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中的忠勇与慈悲

王启元

一、皇家寺院的遗碑

阜成门外八里庄的地方，曾经矗立过一座明代最大的皇家寺院，四百多年过去了，孤零零就只剩下一座古塔，还见证着曾经的辉煌。这里就是京西著名的慈寿寺与慈寿塔。这座塔院建成于明万历七年（1579），供养它的大檀越，就是当时的大明君主神宗皇帝的生母、两宫太后之一的慈圣皇太后。在慈寿寺里发生过的那几件“庆生”“说戒”的旧事，几乎都可以看作晚明内宫生活影响外廷政治的典型案例。太后起初建造这座塔院的目的，除了冠冕堂皇地为亡夫穆宗皇帝荐福以外，还有为她本人庆祝三十五岁生日，以及为儿子神宗大婚求储的原因在。但就这几件，最后都惹得君主神宗非常难堪，却又无可奈何，此乃后话。

《帝京景物略》里记载这座塔院恢弘的气势时说：

寺坯杇丹漆，与梵色界诸天，与龙鬼神诸部，争幻丽。特许中外臣庶，畏爱仰瞻。有永安寿塔，塔十三级，崔巍云中。四壁金刚，振臂拳膂，努矁据踏，如有气叴叴，如叱叱有声，天宁寺隋塔摹也。中延寿殿，后宁安阁。阁匾慈圣手书。后殿奉九莲菩萨，七宝冠帔，坐一金凤九首。太后梦中，菩萨数现，授太后经曰《九莲经》。觉而记忆无所遗忘，乃入经大藏。乃审厥象，范金祀之。寺有僧自言梦或告曰：太后，菩萨后身也。

“崔巍云中”的慈寿塔，今日观之的确名不虚传；但皇家气派的寺院大殿，则早已灰飞烟灭，那些宝塔后的“延寿殿”“宁安阁”之属，也无处找寻。

不过，正因整个晚明佛教圈都与慈圣太后的个人信仰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京师之“延寿殿”虽泯然于世，却不妨碍另一个体制规模差不多的“延寿殿”依然存之宇内。皇太后极为信任的高僧憨山德清（1546-1623）就曾遵太后懿旨，在五台山重修山上的“大宝塔禅院”塔院寺。这座五台山上最具代表性的寺院，其正殿也叫“大慈延寿宝殿”，今日牌匾尚存，当是胜明故物。

万历朝重修塔院寺时间，正在京城慈寿寺修成之际，据憨山德清的自订年谱里记载：“圣母以为未了台山之愿，谕皇上，仍遣内官，带夫匠三千人，来山修造（塔院寺）。”那个“未了”的“台山之愿”，大约也不出庆生和求储之外。为此，慈圣太后在离京师颇远的五台山，又为自己建了个名字相仿的殿宇“延寿殿”。“延寿”之名，自然是为慈圣皇太后生日之故。当然，太后生日最想了的愿，还是为神宗求储，今天我们只要从整个晚明政坛清浊流之间的党争记载中，约略就能看出端倪来。为了神宗能够生一位嫡子，从母后圣躬到朝野内外，都操碎了心；这情形就如同近日大龄剩男剩女的母亲们，制造一系列拙劣的相亲举动一样，最后弄得母子不睦甚至如仇。以今度之，贵为神宗母子之间，大略也无不同吧。

慈圣皇太后（1545-1614）出生那天，是世宗嘉靖二十四年农历十一月十九。这个典型的摩羯座老太太，的确拥有一切摩羯座该有的气质：冷静、世故，可以无视所有权威，自己却变成另一种权威。除了一味维护后来庶出的长孙的太子地位外，上引《帝京景物略》说的“太后梦中，菩萨数现，授太后经曰《九莲经》。觉而记忆无所遗忘”的事情，就很像是一件为自己树立权威的事件。太后即“菩萨后身”的说法，也是慈圣太后留在世间最深刻的印记。

