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单位，我们还能指靠谁

悦纳

长期冷清的公司会议室，因《当代工人》记者地到来而热闹起来。重聚让职工们百感交加，也让吴博军等工会干部回想起热腾腾的往日时光。陈常树和刘建波是最能讲的两位，也是这群人困境的代表。他们即将退出职业舞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成了他们迫切而又唯一的要求。

公司与我，都舍不得

1985年，为了响应市政府“大集体单位优先解决待业青年就业问题”的号召，多种经营公司面向社会招聘了800多名城市户口的青年。“像我这样学历不高，又不符合全民接班条件的人，如果没有大集体，那就得沦为盲流。”陈常树是阜新出生的煤二代，初中毕业后就在社会闲散，公司西部煤矿井工是他的第一份工作，但初始，他对工作并不满意。

西部煤矿是阜新矿区少有的井下作业区，由于地质结构松软，井下事故时有发生。“‘三块石头夹块肉，不是万不得已，这活儿没人肯干。”陈常树说，公司都是开采全民企业放弃的矿区，除了待业青年，矿区有30%是刑满释放人员，大多是社会上的不稳定分子，挑事群殴是家常便饭。

为了安稳人心，提高职工主人翁意识，公司党委、工会使尽浑身解数，安全生产培训、技能学习、文娱活动、相亲大会……“周周都有新花样，工友们参加活动的热情特别高，连放假的工友都回矿上来参加。”回归集体生活的陈常树开始找到职场的快乐，更重要的是，兜里的票子越来越多了。

随着中国工业发展进入高速期，对能源的需求越来越大，多种经营公司的效益也越来越好，“西部煤矿是公司效益最好的部门，普通作业人员每个月能赚40元钱，像我们这样的井工，月薪能达到120元钱，那是1980年代，在阜新算响当当的高薪一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