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早期反官僚主义思想研究

陈友祥 曹亚雄

摘要：20世纪20年代早期，托洛茨基从自身的认知出发，阐述了官僚主义产生的原因——党内民主制度的缺失、党员干部脱离生产实践和社会成分的复杂多样；指出其产生的危害有：扼杀党的首创精神、造成新老两代的对立和产生反革命思想；对此，其提出的解决办法为：活跃党内民主、建立正常的党内交流机制、科学对待党内派别活动和继承党的优良传统。研究托洛茨基的早期反官僚思想，这对于当前我们推进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和反腐倡廉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托洛茨基；官僚主义；党内民主；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群众路线

中图分类号：D169； D33.4 文献标识码：A

十月革命的胜利在俄国彻底摧毁了沙皇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但同时随着苏维埃国家政权的建立和发展，在苏共党内官僚主义思想开始慢慢萌发，在国内战争胜利后官僚主义思想在全国蔓延开来。托洛茨基正是根据当时官僚主义思想泛滥的严峻形势，提出了反官僚主义的重要思想，给当时死气沉沉的“风平浪静”的党当头一击，使党开始关注并加强自身建设，这具有极其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标志着“党在自己的历史道路上着手做重大的转变。”托洛茨基系统地论述了当时苏联产生官僚主义的原因、危害、解决的办法，这对当今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托洛茨基早期反官僚思想形成的背景

托洛茨基早期反官僚主义思想主要是指1924年以前托洛茨基对官僚主义的看法和认识，主要体现在他于1924年前后发表的《新方针》这一小册子中，这也是他早期系统论述反官僚主义思想的主要论著。

20世纪20年代初期，对于联共（布）党来说是一个多事之秋，各派政治力量围绕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甚至演变成为不同政治利益集团之间的派别斗争。引起这场派别斗争的缘起是党对于工会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应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产生了意见分歧，由此在党内出现了派别林立的现象，“左派”共产主义者、民主集中派、工人反对派等派别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甚至连列宁本人也加入了所谓的“十人纲领派”。党内不同派别之间相互争斗，严重破坏了党的团结统一，加深了党分裂的危险，使党面临着一场生死攸关的考验。面对这种越来越危险的局面，以列宁为首的党中央于1921年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果断作出决定：禁止党内任何派别活动。决议第七条作了更加严厉的规定：如果中央委员进行派别活动，“就把他降为候补中央委员。甚至采取极端措施，把他开除出党”。这一决议在当时得到了党内大多数同志的一致认同，认为这对于维护处于非常时期党的团结统一、避免党的分裂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但过犹不及，任何一项决议都有其两面性，列宁也逐步认识到第七条决议如果利用不当可能给党带来的危害，因此列宁多次强调这是一种非常“极端措施”，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绝不动用它，因为它是和党的民主制原则不相容的，“让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有权开除中央委员，这是和任何民主制和任何集中制都不容许的。”[1]97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决议的负面作用逐渐显露出来，这种本来正确的禁止党内派别活动的决议，逐渐成了某些人手中党同伐异、打击异己，压制党内民主、自由，扼杀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尚方宝剑。独裁专制，官僚主义思想开始在党内上层泛滥起来，使党面临着严重的官僚主义蜕化的危险。

此时，苏联国家权力高度集中在党手中，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现象非常严重。党中央通过“在册权贵”制度，任命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干部，任命制逐步取代选举制，这就消灭了民主制的基本原则——国家权力机关由选举产生的原则，苏维埃代表大会逐步沦为一种门面和摆设，“全苏维埃代表大会和早先于1918年召开的第三届苏维埃代表大会一样，行使了其独立的政治权利，然后渐渐成为一种用来装饰布尔什维克统治的纯粹的门面。” [2]而党的权利又高度集中在党机关手中，使党机关凌驾于党之上，党机关的权利又被垄断在少数个别党员手中，如当时斯大林在党中央身兼三职——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和书记处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这就会造成一种以党代政、个人代党的高度集权的权力运行模式。这种权力运行模式从长远来看是脆弱的，是容易产生官僚主义的。

官僚主义思想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在苏联逐步开始大行其道的，它充斥在党和国家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整个苏联社会的健康发展。也正是在这种大的背景下，托洛茨基开始认真反思苏联社会存在的官僚主义现象，从而系统的形成了一整套反官僚主义思想体系。