慈圣太后享年颇久，生前对包括佛道二教在内的传统宗教信仰，都礼敬有加，多次在京畿建造寺院，刊刻佛教道教的藏经文献，的确算得上晚明时代第一等的大檀越。等到太后宾天，失去大护法的慈寿寺开始不复往日辉煌，不出百年，堂堂大明的皇家寺院，就仅剩一座永安万寿塔孤独地伫立在八里庄。今天，在古塔北侧还留有两块明代石碑，碑上内容都与慈圣皇太后有密切关系。一块正面刻“九莲菩萨像”，背面是万历初内阁大学士王锡爵等所赋《瑞莲赋》，就是《帝京景物略》里“命阁臣申时行、许国、王锡爵赋之碑，勒寺左”这件事。另一幅，正面刻“鱼篮观音像”，背后则刻有一幅“关公像”。

此二碑侍立塔侧，因为慈圣的关系，其树立时间下限定不出万历朝。“观音-关公”一碑上，看似两个汉地最为人熟知的神祇，本来未必能有多少交集，但大约在晚明时候，他俩似乎走近了许多。

二、观音与关公

观音形象从男身转变为女身的过程，学界已经有过相当多的探讨。他，或者“她”大约在宋元时代，就开始渐渐转换性别；到了明清以后，提到观音是女性神祇，已经变得理所当然了。其间，民间甚为流传的《香山宝卷》及“妙善公主”故事，对夯实观音女性形象，及在民间救苦救难、大慈大悲的认识基础，助力良多。至于或长篇、或话本的旧小说中，那个神通广大又性格鲜明的女性观音菩萨，更是民间极为熟悉的。

慈圣皇太后在世时，曾印观音大士像分赐天下名山，并把观音面容印成自己的模样（毛奇龄有《胜朝彤史拾遗记》），可见其早年曾有自封为“观音”的举动。当日女性神祇的崇拜，其实也普遍存在于各个本土信仰之中，其中自然包括太后更有名的“九莲菩萨”化身的头衔。如此，则对于晚明时代的信众来说，宫中的慈圣皇太后，即是佛教界观音菩萨的化身，又被称作“九莲菩萨”。（陈玉女《明万历朝九莲菩萨建构之多重意义》）那么，万寿塔下那块画有“九莲菩萨”像的石碑，及背后的《瑞莲赋》，描述的自然就是慈圣的化身无疑。

而另一块碑上，一侧的“鱼篮观音”，本是观音三十二身之一，在此亦等同于九莲菩萨，亦即慈圣化身。但那块碑背后刻一关公图像，则颇有些让人费解，但与慈圣却未必没有关系。

关公，也就是三国时候的关云长，是一位从历史人物慢慢演变为信仰偶像的神祇。关云长殒后一千余年里，一直因为自己忠勇的生平，得到历朝帝王的嘉奖。不过，那些历代累积的褒扬，都比不过入关的满清一家对他的崇拜。来自关外马背上的满洲统治者，对忠勇如关公的神灵，似乎有种别样浓烈的崇拜，清代官方为关帝修过《关圣帝君圣迹图志全集》，搜罗关帝从平凡到神圣之间各类细节，尤其“灵感”“圣籖”诸条的记载，显示出作为神祇的关公，所拥有的无上法力。这种强烈的膜拜感，还不仅仅由于清人把满文译本《三国演义》小说当作政治教科书所致。据各种关公显灵的记载，努尔哈赤向明政府请关公神像出关供奉后，二爷竟然多次显灵保佑后金，自然不由得草原骠骑民族对他五体投地。（朱维铮《在中世纪晚期的〈三国演义〉》）

观音与关公一同出现，这在晚明之前的宗教图像绘制当中，似未出现过；甚至，直到明季入清后，二者合祀的场景才渐渐风靡。至于今天我们在佛寺道观中看到的观音、关公像并立的场景，则未必出自这种不算古老的传统。

观音和关公二位的处境，还在一点上有些相似。我们或许不容易想象，元明以前的观音形象与影响，其实尚未从一众大菩萨中脱颖而出。唐以来传说观音道场的普陀山，在近世时香火也一直不可谓旺盛。清初的王鸿绪（1645-1723）曾记载：

