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有道 手中有术

李璐

刚参加工作的那几年，是蔡建强最愿意乘坐时光穿梭机重返的岁月。那时候，是他作为住院医生最忙碌的时光。那段日子，一家人住在筒子楼，蔡建强站在楼道里系着围裙炒菜，时常，刚把菜放锅里就被医院的电话叫走，他忙不迭地撂下铲子，关了火，摘了围裙就往医院跑……

如此敬业，即便是同行，亦不能完全理解，而蔡建强却乐此不疲地做了30余年。他说，医者之心，是医者对专业的不懈追求，又是对患者疾苦的感同身受。医之专、医之难、医之疼、医之美，构成了医之心。

从银针到柳叶刀

位于北京龙潭湖畔的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以下简称肿瘤医院），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第一家肿瘤专科医院、亚洲地区最大的肿瘤防治研究中心。

早上8点，肿瘤医院外科楼腹部外科一病房的患者们在病床上躺好，侧起耳朵，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病房门被轻轻推开，蔡建强率领的团队，和清晨的阳光一起如约出现在他们面前。查房是医生的必修课，几十年来蔡建强坚持亲力亲为。在没有门诊和手术的日子里，他总会亲自带队查房。即使作为政务繁忙的副院长，他也没有把查房工作推给别人。即使在周末，他也经常会去病房查看病人，并且要求团队里的医生也要做到周末查房。

蔡建强的查房以严格出名，病房里的医生和护士，没有不怕他查房的。因为他问得太仔细、查得太认真，发现问题后“骂”得太凶。他常说，如果一个医生对病人不负责任，那就失去了做医生的基本资格。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梅贻琦语）对于医院也是如此。人们生病，往往愿意去三甲医院就医，主要不是奔着医院的硬件设备，而是奔着大楼里的名医而来。在肿瘤医院，蔡建强就是众多名医中的一位佼佼者。

蔡建强有一双厚实而灵巧的手，上面写着岁月的痕迹，有清晰的老茧，也有需仔细辨认方可看出的疤痕。有些是拜常年工作所赐，有些则可以追溯到他的童年。

1968年的冬天，6岁的蔡建强随父母下放到吉林省磐石县的农村，这里距离他的家乡吉林市并不算遥远，但是乡村与城市的生活有天壤之别。在那里的5年里，蔡建强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每到冬天，他的膝关节就肿得厉害。而蔡建强的母亲不仅患有关节炎，还有肾炎和严重的偏头痛，而且经常头痛欲裂。

15岁那年，蔡建强成了一名“小中医”。因为妈妈的头痛经常发作，有一位会中医的亲戚，经常来帮她针灸治疗。总是麻烦大夫，妈妈心里有一种不安。他看到这种情况，就斗胆问大夫阿姨：“我能学针灸吗？”尽管阿姨和妈妈都充满了疑虑，但他还是坚定地拿起针，在自己患“关节炎”的部位开始试验。经过一个多月，妈妈接受了儿子的请求。就这样坚持半年多，竟把妈妈顽固的偏头痛治好了。

“方向盘、听诊器、大马勺。”20世纪80年代，这代表着社会上几种让人艳羡的工作——司机、医生和厨师，据说这些人永远饿不着，而且都是被人求着的。3个工作中，蔡建强可以胜任两个——他一手拿“听诊器”，一手掂“大马勺”。原来，在大学的5年时间，他除了医学上日益成熟，在厨艺上也日益精湛。他利用4个假期的时间，在吉林财贸学院举办的假期烹调班学习厨师面点。凭借学校里的解剖知识，蔡建强切起肉来游刃有余，他熟知肌纤维走向，平刀、顺刀、顶刀用得很溜。

1985年，蔡建强来到肿瘤医院。这双挥过镰刀、掂过大勺、揉过擀面杖、捻过针灸针的手，终于操起了柳叶刀。这之前的一切，都好像是为了让他成为一名外科医生而做的准备。

西游与东渡

中国古代的高僧玄奘和鉴真，为了求取真经、弘扬佛法，曾经西游印度，东渡日本。在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蔡建强也曾两次赴国外学习观摩。为了学习外国先进的手术理念和技术，他也有过“西游”和“东渡”的经历。

彼时，他已经是有十年临床经验的外科医生了。但是，因为海涅大学严格的规定，他在学习期间不能接触病人，更不能动手做手术。在那里，蔡建强只能观摩。不过这也已经让他大开眼界。他还记得第一次看心脏移植手术的情景，“整个过程就像看天书一样，各种管道系统虽然很复杂，但是井然有序，以前见都没有见过。”

从德国回来后，在科室前辈的支持下，蔡建强与大家共同努力，学习和开展确保手术安全的技能，使肿瘤医院腹部外科的肿瘤治疗更加专业化，手术死亡率大大降低，手术治疗腹部肿瘤技术逐渐成熟。蔡建强也逐渐树立了自己对肝脏和消化道方面肿瘤的研究方向。

5年后，蔡建强又东渡日本，在著名的熊本大学做了为期一年的访问学者。“在亚洲，治疗消化道肿瘤和肝脏肿瘤，日本是老大。因为水域和核辐射的问题，日本是胃癌与肝癌的高发国家，病人比较多，医生的手术技术也比较成熟。”蔡建强说。

“医生固然不是仙，也不是佛，但他必须得有仙和佛的心。仙和佛都是普度众生的，这也是对医生的要求和最高评价。”蔡建强说。在很多患者眼中，蔡建强确实就像仙和佛一样慈悲，仿佛拥有起死回生的能力。