二、托洛茨基早期反官僚思想的主要内容

托洛茨基对官僚主义的理解颇有独到之处，他认为“官僚主义不是过去某一时期的古董，相反地，这是一种实质上由党的新任务、新职能、新困难和新错误所产生的新现象” [3]509，他不认同斯大林所说的，官僚主义是国内战争时期的“残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偶然性存在。所以托洛茨基认为在分析官僚主义思想产生的原因、危害和解決办法时，也应该突破传统的固有观点的束缚，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分析党和社会。这是始终贯穿托洛茨基早期反官僚思想的一条主线和一个重要的指导原则。

（一）官僚主义思想产生的原因

关于官僚主义思想产生的原因，列宁曾经从小农经济的落后性和历史的继承性上进行过精彩的论述，他说：“小生产者的分散性和散漫性，他们的贫困和不开化，交通的闭塞，文盲现象的存在，缺乏农工业之间的流转，缺乏两者之间的联系和协作。”[1]218这是产生官僚主义的直接根源。为此，他认为：“我们可以赶走沙皇——赶走地主——赶走资本家。我们已经做到了这一点。但是，在一个农民的国家中，却不能‘赶走、不能‘彻底消灭官僚主义。”[4]而托洛茨基对官僚主义产生的原因则是首先从政治民主化的角度进行阐释的，他认为官僚主义在党内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党内民主制度的缺失。民主与官僚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民主制度的缺失必然导致民主与集中关系的失衡，从而导致权力的高度集中和权力的不受约束，这是官僚主义思想产生的最深刻也是最根本的原因。

民主与集中是党的建设的两个方面，既不存在“纯粹的”、“广泛的”、“理想的”民主，也不存在“纯粹的”、“绝对的”集中，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在党的建设中应该处于平衡状态，这也是党的建设的一种理想状态。但是在当时的苏联这种平衡被打破了，开始向集中方面倾斜了，党的权力高度集中在“三驾马车”手中，只强调党的“团结统一”，而不强调党内民主，限制党内舆论自由，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党的官僚主义作风日渐盛行起来。正如托洛茨基所说的：“民主和集中是党的建设中的两个方面。任务就在于，用最正确的办法即最符合实际情况的办法把这两个方面平衡起来。这种平衡在最近时期丧失了。重心被不正确的转移到机关上面。”[5]417

这种失衡状态的进一步发展容易导致党对工作重心的判断出现失误，从而使党机关官僚主义化一步加重。党曾经错误地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机关上，而没有放到党的积极性、批判的首创精神和自治上来。这样做的后果是党的工作重心出现了偏差，导致人们过高地估计机关的作用和过低地估计党的首创精神，容易导致把党的全部事情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甚至集中到书记一人手中，由书记来领导、指挥党，压制党的生机与活力。

托洛茨基认为，党内产生官僚主义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广大党员干部长期脱离生产实践。生产实践对广大党员干部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脱离生产实践活动就容易脱离人民群众，就容易形成官僚主义思想和作风。为此，托洛茨基分析了当时党内存在的四种社会成分：“很大数量非常成熟的党员都在不同的领导和管理机关以及经营和指挥机关内工作；另一部分很大数量的党员在学习；第三部分分散在农田里种田；只有第四部分（就人数来说，目前还不到六分之一）才是直接从事生产的无产者。”[5]440通过对此分析，充分说明在当时党内，一方面，很大数量的最有经验的、最积极的党员长期在党和国家的不同领导岗位上工作，他们长期脱离生产实践活动，而直接从事生产实践活动的党员仅占全体党员人数的六分之一。这对于工业发展并不迅速、经济基础较差的苏维埃俄国来说，是极其危险的。另一方面，很大一部分党员群众在各级各类学校中学习，他们也长期脱离生产实践活动。由于党和国家对知识分子的迫切需要，这就决定了青年知识分子在党和国家的机关中将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和比重，而青年知识分子成長的一般规律是“年轻的无产阶级分子不仅在学习期间而且按一般规律也在今后的一生中脱离生产”。他们在学习期间脱离生产实践，毕业后将被分配到党和国家的各级、各类领导岗位上从事管理工作，而不直接从事生产实践活动。作为目前占党内人数最多的这两大部分党员，长期脱离生产实践，缺乏基层工作经验，容易导致党脱离人民群众，由人民的先锋队变为人民的主人。这是党内产生官僚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因。

