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在封建文化中的出场及《女诫》的价值重估

摘要：考察班昭所处时代文化发展的外在环境，以及班昭的自身素质及其文化特征，班昭及其《女诫》在封建文化发展过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代表着女性正式登上了封建文化建设的舞台。由此应该正面认定，《女诫》是女性意识在封建时代的体现，也代表着女性学习当时文化以谋求生存智慧的最高成绩，其所诠释的“四德”标志着封建伦理建设的完成，因而成为封建时代女性行为与女性教育的典范。

关键词：女性；封建文化；班昭；价值重估

中图分类号： 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我国封建时期的文化带有明显的“男尊女卑”特征，无疑是典型的男权文化。但如果没有女性的参与，封建文化是不可能得到发展和完善的，中华文化也不可能取得如此伟大的成绩。当代女性正是在此前文化中孕育发展起来的，从女性发展的连续性来看，我们不应该将封建文化看作是与当代女性完全无关的东西，而应该从积极的角度思考女性在封建文化中的地位问题。需要探究的是，女性是如何进入男权统治下的主流文化场域并进行文化创造的。

一、班昭与女性在封建文化中的出场

我们要讨论的女性在封建文化中的出场，不仅仅是指女性能够认识并遵循相应时期的文化、伦理及其习俗等，而且是指女性能够积极参与到封建文化的建设中去，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做出贡献。女性在封建文化中的出场，意味着女性作为封建社会的一部分，登上了封建文化的历史舞台，开始适应这种文化并且有所贡献。从这一角度来说，班昭是封建时代女性开始参与封建文化创造的代表人物。

（一）班昭代表女性出场的外在条件

女性群体在先秦时代不乏活动在历史舞台上的佼佼者，她们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她们的实践也是封建时代女性行为规范的直接源头之一。正如相关研究显示的那样，秦汉时期依然是父权制确立的时期，[1]450先秦时期的女性群体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正在形成之中的封建伦理的影响和规范，但封建文化对她们的塑造是有限的。在具有某些共同点的同时，先秦时期的女性道德往往表现出与汉代以后的不同，以刘向《列女传》为例，其中很多女性的行为很难说具有“女性特征”，而是更多地趋同于男性，如《魏芒慈母》之“仁”、《鲁义姑姊》之“义”、《宋恭伯姬》之“礼”、《许穆夫人》之“智”、《鲁之母师》之“信”等，具有封建时代女性特征的伦理规范并没有能够确立其统治地位。而封建制度确立之后则不同，女性在社会整体压力下不得不就范于男权文化，并开始在这一文化中寻找自己的立身之所。可以说，封建男权制对于女性而言就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确实压抑了女性的自由与个性，但另一方面又为女性特征的浮出水面提供了机会，它是女性实现自身自觉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

正如社会性别理论指出的那样，女性是后天塑造而成的，那么在能够参与封建文化之前，女性有一个被封建文化塑造的过程。我们既然讨论的是女性在男权文化中的出场问题，那么在男权文化确立其基本架构之前，对女性的规范也不可能完成其建构，更谈不上封建文化对于女性的塑造。因此，女性在封建文化中的出场，必然要在男权文化的核心思想确立以后才能出现。“从大量的史实来考察，秦汉的制度和后代的制度，不论从经济、政治、法律以至意识形态那一方面来看，都是近似的，这即是说，秦汉制度为中世纪社会奠定了基础。”[2]56因此我们可以认定，男权文化核心思想的确立当在秦汉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原有奴隶制生产关系开始解体；在此基础上，封建生产关系得以确立，最终由秦统一六国，完成了封建制度在政治上的胜利。而封建文化的确立，则要等到“三纲六纪”在汉代的定型才能完成。[3]291女性能够在封建文化中出场，也应在此之后。

经过长时期的发展，到班昭所处时代，男权文化渐趋定型，并为进一步建构女性道德规范打好了基础。这一历史进程始于“礼崩乐坏”，中间经过诸子百家“各择一术，以明其学”的纷争，到《吕氏春秋》则“诸子之说兼有之”，开启了融百家于一炉的新篇章，[4]422最终在董仲舒以阴阳思想为核心统贯各家的儒学形态中得到了实现。董仲舒思想的核心是“阳尊阴卑”，由此阐明了君对于臣、夫对于妻、父对于子的“尊”的地位，成为《白虎通》“三纲”思想的源头。[5]19因此，我们可以认定，作为封建时代核心价值观的“三纲”思想，直到东汉初年的白虎观会议才基本成型。而班昭恰恰活跃在这一时期，她能够完成封建女性道德的建构与此息息相关。

