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繁花》的日常叙事探寻背后的时代焦虑

2016-06-30 00:02肖潇
北方文学·中旬 2016年5期
关键词:欲望繁花城市

肖潇

摘 要:《繁花》是一本被日常生活的叙事充满的小说,《繁花》主要讲述了六七十年代的“文革”和九十年代以来的市场经济两个时代的“风景”。在日常生活的叙述下,探寻到作者对文革时期人性的扭曲、欲望的压抑、信仰的缺失的焦虑和对市场经济时代下物欲、情欲的焦虑,这不仅是作者对上海的城市记忆,更是在这两种时代的缝隙中试图找寻出路的文化想象。

关键词:日常叙事;记忆伤痛;欲望;城市;文化想象

一、日常叙事的建构

金宇澄在开篇写道:“古罗马诗人有言,不亵则不能使人欢笑。”这一句话直接就让读者感受到作者的书写是日常生活的书写,是可以让人“亵玩”和“欢笑”的内容。日常叙事相对应的就是宏大叙事,对于这两种叙事方式,曾经有论者做出过如下细致辨析:“平民生活日常生存的常态突出,‘种族、环境、时代均退居背景。人的基本生存,饮食起居,人际交往,爱情、婚姻、家庭的日常琐事,突现在人生屏幕之上。……它的核心,或许可以借用钱玄同评苏曼殊的四个字‘人生真处。”

尽管《繁花》的时代线索非常清晰,是以章数交叉的方式分别讲述了六七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生活,但是作者在讲述年代的过程中,并没有有意识的强调时代和环境,而是在日常生活的讲述中让读者感受时代和环境对人物的影响。

(一)隐匿在日常叙事中的革命

除去引子和贰拾柒章以后,在奇数章中,尽管讲述的是革命的年代,“《繁花》十分注重对日常生活的精致描摹,对日常生活风物的喜爱是渗入骨髓的,并在对风物的描摹中隐匿着某种对‘革命‘思想‘启蒙等语词的警惕。”文革年代并没有直接描写红卫兵,没有描写场面宏大的斗争场面,没有十分血腥和暴力的场景,而是通过人物的对话和阿宝、沪生、小毛为代表的三个阶级生活的描写从侧面反映了革命的生活。革命其实隐匿在了日常叙事之中。

在第叁章中,通过阿宝与蓓蒂父亲关于苏联新电影《第四十一》的对话反映资产阶级对共产主义的看法;第伍章中,通过阿毛、沪生和姝华的交往,由于姝华看国外的书,“沪生说,我要是专看旧书,抄旧诗,我爸爸一定会生气的,非要我看新书,新电影。小毛说,革命家庭嘛。”反映出革命阶级(无产阶级)当时坚定的革命信念; 第玖章、第拾壹章中,沪生与两个同学对一个香港小姐进行“破四旧”,“沪生说,实在太刺激了。”“姝华说,不关阶级成分,人的贪心,是一样的。”这种追求刺激的初心,这种卑微世俗的出发点立马就解构了所谓“革命”的宏大叙事,其实也是一种日常叙事。

(二)繁花如海,众生喧哗

如果说在六七十年代,革命是隐匿在日常叙事之中的话,那么在偶数章中讲述的九十年代就完全沉溺在了日常叙事中。

九十年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阿宝、沪生、小毛的生活不再是行走在上海的弄堂和各种地名、工厂之间,取而代之的是饭店、酒吧、舞厅、KTV房、夜总会、咖啡馆等,它们星罗棋布,改变了城市地貌和世俗心态,如巴赫金所说的“时空交集点”主宰了叙事空间,一次次的聚会和饭局成为集生意与休闲、感情与权谋的中心舞台。在小说中,描写了数十场饭局,这些饭局有些是为了友谊,有些是为了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情,还有一些是为了利益和隐秘的纠葛。在九十年代以来的故事讲述中,人物尤其是女性角色繁花如海,她们的对话,她们的每一次上场都让人更深的感受到:《繁花》留给读者的是一副风景图,不仅是人物的风景图,世俗的风景图,更是时代的风景图,它着力营造了一种众生喧哗、欲望充斥的氛围。