自永乐至今，三百五六十年间，宗风阒寂无闻。时则中原济上知识，亦多韬光弗耀，不独所称海滨孤绝处也。（许琰《普陀山志》）

直到慈圣皇太后崇佛，且自比观音及“九莲”开始，观音普陀山才真正迎来法门中兴，建造寺院，颁赐大藏。今日依然存世的普陀山最具代表性的石刻“磐陀石”与“海天佛国”，都是万历朝时总兵侯继高的手笔。观音道场的勃兴，代表着晚明时观音与普陀山开始兼有了国家崇拜与地方信仰的成分；尤其国家崇拜方面，与慈圣皇太后的一系列举动自然是密不可分的。

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关公，竟然也是迟至晚明时期，才升格到“帝王”级别。在对其崇拜至极的清人入关之前，晚明时的关公，也刚刚成为神祇中的帝君不久。清人成为关公热衷的拥趸，可能就是延续晚明时已有的信仰习惯。细究关公成圣的时间，却颇值得注目。乾嘉时史学大家赵翼在他的《陔余丛考》“关壮缪”条中，梳理了历史上祭祀关公规格的演变：

文宗天历元年，加封显灵威勇武安英济王（自注：《元史》：世祖尊崇佛教，用汉关壮缪为监坛）。明洪武中复侯原封。万历二十二年，因道士张通玄之请，进爵为帝，庙曰英烈。四十二年，又敕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

其中涉及的明代加封关公为帝君的年代，都是在慈圣太后整寿之年，一次万历二十二年（1594）是慈圣五十大寿，一次是七十大寿，且是年春慈圣皇太后崩。虽然现在只有一些无甚关系的旁证指示明代关公崇拜与慈圣皇太后存在某种联系，但起自万历朝的关公升格，可以看作未来百余年间关帝热的一个重要发端。

可以这么说，也就是这位皇太后在位期间，观音与关公这两大信仰神祇，到达信仰神明界的最顶端。汉地重要的武将祠神与佛教界最重要的偶像，共同立在纪念慈圣皇太后的碑板两侧，其中的表彰太后的成分，是不言而喻的。

三、清代的堂子祀中的“熟人”

观音与关公，这两种汉化极深的信仰偶像，似乎在晚明时候就已被大明周边的少数民族所接受，比如日后入关取代的明朝的女真人后裔，他们在东北时就表现出对观音-关公偶像崇拜的极大热诚。直到晚清时候的金梁，还能记起两百余年前满清开国时，在“堂子”里祭祀的景象，尽管他已经不太能讲得清楚这种国家崇拜的原始初衷。金梁在《光宣小记》“堂子”条记载云：

堂子在玉河桥东，顺治元年建，中为祭神殿，前有拜天圜殿，制与盛京略同。凡元旦、月朔，国有大事皆诣堂子行礼，出征凯旋则列纛而告，典至重也。太祖建国，即有谒堂子礼。乾隆年告祭堂子，谕曰：“堂子之祭，乃我朝先代循用通礼，所祭之神即天神也。”盖堂子祭天，兼祀多神，祝辞颇繁，听者遂多传误，如祝辞有“佛哩佛多俄漠喜吗吗”，意曰“福幼之神”，则误为“万历妈妈”矣。其实神为福幼，迎以杨枝，意即汉俗之送子观音耳。祝辞又有“喀腾怒延”，本蒙古神，以先世有功而祀者，则又误为“邓将军”，皆无稽之说也。至出征告天，即古之禷祃，更不待言矣。

金梁另一条“歪李妈妈”条也解释说：

《本纪》：古勒城主阿太为明总兵李成梁所攻，阿太，王杲之子，景祖长子礼敦之女夫也。景祖挈子若孙往视，有尼堪外兰者诱阿太开城，明兵人歼之，景、显二祖皆及于难；太祖及弟舒尔哈齐没于兵间，成梁妻奇其貌，阴纵之归，始得脱。众称成梁妻曰：“歪李妈妈”，误为“万历妈妈”。又以堂子岁祀“佛哩佛多鄂漠喜玛玛”之神，遂讹传为祀万历妈妈矣。

