继承人与开拓者的角色，他们需要负责对老家父母的赡养，需要另立门户，甚或需要谋求成为家庭的第一代城里人，于是他们需要维护友情、提振能力、获取赏识，唯有构筑港汊纵横的社交关系并成为职业或行当中的佼佼者，才算“有一点成就”。而女性的荣耀则更在于身体，或更需通过身体。身体在布迪厄笔下被描绘成阶级（阶层）品味和区隔的象征，朱虹于2001-2002年在广州某酒家以服务员身份进行的完全参与调查手记中描绘：白皙的皮肤、苗条的身材、洋气的打扮是她们（打工妹）身体城市化的主要内容。

年龄。年龄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各层次消费水平均无显著影响，与已有研究一致（田敬杰，2014）。

2.婚姻家庭变量。婚姻状况。关于婚姻状况对农民工在城整体消费水平的影响如何，已有文献的结论是有冲突的（于丽敏，2010；田敬杰，2014）。分层次的消费水平探讨或许可为解决这些分歧提供新思路。真正存在显著差异的未必是整体的消费水平，而是消费结构，或者说是消费层次视野下的消费水平。婚姻内外的这种消费结构安排也并非独立发生作用，有家人在本市同住将极大增加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型与享受型消费。

汇款与否。李强教授在20世纪末较早地对我国农民工高比例汇款现象及效应进行了研究，引入斯达克和卢卡斯的“契约安排”理论并在本土化解释方面做了伸延。我国外出农民工的汇款行为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但这并非凝固于某一时空的静止现象。如果说克勤克俭、节衣缩食式的汇款行为是“外出赚钱——回乡消费”的“过客”时代所塑造的老一代农民工形象的话，那么留城意愿显著的今日，新生代农民工理应写就属于自己的历史（消费史）。制度的改革与前人的步伐，让新生代的外来务工青年不用再面对返乡的单行道，在留城与返乡的岔路口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前者。他们不再锁住荷包把财富与人生打包邮回返乡的多年后，他们在城里展示自己的青春洋溢，抒写自己的事业雄心，他们是城市的“来者”。这群新城市人的消费是个性化的，更倾向在务工地就地消费，却又非个人主义或私利主义的，他们的支出序列并没有将享受型消费置于汇款之前。如果说汇款行为是不发达国家中移往城市的农民与其家庭其他成员的契约的话，今日中国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汇款则是与老家的一份“新契约”。

是否有家人同住。有家人同住抬升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型与享受型消费，前文已作阐释。

3.文化变量与经济变量。受教育程度。受教育程度对三个层次消费水平的影响是较为复杂的，不过也还可以厘清其大致的轮廓。在各层次消费水平上，受教育程度居于初中/技校、高中/中专两阶段的新生代农民工都要显著低于小学及以下的对照组，而大专及以下组则保持了与对照组相当或更高的水平。新生代农民工的学历显然与消费水平不成正比，自营方式谋生的低学历者与谋得更好职位的高学历者拥有更强的消费能力。

月收入。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指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短期内的收入与消费是相关的，消费取决于收入，消费与收入之间呈正相关的关系。月收入是新生代农民工消费支出的风向标，月收入在三个层次消费水平回归方程的标准化系数中（文中未标出），分别居于对因变量影响力的第1、第3、第1位。

4.职业变量与区位变量。工作年限。即使对于久居城市却收入状况一般的外来人口，在城工作年限的增长往往也能帮助他们找到接近城里人生活方式的捷径，适度的享受型开销并不损害整个家庭的财务状况，但却能给自己和他人一种暗示：身在城市的自己，已经和城里人一样享受生活了。

工作职位。回归结果显示了新生代农民工三个层次的消费水平基本均随着工作职位的升高而递增。对个体消费而言，绝对收入假说是个合理的解释，而杜森贝里的相对收入假说与海曼的参照群体论则恰当地说明了（各层次）消费在职位阶层内部的同质性与阶层之间的异质性。

居住地位置。居住地位置仅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型消费有显著影响，前文已作说明。

（二）三个消费层次的相关探讨

1.生存型消费。生存型消费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城生活的基础性消费，根据已有研究与前文所述，其中蕴含的炫耀性成分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抬升了生存型消费水平。韦伯指出，炫耀性消费作为展示财富的重要方式，必然被社会成员视作一种进入新阶层的标志而竞相实施，在阶层流动剧烈的时期尤其如此。本文虽着重描述了女性的身体消费，但炫耀一词实为两性共享，多项研究证明男女新生代农民工在服饰、日用化妆品、手机甚至鞋子上重塑着自己的形象。炫耀性消费挤压了其他方面合理支出的水平并有损于理性消费文化的形成，但控制炫耀性消费却非朝夕之功，社会认同、群体自尊等心理与情感要素才是行为背后的深层诱因，解决这些问题则需要社会做出制度的根本性变革并逐步实现各项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待遇等。这些变革还能帮助另一些人更体面的生活，比如在二元户籍结构中最为缺乏安全感以致在生存型消费上也开销寥寥的低薪与低职人士。

2.发展型消费。城市不该只是接纳与使用外来劳动力的企业或店铺的形象，它更有责任通过政策扶持与资源配给来帮助他们成长并拥有更多的选择机会。从人力资本理论的视角看，通过刺激发展型消费来帮助外来人口提升他们的知识、健康及适应力对个人及整个社会而言都是积极的。本研究所反映的，较低社会阶层（低收入、低职、低文化者）及女性、郊区住户的发展型开支水平相比较而言均是较低的，起点上已呈现的弱势或许历经几年的累积将使他们与另一些新生代农民工之间形成难以逾越的沟壑。仅以教育培训为例，地方政府与教育、培训机构可以探索适合新生代农民工的成人教育及职业培训模式，通过各方积极主动的工作增强整个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自我发展意识，让他们从“要我学”向“我要学”转变。

3.享受型消费。从本研究对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进行的深度访谈看，享受型消费活动主要还是集中在上网、唱KTV、旅游这些内容上，甚至也有少数人将休闲娱乐仅仅理解为赌博及作乐。即使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已远高于老一代农民工，但其群体内在的文化氛围、闲暇心态、传统习惯甚至社会歧视都直接阻碍了他们选择更多合理、健康的享受型消费项目。而城市为新生代农民工所提供的有针对性的文化产品与服务的不足则是亟需改善的客观因素，真正的将农民工文化工作纳入公共文化服务整体范畴中，以及为聚居与散居的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更多更具吸引力的有偿休闲文化产品和服务，是帮助这一群体提升享受型消费品质的可靠路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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