（二）班昭代表女性出场的内在素质

尽管女性有自身独特的气质，但要想在男权文化中对封建文化有所贡献，就必须首先“屈服”于男权文化，这由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阶段所决定，也是女性文化自觉所必由的道路。因为只有这样，女性才能真正对当时的文化有一个整体上的把握，也才能对这一文化将来的发展趋向有一个自觉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才能真正参与到封建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中去。只有当女性认识到自己与男性的不同，她们才有可能将自己与男性区分开来，也才能更清楚地认识到自身的个性。在女性的发展方面，女性由先秦时期的“迷失”到汉代之后的“清醒”，构建了其清晰的历史道路。因此，女性在封建文化中的出场，势必由这样一个“才女”来完成：她必须一方面拥有对于当时文化的整体把握，另一方面又能够意识到女性在当时社会中的卑微命运，因而能够从男权文化中获得并诠释女性在那种时代条件下的生存智慧。

班昭历史地承担了这个“才女”的重任，她不但对当时的男权文化有着深刻的认识，而且也对女性的卑弱身份有自觉。班昭对当时文化的熟知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在文学方面，她才能出众，“每有贡献异物，辄诏大家作赋颂。”[6]2785在学术方面，她于当时盛行的经学颇有贡献，不但续补并完成了《汉书》的写作，而且对刘向《列女传》进行了增补和注释，甚至是经学大师马融的老师，于东观向马融等授读《汉书》。[7]而《女诫》更处处体现董仲舒思想影响的痕迹，如“夫妇之道，参配阴阳”，“阴阳殊性，男女异行”[6]2788等。这表明了她能在较为抽象的层面把握当时的文化。而且，班昭对盛行于汉代的“黄老”思想也颇有心得。据张舜徽《周秦道论发微》，尽管汉武“独尊儒术”，但作为权谋之术的“黄老”思想却并没有销声匿迹，而是持续盛行于两汉。班昭父兄朋友都深有得于“黄老”，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班昭不但对之耳熟能详，而且以之成功地指导了邓太后的政治实践。

另一方面，由于班昭对男权文化有着深刻的认识和理解，所以她对在这一文化结构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所面临的困境也了若指掌，并怀着深深的担忧。班昭担忧女儿们出嫁之后“失容它门，取耻宗族”，所以才将自己的经验汇为《女诫》七篇，“愿诸女各写一通，庶有补益，裨助汝身。”[6]2786她深刻分析了女性在封建社会中的弱势地位，并试图以“阴以柔为用”“女以弱为美”的“柔弱胜刚强”的道家思想求得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一生平安。“女性在劣势的人生境遇下应该以谦顺柔弱而取胜，也就是说谦顺之德、柔弱之性，应该成为女性避免厄运的人生智慧。”[8]正如朱维铮所言，《女诫》七篇“篇篇都用儒家语言，表述老子、韩非早已透彻伸说的权术，也就是刘向确切定义的‘臣术……正是妾妇与臣子都要娴熟的阴柔权术。”[7]一句话便点破了《女诫》的本质，善于权谋之术的班昭为后世封建社会的女性阐明了谋求生存的权谋之道。

（三）班昭代表女性出场的文化特征

从文化自觉的角度来看，文化认知、文化认同固然重要，但关键还在于文化创造。因而女性要能够在封建文化中出场，必须具有这样的特征，即真正地参与到所处时代的文化创造当中去。由于其文化创造以承认和继承男权文化为前提，因此其思想能够被男权文化所接受和认可，成为此后封建文化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正如上文所述，女性能够参与封建文化创造，除了能够认同于男权文化这一根本点之外，还有一根本点，那就是对女性及其在封建时代的卑微地位有了清醒的认识，能够从女性的角度为女性的生存提供建议。这是男性所无法替代的工作，只有女性才能通过自己的现实人生真正理解女性的遭遇，并由此观照女性生活的方方面面，为命运相似的女性提供有价值的生存智慧。说到底，这是女性在封建时代的自觉，是女性特征在封建文化中的体现。