金梁的质疑有些是很准确的，作为满洲的后裔，他对在汉文化界流传的“万历妈妈”的传说作出了分析，所提出的解释也算是非常内行的说法，“佛哩佛多鄂漠喜玛玛”的确是一个满洲早期的神祇，也肯定不是那位辽东大将李成梁的妻子，但是，“她”却未必没有受到过汉地信仰的影响。那里面提到的“邓将军”崇拜，经孟森作《满清堂子所祀邓将军考》一文后，更是民国时候，大学者们一齐关注的重要议题。在今天关注到域外尤其是朝鲜燕行录后，学者们更是看到流传在朝鲜人想象中的“邓将军”，在晚清时代已变成了另一种模样。（葛兆光《堂子乃祀邓将军？》）

清代堂子祀中究竟供奉着哪些神祇，他们的由来又是哪里，即便满人本身亦未必清楚，遑论当时的汉人。据说《清稗类钞》里记载，当日有“三不问”，头一个不问的就是“莫问堂子祭何神”。我们现在可以知晓，满族的堂子祀，可能源自更为古老的萨满教信仰，大约在努尔哈赤起兵反明时，形成了满清人自己的特色。其中区别于萨满前人的最大的不同点，就在于清人祭祀对象的变化。今天的学界基本有了一个明确的定论，清代堂子祀、坤宁宫祭祀，及原来满洲部族的祭祀活动，在祭祀原来部族时代所供奉的“宇宙神”如“阿布卡赫赫”，及“祖先神”爱新觉罗氏先祖之类的主神的同时，还融入了许多汉文化里重要的“客神”，以关帝、观世音、释迦牟尼为代表（白洪希《清宫堂子祭祀研究》）。算上佛祖释迦牟尼，尤以关帝-观音为代表的“客神”祭祀，在清人尚未入关前已经非常兴盛，入关后更是成为坤宁宫及堂子祀里最礼敬的上宾。

堂子祀里那些掌管具体事务的神明中，有一位痘神，叫作“佛多妈妈”。研究者以为她本是氏族笃祭祛瘟女神，是为子孙求福驱邪“保婴而祀”的。这与上面提到的、让金梁记忆深刻的神祇“佛哩佛多俄漠喜吗吗”，即是同一位神明。这位音讹成“万历妈妈”的女神，被金梁描述成“神为福幼”的同时，还是“迎以杨枝，意即汉俗之送子观音耳”，这个说法殊可引人注意。“佛多妈妈”之因所讹成的“万历妈妈”，此说并非不可解。“万历妈妈”最直接之解释就是明神宗生母慈圣皇太后，而满洲堂子祀中供奉之手持杨枝的送子观音，亦即可视为九莲观音转世的太后本人。

更有一旁证，这位痘神“佛多妈妈”，实际具有保佑儿孙的属性，这其实与“九莲菩萨”在大明朝的作为有密切的相关，除了慈圣力主保皇长孙成为太子外，崇祯朝九莲菩萨宫中“显灵”事则体现了“佛多妈妈”痘神的作为。崇祯朝初期思宗曾撤宫中佛道圣像，礼敬天主教。然其幼子慈焕夭亡后，宫中曾发生菩萨附慈焕身“显灵”，斥责崇祯帝“薄外家，诸皇子尽当夭”，最后使得崇祯帝重新礼待武清侯，并礼敬佛道教。（《明史·薛国观传》）从这个晚明宫廷的秘闻来看，包括慈焕在内的崇祯多位王子幼年早夭，甚可能为当日肆虐东亚的痘症所致。若推测不误，则这段慈圣显灵的故事理路，亦可视为一痘神佑护灵验母题的变化。那么，“万历妈妈”九莲菩萨，极有可能在汉地已经与某种“保婴而祀”的愿望联系在一起，并传至关外，也未可知。姑备一说，聊俟通人。

