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西会议和榜罗镇会议
——红军长征后期的战略抉择

云南　王　琪



扎西会议和榜罗镇会议
——红军长征后期的战略抉择

云南王琪

摘 要：红军长征在遵义会议后还有两个重要节点，一是1935年2月召开的扎西会议，成为红军长征胜利的新起点，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最后完成；二是1935年9月召开的榜罗镇会议，确定了红军长征的落脚点。这两个重要的节点在红军长征途中以及党的历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关键词：长征；扎西会议；榜罗镇会议

201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是值得整个中华民族纪念和追忆的重大历史事件。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在历时两年的艰难岁月里，历经千难万险，长驱二万五千里，南北纵跨十余个省的伟大创举。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在艰难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

一、扎西会议

扎西会议会址（云南威信县扎西镇）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一贯都有“政策要制定更要落实”的理念，而扎西会议正是贯彻落实遵义会议重要决议的一次重大会议，“解决了遵义会议未解决了的、未解决好的问题”。［1］1935年2月5日—9日，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到达今云南省威信县扎西镇。这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于此举行会议，主要解决了两个核心问题，一是组织问题。遵义会议虽然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在常委内再进行适当的分工，但毕竟没有给予实际分工。究其原因，第一，遵义会议后，长征红军大概忙于进行战略转移，无暇予以考虑；第二，中央领导对于毛泽东进入常委，可能意见并未一致，导致对毛泽东不能给以具体的工作安排；第三，遵义会议上，虽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纠正了二人在军事和组织上的“左”倾错误，但要完全结束这一错误思想的影响并非易事。鉴此，扎西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2］。这便正式实现了组织上的调整，赋予毛泽东在军事和组织关系中的实际责任。二是军事问题，集中表现在：其一，军事路线的问题。在遵义会议上博古、李德的军事报告虽遭到多数领导人的否决，但他们并未认错，政治局也未达成正确的军事路线的共识。“左”倾错误路线尚未根本消除。其二，是战略方向的问题。遵义会议后，长征红军决定渡过长江在川西南或者川西北建立新的根据地，但蒋介石却调集重兵尾追围堵，封锁长江，致使红军再次陷入战略转移方向的困境。其三，是军事行动和部队编制问题。红军长征出发由于辎重设备过多，行动缓慢，遵义会议虽提出要提高红军行军的机动性，但仍未得到及时有效的改观。针对以上的军事问题，扎西会议“讨论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并在中央红军中及时传达、贯彻”。这就在全党全军面前宣告了“左”倾路线的失败。“讨论了全国各苏区和红军的战略方针和组织问题，分别向中央分局，2、6军团和4方面军发出指示，改变渡江入川计划，作出‘回兵’决策，发布向川滇黔边境发展的指示”［3］，从而为红军战略转移指明了方向。针对红军行动机动性差的问题，扎西会议决定对红军进行“缩编”，即对中央红军进行整编，还作出组建中共川南特委和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的决定。

从扎西会议的内容和议程上看，它是遵义会议的延续和最后完成。扎西会议集中解决了遵义会议上提出来而未有效解决的两个核心问题——组织变换问题和军事路线问题。这两个问题“都关系到能否彻底纠正‘左’倾错误军事路线，结束‘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的根本问题”［4］。总的来看，扎西会议对长征中的战略转变进行了切实指导和部署，由此开启了负党中央总责的张闻天与红军实际最高领导的毛泽东相配合，领导全党全军的新格局。