由于对男权文化深有所得，对于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地位也有清醒的认识，班昭对源于《周礼》的“四德”范畴进行了全面的诠释，使之成为后世封建社会女性的行为规范。看似偶然的为女儿辈所做的《女诫》，却历史地成为了完成封建社会女性道德建构的标志。此后，班昭诠释的“四德”和刘向在《列女传》中借孟母之口扩大化了的“三从”相结合，[5]23共同成为统治女性近2000年的封建女性道德规范的代名词。

二、文化自觉视域中《女诫》的价值重估

对于班昭，研究者们做了较为客观的评价，但只要牵扯到《女诫》，近代以来的评价基本上都是否定式的。有的认为其“给妇女套上了一副沉重的‘枷锁”，是“中国妇女界第一个罪人”，有的甚至认为《女诫》是班昭“心理严重扭曲和对社会主体曲解的产物”，谴责她是二千多年来中国女性遭受苦难的“元凶”，“给古代的女性意识带来了巨大灾难”。这些纯粹批评式的评价虽然反映了实际，却并未能正确解读《女诫》及其历史地位。“哪位中国史学家不知班昭？然而又有几人能够说清楚这位中世纪女性学术大师的生平和遗响？”[7]可见对于班昭，我们现有的研究远不足以表现其全部。从文化自觉的角度来看，《女诫》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十分重要，至少有四个方面的意义。

（一）从文化认知的角度看，《女诫》代表着古代女性学习当时文化以谋求生存智慧的最高成绩

朱维铮通过历史考证的方法，以大量的史料为证据，认定班昭在“赋颂”等文学成就之外，不但“是《汉书》的续作者和传授者，是东汉四世皇帝的后妃教师，是中世纪妇女伦理教义的集成者”，还是东汉和熹邓皇后专权的“主要政治顾问”，是当时文化中心（东观）的“灵魂人物”，是班固《汉书》和刘向《列女传》的“完型作者”，中国历史上“女性按照自己的尺度撰述妇女史”的“第一人”。[7]这一评价无疑是很高的，肯定了班昭在经学、史学、文学、政治、文化、教育等领域的杰出成就。

不但如此，由于受家族友朋影响，班昭还深谙“柔弱胜刚强”的权术之道。张舜徽《道论足征记》认为，刘向、扬雄、王充均深于黄老无为之术。[9]77班昭叔祖班斿“与刘向校秘书……上器其能，赐以秘书之副。” [10]4203班斿与刘向同列并受赐“秘书”，是班氏走向学术研究的开端，此后班昭补刘向《列女传》并为之作注，表明班氏深受刘向影响。班昭父班彪便得益于“秘书”，“幼与从父兄嗣共游学，家有赐书，内足于财，好古之士自远方至，父党扬子云以下莫不造门”，说明班彪、班嗣曾从扬雄等“好古之士”问学，因而班嗣“虽修儒学，然贵老严之术。”[10]4205而班彪“性好老庄。”（《文选》李善注引《汉书》本传，今本《汉书》无。）王充为班彪弟子，弟子深于黄老之道，其师“性好老庄”当不为虚语。张舜徽认为，班彪“聆听父党扬雄等的议论，并得闻姑母班婕妤所谈宫廷秘辛”，得以深谙黄老之术。[7]班昭长兄班固“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及长，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6]1330其《东都赋》有“仁圣之事既该，帝王之道备矣”[6]1361一句，说明他对黄老道术也是很熟悉的。班昭次兄班超也深有得于黄老之术，其离任西域时对继任者任尚所言：“今君性严急，水清无大鱼，察政不得下和。宜荡佚简易，宽小过，总大纲而已。”[6]1586这虽是对于任尚的规劝，但他能经营西域三十年而功成身退，应该不无得益于此。而班昭姑祖母班婕妤“恐久见危，求供养太后长信宫”，[10]3985久居深宫练就了班婕妤退求自保的行事风格，可说是黄老之术的实践者。由此可见，班氏一族在黄老道术余波未尽的时代本就有服膺黄老的传统。