最后，社会成分的复杂多样和人们利益的不一致是产生官僚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推动因素。托洛茨基指出：“产生官僚主义的深刻原因在于社会的不纯，在于居民不同集团的日常利益和根本利益之间存在着差别。” [5]448苏维埃俄国建立之初，党内既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又有各种各样的投机分子，从而造成党的社会成分的复杂和多样，进而使人们之间的利益要求也出现分歧和偏差。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共产党是唯一的合法政党，但由于国内各阶层利益要求的不一致，这势必会反映到党内，并积极寻求自身利益代言人，“工人阶级、农民、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各种要求都向我们的党压来，力图通过党找到政治表现” [5]424，找到自己利益的维护者和捍卫者，这为官僚主义思想的产生提供了深厚的土壤。

（二）官僚主义思想产生的危害

官僚主义思想在党内蔓延，犹如党肌体上的毒瘤，严重侵蚀了党的健康，给党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危害。列宁曾经清醒地认识到官僚主义的危害之大，“如果有什么东西使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6]“如果不进行有步骤的和顽强的斗争来改善结构，那我们一定会在社会主义的基础还没有建成以前灭亡。”[1]376在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上，托洛茨基完全赞同列宁的看法，他指出，现在“几乎大家都了解或至少感到党的官僚主义使党有陷入绝境的危险”[5]485。

第一，官僚主义思想扼杀党的首创精神，阻碍党的整体水平的提高，托洛茨基认为，这是官僚主义思想最主要的危害。托洛茨基认为，官僚主义使党的机关呈现出闭关自守的状态，使党的思想因循守旧，死气沉沉，到处充斥着官僚主义的自满情绪，从而忽视党的思想情绪和要求，扼杀党的开拓精神和创新精神。他们反对任何改革，把改变党内政策的必要性看作是异端邪说，看作是派别活动，看作是破坏纪律，所以“只要已打算把批判的审查党内制度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整个党的机关由于官僚主义的惯性就会敌意相待。”[5]435他们试图维持笼罩在党上的这种死气沉沉的“风平浪静”的状态，“你瞧，好容易揭开了一点党的大厦上面的机关这个帽子，就马上发现有各种小集团的倾向；必须重新用螺丝钉把盖子拧紧一下。”[5]425而当改革成为大势所趋时，他们就用官僚主义的方法使新方针化为乌有，即在“恭恭敬敬地接受新方针的幌子下坚持旧方针”。

第二，官僚主义容易使接受革命洗礼的老一代布尔什维克党员与青年党员对立起来，使党的领导层与青年党员的隔膜越来越大，甚至有形成党内小集团和派别组织的危险。党内新老两代党员之间的对立对党来说是及其危险的，他们之间的对立加剧了社会的分化，加深了人们之间的裂痕，有使党脱离群众，进而削弱党的阶级基础的可能。当然托洛茨基在这里所说的老党员只占党员中很小的一部分，他并没有完全否定、攻击、侮辱老党员，他还是比较客观公正地评价了老党员的作用：在党“夺取政权后，党的队伍开始迅速增长起来，甚至有不健康的臃肿现象。像涌向有势力的显贵一样，向党涌来的不仅有觉悟不高的劳动者，而且还有公开的异己分子，钻营之徒，野心家，政治上的寄生虫，在这十分混乱的时期中，党只是依靠那批经过十月革命考验的老近卫军切实实行内部专政才继续保持其为布尔什维克党。”[5]433但同样正是由于老党员具有这些优良的传统和能力，导致老党员习惯于代替党考虑和决定问题，这就容易使党的机关变得官僚化和闭关自守，造成党内生活分化——上层老党员作出决定，下层青年党员只是听取并执行决定。

他们这样做的后果是堵塞了青年党员参政议政的渠道，扼杀了青年党员的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和热情，使得青年党员对老党员的不满与隔阂越来越大，“不管党机关的考虑和决定是否正确，但是在他们考虑和决定问题时总是没有我们参与和替我们包办。一旦我们发出困惑、怀疑、批评和反对的呼声时，回敬我们的是呵斥、遵守纪律的要求，更多的是被斥责为反对派立场甚至派别活动。我们对党无限忠诚，准备把一切都献给党。但是，我们向往积极地和自觉地参加制定党的意见和确定党的行动路线。”[5]437青年党员被排斥在党的领导层之外，感觉不到自己是党的工作的积极参与者，甚至连自己主动向党提出的问题也得不到及时和应有的答复，因此部分青年党员开始寻找独立活动的替代物——小集团和派别组织来表达自己的诉求，这也是这种隔阂所造成的最极端、最糟糕的后果。

