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在“情怀至上”的当下,此言取代“生活在别处”,成为文艺青年们互证身份的新暗号。听得多了,审美疲劳之外,不禁说出戏谑之语:“如果只有眼前的苟且,到了远方也只会撒野。”
我以为,一个拥有庄严、温柔的眼前生活的人,才可能拥有诗意的远方。比如柳宗元,不随俗,不苟且,才能在诗中抵达那烟水的彼岸——他的《渔翁》一诗,正是他心灵的彼岸。
在现实的此岸,柳宗元少有才名,夙有大志,20岁即中进士的柳宗元,30岁之后生命之流陡然悬落。永贞元年,时为礼部员外郎的柳宗元参与王叔文政治改革,不到一年改革就以失败告终,柳宗元被贬为台州刺史,诏令宣布后,朝中人士还以为处罚太轻,于是在十月中又再度被贬为永州司马。最让他难堪的是,连文坛领袖韩愈都将革新者视为“小人”“私党”,而以惋惜的口吻说:“数君(刘禹锡、柳宗元)匪亲岂其朋?”(《永贞行》)被贬已使前路受阻,人品受攻击更让心灵蒙尘,当此之际,柳宗元大概能领悟到前人“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为缁”的无可奈何吧。因此柳宗元被贬永州期间,一直试图以清明山水将被风尘染黑的素衣浣洗干净,自己重得清白。
有人说,山水诗的一个意义就是表达“生命漂泊之感,与向往安顿之感”。柳宗元被贬荒蛮,可以算得上“生命的漂泊”,而他借山水以安顿心灵,洗濯尘俗。在他笔下,阴晴雨雪,风云变幻都是作者心情的外化,都展现他孤高傲岸的品格。他的山水游记是摄山水魂魄、传清洁精神的神品,他的山水诗《渔翁》则是云水沧沧间显“山高水长”之风的逸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