班昭受此影响，于黄老权术深有所得，而《女诫》便是以此思想为指导来阐明女性在男权社会的生存智慧的代表作。朱维铮遍考班昭及其子曹成在邓太后掌握政权后的事迹，认为曹成在受封关内侯之后，终班昭一生再无升迁，证明“班昭深通老子和光同尘的三昧”，并且认为，《女诫》的标题和用语都与儒家“礼”教一致，“但察其涵义，却贯注着《老子》以柔克刚、以屈求伸、以卑弱自恃而后发制人一类权术”，其所谓卑弱、事夫、敬慎、妇行、专心、曲从、和叔妹七篇，实际是“在夫家处理夫妇婆媳妻妾姑嫂种种关系的诀窍”，“正是妾妇与臣子都要娴熟的阴柔权术”。不但如此，“此篇但讲‘妇行，不讲‘三从，所论实为弱者取得权力的策略。”[7]则强调“卑弱”以求自保并非《女诫》七篇的最终目的，其最终是要让处于弱势的女性在家庭中取得权力以后发制人。班昭以其他女性难以兼具的才女特质，以黄老权术为核心，融纳经学、史学、文学、政治、文化、教育等的成绩于一炉，为男权社会中处于卑弱地位的女性阐明了一套安身自保的处世哲学，对于女性可谓爱之深切了。

班昭深知，在男权统治已经确立的社会，女性只有先与男权达成妥协，才能换取自身的生存空间。她在《汉书·古今人表》中列举了近三十位杰出女性，其中有二十二位帝妃被列入“仁人”一列（为第二等），等于让“正史”承认了女性在中华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和贡献（尽管女性的真正贡献并未完全呈现），这便是她以上述思想为指导在男权社会为女性发出的声音。但这一思想岂是大多数女性所能领悟的，甚至对于脱离了黄老道术的大环境的男性知识分子而言也是难以明晓的。“东汉诸儒虽赞学论政，亦多识道之言，然仰视周秦西汉儒先之书，不逮远矣。”“自汉以降，解此者稀。”[9]40在这一形势下，其奥旨难以被人理解，《女诫》也就只剩下被人误解为宣扬女性服从于男权的封建教条的命运，只能被女性解放运动者斥为封建礼教的帮凶了。这真正是班昭及其《女诫》的噩梦。

（二）从女性发展的角度看，《女诫》及其时代是女性发展的必经阶段

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到《女诫》由于对男权统治的承认而造成的对于封建女性的扭曲。但从人类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我们又不得不承认，男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普遍经历的一个阶段。“随着财富的增加，它便一方面使丈夫在家庭中占据比妻子更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又产生了利用这个增强了的地位来改变传统的继承制度使之有利于子女的意图。……因此，必须废除母权制，而它也就被废除了。这并不像我们现在所想像的那样困难……”[11]87既然如此，屈从于男权是女性发展的必经阶段，《女诫》及其智慧是与中国社会在此阶段的社会生产力和交往关系相适应的社会意识。

面对这一历史情状，我们应该追问，女性如何在这个阶段实现自身的自觉，从而促进社会的发展？“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12]96而这种自觉只能建基于具体的历史的活动，“人的现实的‘自由、‘自觉必随他的‘生产生活而变动，即必是历史具体的‘自由、‘自觉。”[13]因此，对于此一时期的女性来说，其任务之一便是自觉其与男性相区别的特性。正如《春秋》、《国语》、刘向《列女传》等文献显示的那样，其有选择地记录下来的绝大部分女性，其言行、价值观大都与男性并没有什么不同，如前所述刘向之《列女传》中诸女性，封建时代女性的特质并没能突显出来。但这一情况在《女诫》之后却大不相同了，以放弃广阔的社会天地为代价，女性已自觉其与男性的不同之处，在封建社会中找到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找到了实现自身价值的舞台。正是以女性的牺牲和辅助为代价，中华文化在封建时代才能创造出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女诫》是我国女性的第一次自觉，这当然也是否定意义上的自觉。

