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建华
数亿农民工的辛勤劳作支撑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有论者指出,中国的经济奇迹,源于其低人力成本的优势。就农民工群体而言,他们的生产潜力被充分挖掘,其作为城市公民和企业公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和发展需求却被忽略。但站在农民工自身的角度看,这种制度安排在改革开放初期并非不可接受。毕竟对于当时的农民和农民工而言,家庭的生计、生存远比一时的生活需求更重要。 [1]
那么,上述问题何时开始变得难以忍受呢?学界普遍认为,这一过程伴随着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 [2]进入城市打工,这时,国家的改革开放进程正在逐渐地铺展开来,农村的生活条件逐渐得到改善。在这个年代成长起来的农村青年,其生活体验、教育经历均与父辈迥异,这让新生代农民工难以接受“只有生产没有生活”的“农民工生产体制”。
有鉴于此,我们需要重新回到农民工的日常生活形态和生活需求中,评估当前产业关系、社会阶层关系的稳定性,以及当前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进而讨论经济发展、社会转型的可能出路。
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不同于其他国家和地区,西方的城镇化以核心家庭的举家迁移为主要形式。即便在一些后发国家,如巴西、南非等,家庭依然是农村移民的主要生活单位,尽管在移民集聚区充满了贫困和疾病,但移民的家庭生活仍是相对完整的。但在中国,一方面为了在全球资本体系激烈的代工竞争中取得成本优势,另一方面由于户籍制度的延续,打工城市和企业只承担部分劳动力的再生产成本,相当一部分成本被转移到农民工的农村老家,这便是学界所谓的“拆分型农民工生产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