“蔡主任，在这里我斗胆请您允许我亲切地叫您一声‘爸爸，是您用精湛的医术、慈爱的仁心挽救了我，挽救了我的家庭，是您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这是一位名叫小佳的女孩给蔡建强写的信。10年前，只有12岁的小佳突然被当地医院诊断为患有肝癌（后经肿瘤医院诊断为巨大肝脏腺瘤）。将女儿视为珍宝的父母立即带着她四处求医，辗转省内多家医院，然而得到的结论却是雪上加霜。

但是，她的父母仍然没有放弃，几经辗转，小佳来到了肿瘤医院腹部外科的门诊。蔡建强清晰地记得小姑娘第一次来门诊的情景，“她当时很憔悴，脸色蜡黄，是典型的黄疸表现，一看就知道病情不轻。”果不其然，小佳的巨大腺瘤位于左肝，几乎占据了整个肝叶，有15厘米左右大小。由于肿瘤过大，压迫了肝内的胆道，已经引起了较重的黄疸。蔡建强立即决定让小佳住进病房，进行保肝、营养等对症治疗，决定是否进行手术切除，迫在眉睫。

进行手术治疗，就意味着要切除掉病灶和病灶周围的正常肝组织，这对病人的肝功能是一种巨大的打击。许多肿瘤巨大的患者，尤其是儿童，很有可能会因为术后的肝功能衰竭而生命垂危，因此术前的评估对于肝癌的治疗至关重要。蔡建强的团队不仅为小佳预约了腹部CT、核磁检查，还认真地为其进行了肝储备功能检查。

在一沓沓检查化验资料前，蔡建强表情凝重，不敢有丝毫疏忽。多年的外科经历让蔡建强深知，对这么小的患者进行如此大的手术，充满了风险和挑战。肿瘤贴近重要的血管，稍有不慎就会引起致命的出血，这也可能是之前医院认为难以手术的原因。蔡建强最终还是决定为小佳进行手术切除，因为这可能是小佳获救的最后机会。

一切按部就班。在入院的第4天，小佳在全麻下接受左肝不规则切除术。肝脏不规则切除术是一种肝脏肿瘤的切除方式，采用解剖性分离的方式，切除癌症病灶及病灶周围2厘米的正常组织，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护肝脏。小佳的手术从早上8点开始，下午3点结束。在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时，蔡建强嘱咐大夫，把小佳背后的腹带要打平整，然后把她身上的消毒液擦干净。原来大家都注意正面腹带摆平了，没有注意背面的腹带。

“当时真是全神贯注，不敢有一点马虎，就当时的手术条件而言，也许一不留神就会导致整个手术的失败，现在想想都还有些后怕。”作为助手的毕新宇医生，对那次手术记忆犹新。

如今，10年过去了，小佳已经成了一个大姑娘，还会时常问候当年的救命恩人蔡建强及其团队。

在团队与家庭之间

在腹部外科医生们的眼里，蔡建强颇为严厉，甚至不苟言笑。其实，他在生活中是个有情有义的人。每年，他都会请团队成员和家属一起吃饭。餐桌上，他会给每位家属敬酒，请大家理解医生们平日的忙碌。“这时候，所有人就像一家人一样。”李智宇医生说。

在羽毛球场，蔡建强还是运动健将。虽然已经50岁有余，他与年轻小伙儿单打，可以两个小时不下场。只要有机会，他就会不遗余力去救球，非常难的球也要去够。对待打球，他也像对待工作一样认真。因为他知道，外科医生需要有良好的体魄才能胜任复杂的手术和应对突发事件。成功抢救一个病人有时需要十几个小时甚至一个月。所以他带领团队经常在业余时间锻炼身体。

在蔡建强那里，医生们可以学到书上没有的知识。有一次，一位患者得了肠梗阻，在别的医院已经要做手术了，手术前来他这里再咨询一番。他拿起听诊器，放在患者肚子上，听了一会儿肠鸣音，就说：“不用做手术。”他让病人躺在床上，给病人揉了几十分钟的肚子，肠梗阻完全缓解，病人免于开刀之苦。像这样，让蔡建强给揉好的患者不计其数。年轻的医生们都很佩服，因为这种能力不仅书上没有教，现实当中也很少有人会了。

“每个人的发展也是团队的发展。”张业繁医生说，蔡建强经常鼓励大家发表论文，监督大家学习，给每个人的发展提供机会。

“一年到头，他在家的时间不到一半。自从当了副院长，他每个除夕都是在医院过的。”说起蔡建强，在实验室做研究工作的妻子包雅琳不免有些埋怨。去年，女儿从国外回来，让他休假以便全家人一起出去旅游。他说自己从来没休过假，只能利用周末时间旅游。最终，拗不过女儿，蔡建强休息了三天，一家人出去玩儿了一趟。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情。

包雅琳记得，去年北京最冷的那个周末，医院的水管爆了，蔡建强连夜跑过去指挥抢修水管。“年轻的时候也这样，哪个病人出了问题，一个电话就给叫走了。”

当生命之流走向中年的宁静深沉，蔡建强“回归平平常常、简简单单”，因为这就是真正的医者人生。所以，与20年前的“时刻准备着”相比，“时刻在路上”更能符合中年蔡建强的心情——但“在路上”也意味着永不停歇、永无止境，也唯有如此，方能走得更远。

（编辑·韩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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