第三，官僚主义是产生反革命思想的深厚土壤。托洛茨基明确指出，如果任由官僚主义所培植起来的消极社会现象继续发展下去，就有置革命于死地的危险。官僚主义思想在苏维埃党和国家内的持续发展，导致国营经济与农民经济之间增长的不协调因素增多，农村中富农增多，并与城市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相联合，进一步促进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会破坏国营工业和合作社对农村市场的正常供应，进而会干预工人国家与农民之间的正常关系，破坏工农联盟，造成工农之间关系的紧张甚至破裂。同时如果任由私人资本的发展，它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国家资金的分配，这会导致整个苏维埃国家机关朝着资产阶级方向蜕化变质。这一切都会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逐步破坏革命的基础。”[5]449为反革命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深厚的土壤。

（三）消除官僚主义思想的科学方法

发现问题不是目的，找到科学的办法解决问题才是我们的终极追求，同样，托洛茨基深入分析党内产生官僚主义思想的原因及其所产生的巨大危害的根本目的也是为了找到解决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思想的方法。对此，托洛茨基是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论述的。

第一，积极的活跃的党内民主是克服官僚主义的基础和根本保证。托洛茨基认为，民主是克服官僚主义的一剂有效汤药，是活跃党的思想的攻无不克的制胜法宝。为此，他高度重视民主对克服官僚主义的作用和意义，他认为“要克服部分党员的小团体主义和本位主义思想，除了他们在党内民主制度中积极接近起来以外，是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办法的。”[5]441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根本要求，也是调动广大党员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根本保障。民主要求党要集思广益，充分发扬党的集体首创精神、自由批判的权利和组织上的自决权，避免把权利集中于一人之手，扼杀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改变“笼罩在组织内部的那种气氛”，使党的机关感到自己是伟大集体的执行机构，这也是最根本、最有效的克服官僚主义的方法。

第二，保持正常的党内交流机制，使老一代布尔什维克党员与青年党员在党内民主的范围内经常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这是克服官僚主义的有效途径。党内交流机制的顺畅，一方面，有利于老党员老干部与广大青年党员之间建立正常的相互关系，让青年党员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党的决策和各类活动，培养其具有独立见解的能力，并使其“能够拿出由真诚的信念和独立的性格而产生的勇敢精神来为自己的见解奋斗”[5]420，充分发挥广大青年党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有利于党及时发现和吸收青年党员在实践中创造出的新经验，丰富党的理论体系，保持党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使党时刻跟上时代发展的潮流和步伐。这样也有利于及时更新和转变老党员的思想，使他们充分认识到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是“党的政治发展中的一个新阶段，而不是一种手腕，一种外交手段，一种暂时的让步。”[5]438

第三，以科学的、辩证否定的态度对待党内派别活动是克服官僚主义的一种重要方式。辩证否定观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也是我们面对和处理问题时应秉持的基本观点。面对党内的派别斗争，托洛茨基旗帜鲜明地指出，派别活动是我们党内面临的最大的祸害，是必须禁止的；但同时又指出，当党面临着派别活动分裂的危险时，我们不能简单地宣布它们是祸害，不能仅限于形式上对其谴责和禁止，因为这样做是远远不够的，“单靠禁止的办法，不仅没有绝对的保障，而且没有重大的保障，足以使党防止产生思想上和组织上新派别。”[5]428当我们面对党内的派别活动时，我们要有一整套系统科学的办法来应对，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加强党的正确领导，发扬党内民主。党要及时、灵敏地发现“通过党曲折地反映出来的发展中的种种要求”，充分发挥党的主动性，勇于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批评，吸取它们中正确的和健康有益的成分。