天险腊子口（甘肃迭部县腊子口乡）

二、榜罗镇会议

从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开始战略转移到1935年9月抵达陕甘根据地，在这期间中央红军多次选定落脚点，又根据战斗形势的变化多次放弃，可以说一直处在徘徊犹豫之中。中央红军选择长征落脚点主要经历了七次变化：一是黎平会议确定川黔边根据地，二是遵义会议确定川西或川西北根据地，三是扎西会议确定云贵川边根据地，四是会理会议再次确定川西北根据地，五是两河口会议确定川陕甘根据地，六是俄界会议确定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建根据地，七是榜罗镇会议最终确定陕甘根据地。红军选择长征落脚点的多次犹豫徘徊，其共同点主要表现在：一是，根据战略转移的地理位置及敌我力量、战斗形势的变化而适时做出调整，说明党的军事指挥路线在逐步完善，党的指导思想逐步成熟。二是，每次确定的红军落脚点基本都处于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地带的“鸡鸣三省”的位置，只有第六次例外——中央红军由于内外矛盾交困，遂选择与苏联接近的地方，这是从可以获取苏联红军对中央红军的战略支援作出的考虑。三是，前六次的抉择基本都是在战时做出的临时调整，没有对红军落脚地进行实地考察，没有完全掌握落脚地的革命形势及发展态势；直到第七次，中央红军在榜罗镇会议召开前夕，深入地了解到陕甘根据地的地理位置及现存革命形势发展的优势，因此，最终决定将陕甘根据地作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

1935年9月，党中央率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突破天险腊子口，翻越岷山，于9月18日占领甘肃宕昌县哈达铺。党中央于21日下午进驻哈达铺，利用在哈达铺休息的短暂时间，对北上红军集中进行了整编，正式宣布组成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陕甘支队历经艰难困苦，摆脱敌兵的阻击，冲破敌人的封锁线，于9月27日抵达甘肃通渭县南部的榜罗镇。榜罗镇南部地处通渭、陇西、武山、甘谷四县交界地域，四周群山环抱，是历史上通渭四大镇之一。

27日晚，中央政治局会议在榜罗镇召开，党内最高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秦邦宪等中央政治局常委参加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会议审时度势，反复研究，鉴于当前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而由毛泽东宣布：要到陕甘边根据地去，会合红二十五、二十六军的弟兄们去。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抗日的前线，我们要到抗日前线去，任何反革命都不能阻止红军去抗日。榜罗镇会议作出了改变俄界会议上关于在接近苏联的地方建立根据地的决定，作出将陕甘苏区作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的重要决策，从而解决了长期困扰红军“向何处去”的问题，确立了红军的最终落脚点。榜罗镇会议之所以能顺利确立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其原因主要表现在：第一，早在长征红军抵达陕北之前，陕甘边地区在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人的带领下，已形成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狡兔三窟”式的陕甘革命根据地。加之陕甘边地处“鸡鸣三省”的交界地带，北连毛乌素沙漠，南接渭河流域，西临六盘山麓，东则以黄河与山西分界，又处在抗日的大前方，回旋余地大，对长征红军是极其有利的战略落脚点。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央在榜罗镇会议上选择陕甘边作为落脚点，具有历史必然性。第二，正当红军为“向何处去”而焦虑时，党内首脑人物张闻天根据红一军团在哈达铺突然截获到的敌人的报纸，立即撰写出题为《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一文，介绍了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发展历史和现状。是文刊登在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机关刊物《前进》上，由此，引起党中央的高度重视。这就为党中央将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甘边区的抉择，提供了重要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央在榜罗镇会议上决定陕甘根据地作为落脚点，又具备了偶然性。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红军长征落脚点的确立，是陕甘苏区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与党中央领导人敏锐的战略意识相结合的伟大决策。

榜罗镇会议纪念馆（甘肃通渭县榜罗镇）

从榜罗镇会议的历史地位上看，它是红军长征后期召开的一次至关重要的会议，会议确定把陕甘根据地作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解决了红军长征以来一直困扰、迷茫、徘徊、犹豫的战略落脚点问题，使奔波疲惫的中央领导与红军队伍得到喘息和休整，保存了经过长征洗礼的红军骨干力量，重新点燃了中国革命的希望。1935年11 月20日至24日，中央红军在陕西鄜县（今富县）直罗镇战役中取得歼敌一个师又一个团的重大胜利，巩固了陕甘根据地，为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注释：

［1］［3］中共昆明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昆明地方史》第一卷，云南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第163页。

［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388页。

［4］程中原：《论扎西会议的历史地位》，《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4期。

作者：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