（三）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四德”的全新诠释标志着封建伦理建设的完成

从封建伦理建构的过程来看，白虎观会议无疑是其成熟的标志。但从《白虎通义》来看，这次会议解决的主要是男权社会的秩序问题，涉及女性行为规范的只有卷一《爵》、卷八《三纲六纪》和卷十《嫁娶》等数篇，而且只是规定了泛泛的原则，而没能具体阐述“女德”的内容。白虎观会议的这一缺陷，使封建意识形态先天不足，无法为女性的日常行为提供具体规范。班昭集“才”、“女”于一身，既有男性学者所无法拥有的女性生活阅历，又有普通女性所无法企及的才华，得以在《女诫》中创造性地诠释了“四德”的内涵，恰恰弥补了这一不足。

白虎观会议确立的“三纲六纪”从总体上为男权社会提供了制度保障，而刘向《列女传》中借孟母之口重新诠释的“三从”和《女诫》创造性诠释的“四德”，则具体地规范了女性行为的方方面面。自“礼崩乐坏”以来的社会秩序的重建，至此以封建伦理的确立得以基本完成，而《女诫》所诠释的“四德”恰恰是其标志。

（四）从文化创造的角度看，“四德”发展成为封建时代女性行为与女性教育的典范

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四概念虽首见《周礼·天官》，但《周礼》并未对之进行详细解说。《女诫》首次以女之“四行”指称之，并对之进行了详细阐释，具体规定了四者所包括的内容，《周礼》郑玄注和孙诒让《正义》都采用其说以训释经义，成为“后世封建社会‘三从四德说中的‘四德的最为权威的来源”。[5]28本为训诫女儿而做的《女诫》，却凭借其与男权的融合性和创造性诠释在当时便得到了世人的认可，“马融善之，令妻女习焉”，[6]2792其成为封建社会女性道德的代名词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此后的《女论语》、《女孝经》、《内训》、《女范捷录》等女教著作无不深受其影响。由于其在封建女教中的经典地位，《女诫》以“四德”为中心的女性行为规范，直接为封建女性点明了其在家庭中应有的定位和言行的价值取向，成为维护封建秩序的重要一环。

《女诫》强调女性要提高自身素质，这与儒家的根本精神相一致。在班昭看来，“四德”就是女性之“仁”，是“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尽管只要“存心”就能做到“仁”，但“夫妇之道”的实践却是以夫、妇双方的“贤”为前提的，因此在“训其男”的同时，也应该加强对于女性的教育，而相应的教育方法，班昭认为可以依“《礼》，八岁始教之书，十五而至于学矣”。这等于是在为女性争取受教育的权利。以此为基础，妇在处理与夫的关系时，就不再是毫无尊严的“佞媚苟亲”，而是“专心正色”：“礼义居洁，耳无涂听，目无邪视，出无冶容，入无废饰，无聚会群辈，无看视门户，此则谓专心正色矣。”“礼义居洁”实即孟子“居仁由义”（《孟子·尽心上》）思想的转语，而“耳无涂听，目无邪视，出无冶容，入无废饰，无聚会群辈，无看视门户”则是孔子“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的翻版。于此，班昭虽接受了“阴卑无外事”（《白虎通·爵》）的思想，将女性行为严格束缚在了闺门之内，却又要求以儒家精神为指导来加强女性修养，实际强调了女性在成圣、成贤方面与男性的平等。

《女诫》之能成为女教经典，由此可见一斑，而其对于女性的期许，竟欲与男儿相颉颃。如果封建社会能够贯彻《女诫》的基本思想，封建时代的女性虽被限制于闺门之内，但一定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人，而不会是“无才便是德”、只能依附于男性的配角。在此基础上，女性只要能够冲出家门的束缚，就足以获得施展自身才华的广阔天地。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在封建礼教初立的时期，班昭便已援引儒家为代表的男权文化成果，为近代女性争取与男性的平等做好了准备。但历史不容假设，《女诫》因适合于男权的统治而成为封建时代女教的经典，而其中包含的那些超越了那个时代的思想，却因为不合时宜而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即便如此，当我们今天重新审视班昭及其《女诫》的时候，我们必以班昭为中国女性自觉运动之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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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温航亮（1979-），男，湖南邵东人，哲学博士，湖南科技大学哲学系讲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史、文化哲学的研究。

（责任编辑：李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