在这里，托洛茨基还特别强调我们要正确区分党内派别活动和党内正常的意见分歧。他认为，为了防止党内派别活动的产生，“党的领导机关必须听取广大党员群众的呼声”，但与此同时，党也“不要认为任何批评都是派别活动的表现，也不要因此把那些忠诚的和守纪律的党员推上闭关自守的和派别活动的道路。”[5]426更“不能把认为党内意见分歧尤其小集团活动就是各阶级影响的斗争的看法理解的太简单、太肤浅了。”[5]426因为同一个问题的解决办法通常是多样的而不是唯一的，而且由于每个人的知识结构、认知能力和认知水平的差异，往往对同一个问题也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因此并不能简单地把所有党内意见分歧都看作是派别活动，正如托洛茨基所说：“党对同一任务往往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解决。至于哪一种途径更好、更短、更经济，是会发生意见分歧的。这类意见分歧可能由于问题的性质不同，而涉及广大党员，但这绝不是一定意味着有两种阶级倾向在斗争。”[5]426

第四，继承党在革命时期形成的优良传统是克服官僚主义思想的必要条件。托洛茨基认为，党的优良传统有利于克服官僚主义思想在党和国家机关内的泛滥。在这里，我们首先要弄明白托洛茨基所说的党的优良传统是什么，只有弄明白这一点，我们才能对这一问题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他认为，我们所要继承的党的优良传统是党的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是党的灵活性、适应性、创造性的优良品质，是摆脱教条、保守、怠惰习气、传统主义和事务主义的胆识。党的发展历程表明，党只有具备这种优良品质，才能保证党不会被官僚主义所侵蚀，不会被时代所抛弃，被人民所抛弃。正如托洛茨基所说：“党的最宝贵的根本策略品质是党具有无与伦比的才能，善于迅速适应形势，很快改变策略，更新党的武器，采用新的方法，总之，善于实现迅猛的转变。”[5]435

三、托洛茨基早期反官僚思想对当今中国的启示

第一，深入推进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密切党群关系，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托洛茨基认为，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面临着一个不可避免的矛盾：建立各级各类国家机构与国家机构的工人化。而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出路在于党必须尽力吸收更多的直接从事生产实践活动的工人入党，大大增加工厂支部在党内所占的比例，使党始终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密切联系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是我们党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根基，因此我们必须深入推进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大力弘扬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拿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到基层去、到一线去、到条件较差和情况复杂的地方去，察实情、办实事、求实效，做到谋划发展思路向人民群众问计，查找发展中的问题听人民群众意见，改进发展措施向人民群众请教，落实发展任务靠人民群众努力，衡量发展成效由人民群众评判。”[7]

第二，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建立正常的党内领导干部晋升和退出机制。托洛茨基在论述党内新老两代关系问题时指出，老党员有压制、排斥新党员参政议政的现象，这表明当时苏共党内领导干部缺乏健康有序的晋升和退出机制，给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健全和完善党内领导干部晋升和退出机制，并使其常态化。《2010-202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明确指出，我们要“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逐步形成广纳群贤、人尽其才、能上能下、公平公正、充满活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干部人事制度，培养造就一支适应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求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第三，禁止党内派别活动，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不断提升党防腐拒变的能力。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反腐败斗争，把反腐败看作是保证党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确保反腐败斗争有效进行的最重要的方法就是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形成健康的党内关系，决不允许在党内搞利益集团和帮派关系。利益集团和帮派关系是党的健康发展的最大威胁，必须加以禁止，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所指出的：“党内上下关系、人际关系、工作氛围都要突出团结和谐、纯洁健康、弘扬正气，不允许搞团团伙伙、帮帮派派，不允许搞利益集团、进行利益交换。”[8]绝不允许在党内搞人身依附关系，而必须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发挥党的集体领导作用，形成健康有序的上下级关系。这样才能保证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和约束，从而避免个人代党现象的出现，进而避免腐败现象的产生。

[参考文献]

[1]列宁全集：第4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2]曼德尔.苏维埃：俄国工人、农民和士兵委员会：1905—1921[M].纽约：纽约出版社，1974：226.

[3]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史料选编：第4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

[4]列宁全集：第3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490.

[5]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托洛茨基言论[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79.

[6]列宁全集：第3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552.

[7]习近平.不断提高新形势下群众工作水平[EB/OL]. （2011-01-11 ）[2015-12-22].http：//news.xinhuanet.com/theory/2011-01/11/c_12967893.htm.

[8]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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