二、繁花落尽意悲凉

《繁花》从开篇的日常对话牵扯出一连串繁花式的人和事,金宇澄把舞台的帷幕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拉开,“文革”的记忆如流水般细细道来,同时又如时光穿梭般来到九十年代。《繁花》的历史和现实穿插交织,既有历史的伤痛记忆,也有现实的无奈悲痛,从历史和现实的交叉沉浮中,发现作者对六七十年代的回顾与反思,也有对九十年代以来社会的批判。一切都如繁花般热烈开放,却又在时光中凋谢。阿宝说他牢牢记得十个字:“我们的时代,腐烂与死亡。”沪生说:“人生是一场梦。”一切都是繁花落尽,难怪电影导演王家卫看了《繁花》感慨道:“不是读了一个故事,而是经历了一生一世。”

(一)记忆的伤痛

“文革”的伤痛首先表现在对人性的扭曲。阿宝的父亲原本是一个资本家出生的子弟,但父亲为了革命,与祖父决裂,把跟阿宝姆妈生的女儿送给了别人。阿宝父亲对革命的执拗更强烈的体现在对从香港回来探亲的阿宝的哥哥嫂子的态度上,面对多年未见的儿子,他不仅不要他们送的任何东西,还把他们赶出了家门,尽管他不响,内心稍微体现了一丝挣扎,但还是被革命的念头挤压了,他对亲情的态度十分的决绝,何尝不是“文革”造成的呢?

其次表现在“文革”对人生命运的改变。姝华在知青下乡的运动中,被分配到了遥远的吉林,姝华嫁给了一个当地朝鲜族男人,并且成了三个孩子的母亲,等到沪生在车站偶遇姝华的时候,姝华的精神已经失常。

“文革”结束了,然而记忆永远不会消逝,“文革”也在人们心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在整部小说中,让人印象最深的是,沪生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我不禁要问。姝华说沪生,“这种大字报句子,少讲讲。”小毛的娘在家里五斗橱的上方贴了一张冒金光的领袖像,小毛娘每天的生活都会把领袖供奉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从春香和小毛的交谈中可以看出其实小毛娘也是出于迫不得已,在当时极端的状态下,对毛主席至高的敬畏是寻求的一种庇护。

(二)欲望的破产

《繁花》对现实的批判主要是在以偶数章形式出现的90年代的叙事中。19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兴起,各种欲望:物欲、情欲的喧嚣已经成为突出的时代特征。金宇澄在这一点上有非常清醒的认识,并持一种批判的立场。

在这一批判的立场,最不容忽视的女性角色就是梅瑞。梅瑞本来是沪生的女朋友,但是,在与沪生的好朋友阿宝结识之后,因为阿宝是公司老总,她对阿宝产生了浓烈的兴趣,但因为阿宝内心里深藏着早年的蓓蒂,最终无果。此后,因为房子与北四川路的男朋友结婚成家,但却和康总发生过一番情感的纠葛。最后,梅瑞彻底地卷入到了与自己的姆妈、小开三人之间感情与生意的双重复杂缠绕之中。没想到的是,与梅瑞姆妈成婚后的小开,却对梅瑞发生了浓烈兴趣,而梅瑞也陷入小开的金钱诱惑中,就这样,梅瑞母女二人与小开发生了感情与生意的复杂纠葛。但这所有的一切努力到头来却是一片虚无。“梅瑞说,沪生,梅瑞我现在,已经全部坏光了。西北流水线,加上连带项目,小开融资,圈铜钿的情况,已经漏风了,捉了不少人,估计要吃十多年牢饭。沪生一吓。梅瑞抽泣说,现在,我全部坏光了,我的面子衬里,样样剥光,等于一个赤膊女人了。”梅瑞因为无节制的欲望而最终落得一场空,这正是体现了金宇澄对毫无节制的欲望的批判。

