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理性、个体能动与他者视野

陈思

高晓声是一名具有历史感的作家。当然，作家的问题意识并不是反映论意义上对历史事件的记录：例如农民生活燃料供应困难、鱼塘承包纠纷、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社队企业供销紧张等等。他深邃的历史感体现在对被“历史”所裹挟的“人”（主体）的状态的关注。比如，除了对陈奂生这类劳动力强、勤奋诚恳的农民在新时期的持续跟踪外，还包括经历“文革”的干部如何重新恢复活力与信心的期待，也包括对挫折后的知识分子如何对世界和他者恢复连带感的思考，更包括对于“文革”之前一代革命主体“随波逐流”“无主心骨”状态的片段呈现。

在高晓声笔下众多“人”的状态中，其活力的部分往往存在于一批农村主体身上。我们从1979年直到1985年度结集的短篇小说当中能够观察到：这批活力主体始终在困局中捕捉政策与形势，不断调整自身与他人的关系，试图为自己包括乡村共同体争取更大的伸展空间。作为高晓声小说基础研究的一部分，本文有意将这类新时期农村主体命名为“能人”，通过修辞学分析与社会史解读，重新描述高晓声笔下农村“能人”的精神结构，探视作家对新时期历史脉动的理解与呼应。

一、“劳动贬值”为背景：

“旧人VS能人”的镜像结构

社会主义话语内部“劳动”话语的悖论是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历史脉络。一方面，在“革命”的叙事中，如蔡翔所强调的，“劳动”使农民获得了尊严——比如《艳阳天》里马老四拒绝政府救济粮的例子。但是，这种尊严并不体现为具体的生产和分配制度的自主权，具有脆弱性与空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