关公与观音，这对慈寿塔下碑中的神明，又同时来到满洲人的堂子祀里，这或许不是巧合，至少可以视作明与清、地方与国家间，信仰生活的无缝衔接。

四、功臣之于慈悲、忠烈

康熙初年，也就是在郑成功“江上之变”后的几年，一位日后的宫廷工艺美术设计大师，此时流寓苏州，做着江南一方大员的幕僚。这位驻跸苏州的江苏布政使，是汉军旗佟佳氏的族人，叫作佟彭年。这时候离郑成功客死台湾已经好几年，清初著名的奏销、哭庙、通海三案的紧张气氛也渐渐缓和，在这位南下的辽东勋旧的管理下，江南似乎渐渐恢复了旧时的风雅。这位佟方伯幕下幕宾的名字叫刘源，其实也是个北来的汉军旗人；但他却能像江南人一样雅好文艺，且颇有成就，书画篆刻之外，对制墨、制瓷都有极深的研究。因为他在工艺美术方面不凡的造诣，刘源后来在康熙朝任内廷供奉，是位不甚出世的大能人。

刘源字伴阮，河南祥符人；后徙辽阳，隶汉军旗籍。康熙间供奉内廷，官至刑部主事，《清史稿》有传。据记载，刘源对各种传统工艺都非常精通。比如他就擅长微雕，曾刻《滕王阁序》《心经》于笏版之上，又能设计瓷样，康熙官窑瓷器多出其手。至于其余御用的木器、漆器等，亦多出自刘源的监作。在他的手艺中排第一的是制墨，康熙御墨也都由刘源亲笔书画设计制成。但刘源流传于世最有影响力的作品，还是他在苏州做幕僚时所绘制的代表清初人物版画高峰的《凌烟阁功臣图》。

绘像凌烟阁的事迹，本是唐太宗贞观年间，李世民为怀念当初一同打天下的功臣，命人在宫中的一座小楼凌烟阁内，描绘了二十四位功臣的图像，皆真人大小。到了中晚唐的宣宗时，又陆续补入了马周、褚遂良、娄师德、张九龄等三十七位名臣宿将，前后在凌烟阁得以绘像纪念的功臣总计达六十一人，大略都是大唐建国及平定安史之乱的功臣。但那些盛唐凌烟阁内功臣图像，经历时代变迁，早已不存世间，只留下“绘像凌烟阁”的意象，供后代凭吊。

时间来到清初康熙元年（1662），客居苏州的刘源在见到著名画家陈洪绶所绘《水浒三十六人图》之后，深为欣赏，但因为陈氏所绘表彰的仅仅是绿林好汉，而“不以表著忠良”（刘源《自序》），所以他受之启发，在六年后将最先所画的二十四位功臣画像，刻出《凌烟阁功臣图》，大力表彰仁义气节。大约是给佟彭年方伯面子，当时身在江南的多位艺苑文坛的大佬如吴伟业、王时敏、徐元文、宋实颖、尤侗等，纷纷为这位还不甚出名的刘源和他的新书作序捧场。其中如吴伟业《题刘子伴阮画凌烟阁图有序》中提到，“恨尚未识面，间取是图，以想象其为人，意必嵚崎历落，有凌云御风之气。”吴伟业其实还未曾见过刘源本人，就写了这篇古风长诗，对之大加赞赏。梅村这首诗最后“他年供奉北门诏，大官赐食千金裘”这句，本来更像是句恭维的话，结果一语成谶，刘源果然拜他吉言供奉内廷去了。

这卷为表彰忠义而作的《凌烟阁功臣图》，在画罢二十四位功臣之后，刘源又附上了关公与观音像各三幅。

据他自序里说：

以大士之慈悲，帝君之忠烈，冠于简端，聊以纪风云之盛，立仁义之极。

刘源的本意，是要借关公、观音二位当日最为人信服与灵验的神祇，表彰世间所需要的慈悲与忠烈的精神。这一举动忠实地透露出，关公与观音在当时信仰界的影响力，遍及民众与精英阶层。

从慈寿塔下的明代碑刻，到满清堂子祀，再到民间的画册作品，神明关公-观音的组合无不体现着他俩在当时信仰界的权威。这对看似有些格格不入的搭配，却展示出明清时代，从国家到民间的信仰的某种特点，正追求一种兼有忠勇与慈悲的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