三、城市回忆与文化想象

无论是对六七十年代的回顾与反思,还是九十年代以来的批判,金宇澄的《繁花》无疑都是一部书写城市的小说。金宇澄在书中附了二十几幅自己的手绘插图,其中有区域地图、典型的上海老弄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流行服饰以及某几个故事情节等等,让读者在阅读文字的同时能够有更加直观的感受,同时也可以看出,作者对旧上海的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弄堂,每一件器物,都是了然于心的。作者在谈到《繁花》的创作起因,“是向这座伟大的城市致敬。……在我看来,城市永远是迷人的,因为有八年上山下乡的经历,城市曾消失在我的远方,在我如今的梦里,它仍然闪闪发光,熟识而陌生,永远如一个复杂的好情人,而不是简单懵懂的村姑。”

金宇澄对于城市的情感促使他创作了这部小说,他着力营造的是一种城市的氛围,让读者在这种氛围中感受时代的变迁、人生的百像。金宇澄在讲述革命时代和市场经济时代时,故意忽略了20世纪80年代,在各种欲望被压制和各种欲望被放肆的对比中,形成强烈的反差,同时也或多或少的体现了作者的倾向。尽管在革命年代,有许多让人无奈沉痛的回忆,但是也有值得赞赏的地方,例如阿宝对蓓蒂、沪生对姝华的真情实意,阿宝、沪生和小毛三个不同阶级的人也有深切的友谊。但是这些反而在市场经济时代下什么都看不见,一切都被商品化和物质化了。虽然金宇澄自己在访谈中说自己只是一个位置很低的说书人,但是他也谈到小说中的人物都有原型,而且小说的主要人物是沪生和阿宝,可以说这两个人都是属于“中产阶级”,难以遮掩的是作家有一种知识分子的姿态和焦虑。

正如汪晖所指的“短暂的年代”是以“革命世纪的终结为前提展开的新的戏剧,经济、政治、文化以至军事的含义在这个时代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若不加以重新界定,甚至政党、国家、群众等等耳熟能详的范畴就不可能用于对这个时代的分析”。九十年代以来,市场经济、消费文化占据主导地位,一种新的文化意识替代了原有的国家意识形态,获取了统治地位,成为一种新的“文化霸权”。所谓文化霸权,葛兰西认为是社会各阶级之间的一种支配关系,这种支配或统治关系并不局限于直接的政治控制,而是试图成为更普遍性的支配,包括特定的观看世界、人类特性及关系的方式。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表现在文学领域就是对以往宏大叙事以及革命叙事的消解,日常生活叙事的逐渐凸显。金澄宇对60、70年代的回顾和反思,对90年代以来的批判和不认同,都是金宇澄对于都市中国的一种文化想象,试图在两种强大的反差和缝隙中寻找一条解决这种时代焦虑的出路。

注释:

金宇澄.繁花[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

王春林.《繁花》:中国现代城市诗学建构的新突破[J].现代中文学刊,2014(1):88

张蕴艳.文革叙事与都市叙事中的微观政治[J].文化研究,2015(22):64

金宇澄.繁花[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71

金宇澄.繁花[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112

金宇澄.繁花[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 144

陈建华.世俗的凯旋——读金宇澄《繁花》[J].方法与文本:22

金宇澄.繁花[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422

金宇澄.繁花[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351

王彦.《繁花》:在巨大的隐喻中绽放花事[J].评论,2016:94

金宇澄.繁花[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143

金宇澄.繁花[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411

金宇澄,朱小如.“我想做一个位置很低的说书人”[J].文学报,2012(004):2

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世纪的终结与年代[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参考文献:

[1]金宇澄.繁花[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

[2]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世纪的终结与年代[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3]王春林.《繁花》:中国现代城市诗学建构的新突破[J].现代中文学刊,2014(1).

[4]张蕴艳.文革叙事与都市叙事中的微观政治[J].文化研究,2015(22).

[5]陈建华.世俗的凯旋——读金宇澄《繁花》[J].方法与文本.

[6]胡良桂.上海弄堂的味道与悲凉——读金宇澄长篇小说《繁花》[J].鉴赏.

[7]王彦.《繁花》:在巨大的隐喻中绽放花事[J].评论,2016.

[8]金宇澄,朱小如.“我想做一个位置很低的说书人”[J].文学报,2012(04).

[9]朱军.《繁花》的都市本体论[J].当代作家评论,2015(5).

[10]黄平.从“传奇”到“故事”:《繁花》与上海叙述[J].当代作家评论,2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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