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渔戏曲创作的矛盾心理

2016-06-30 10:52赵志飞翟宇
戏剧之家 2016年12期
关键词:李渔矛盾戏曲

赵志飞+翟宇

【摘 要】李渔戏曲创作的矛盾心理是时代与个人经历的化合物,其风流与教化的矛盾也是新思潮与旧习俗之间的碰撞,代表着明末清初一类人的生活态度。深入剖析李渔戏曲创作的矛盾心理,有利于对李渔本人和他的作品做出一个客观的评价,对于还原戏曲史上的李渔是十分必要的。 【关键词】李渔;矛盾心理;女性观;明清易代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06-0016-02李渔(1611-1680)是中国戏曲史上一位有争议的名家。有人诩其为“上搴元人之旗,下夺临川之席”的一代宗师,也有人对其作品中的卑微格调、低俗语言颇有微词。一、矛盾心理的成因李渔创作的矛盾心理是与明清易代的社会背景,以及李渔个人的人生经历密不可分的。明末商品经济空前繁荣,以市民阶层为基础的启蒙思潮也在此时兴起。王阳明的心学,为人性解放打开了一个缺口,而泰州学派更是将“道”与“百姓日用”联系起来,肯定世俗生活中人的物质欲望,反映了市民阶层的思想。社会环境为李渔划定了基本的人生基调,但是在共性之中存在着个性,李渔的戏曲创作也随着其人生阅历的丰富而不断变化。关注李渔的个人遭际,才能对李渔戏曲创作作一个全面的评价。关于李渔的个人经历,有这样几个节点需要特别关注:首先是顺治元年,清军入关。在这之前,“时李子方少壮,为任侠,意气倾其坐人”,李渔早期的诗篇《吴钩行》《少年行》《赠侠少年》都透露出一股豪侠气。乱后的他也不是没有对家国感怀,如《婺城乱后感怀》中“荒城极目费长吁,不道重来尚有予……有土无民谁播种,孑遗翻为国踌躇。”但更多的是对生命毁灭的感伤。其次是顺治九年(1652),清廷颁布政令,坊间书贾止许刊行理学政治有益文业诸书,其他琐语淫词及一切滥刻窗艺社稿,通行严禁,违者从重究治。再次是顺治十五年(1658),苏州尤侗在里中上演所著的《钧天乐》传奇,以中有刺科场语,为地方官所疑,走避京师。江都吴绮以谱《忠愍记》传奇,得宠于顺治帝,由兵部主事改员外郎。最后是顺治十七年,湖广道监察御史萧震奏张缙彦“守藩浙江,刻有《无声戏二集》一书,诡称为不死英雄,以煽惑人心”。张缙彦最终被流放至宁古塔,而李渔虽未受张缙彦案影响,但此时已是惊弓之鸟,对再版的《无声戏合集》进行了删改。“追忆明朝失败以后,大清革命之先,予绝意浮名,不干寸禄,山居避乱,反以无事为荣。”①大的社会背景,加之李渔的个人遭际,使得他削去了昔日的锋芒,但昔日的伤疤成为其永远去不掉的印记,在强颜欢笑中隐隐作痛,造就了李渔矛盾、彷徨的心理,以至于他选择了在不被社会所吞噬下的怡然自得,在为人处世、作品创作方面存在着印象整饰的痕迹。二、矛盾心理的具体表现据《李渔全集》第十九卷之《李渔年谱》记载,这十种传奇剧本的写作时间分别为:《怜香伴》顺治八年(1651)、《风筝误》顺治九年(1652)、《意中缘》顺治十年(1653)、《玉搔头》顺治十二年(1655)、《奈何天》顺治十四年(1657)、《蜃中楼》顺治十六年(1659)、《比目鱼》顺治十八年(1661)、《凰求凤》康熙四年(1665)、《慎鸾交》康熙六年(1667)、《巧团圆》康熙七年(1668)②。将李渔人生遭遇的几个重要节点与戏曲作品创作时间相对应,大致可以看出:明清的易代、清廷的禁令、清贫的生活,对李渔创作的影响是巨大的。明清易代,让他敢怒不敢言,所以他的戏曲作品呈现出一种谨慎的态度,尽量避谈国事,以免惹来杀生之祸。但是明清易代的创伤依然会隐隐作痛,体现在其作品当中。如创作于顺治九年(1652)的《风筝误》,全剧有两条情节线:一是风筝引起的爱情纠葛,一是詹列侯剿平蛮寇。虽然副线在全剧所占的篇幅不大,只有《习战》、《请兵》、《坚垒》、《运筹》、《败象》五出,但相比李渔后期的作品,这样的战争场面的描写已经算多的了,而且,其中不乏李渔对国家富国强兵的希望,对朝廷选贤举能的期望。如【北朝天子】……这是圣朝的土疆,皇家的寸壤。彼苍、彼苍、彼彼苍,隐相扶,谁能据攘,谁能据攘!守疆臣,还依仗,守疆臣,还依仗③。【大迓谷】聪明让鲁班,随时逐节,把巧制新翻;不像那诗书庸腐文章板,平铺直叙没波澜。照我看来,那十分之中,竟有九分该删④。借题发挥,骂尽腐儒行径、八股文章。黄鹤山农戊戌《玉搔头序》曰:“其时则有逆藩之窥觊,群邪之盗弄,王建新之精忠,许灵宝父子之正直,及刘娥之凛凛贞操,无一不可传,而惜未有传之者。乙未冬,笠翁过萧斋,酒酣耳热,偶及此,笠翁即掀髯耸袂,不数日谱成之。”⑤可见,李渔在隐忍中还是带有血性的,只是他所用的态度更为谨慎。如果说李渔前期的戏曲作品还残留着对家国的哀痛的话,那么相比之下,后期作品中这种家国之思逐渐在消失,尤其是张缙彦案后,李渔的戏曲作品基本上不触及社会现实,更多地是从自己的生活观念、个人心态出发的闲情之作。即使像《巧团圆》那样以战争离乱为背景的剧作,也没有了伤感哀痛,而充满了意外的喜剧情节,一桩桩的喜出望外相连,一直走向大团圆。风流与教化的矛盾在李渔的作品中也十分明显。在人们的眼中他是一个风流浪子,所写的剧本也大多是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其中还不乏对低俗、淫秽场面的描写。但李渔作品中同时透露出他的教化意识。在《闲情偶寄》中,他就提出“戒讽刺”的概念,主旨是谈“文德”——反对不讲道德,任意讽刺,认为做戏曲者,要“务存忠厚之心,勿为残毒之事。以之报恩则可,以之抱怨则不可;以之劝善惩恶则可,以之欺善做恶则不可。”⑥关于李渔这种风流与教化之间的矛盾,集中反映在李渔的女性观中。他理解女性的困境,从夫从子的严格的等级地位,让女子在家庭中抬不起头,直不起腰,还要受到“节”、“烈”的道德绑架,心理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李渔对女性的同情还表现在他对女性在婚姻关系中的被动地位的理解,如《丑郎君怕艳偏得娇》中,为女子不能自主命运而叫苦:“若是美男子娶了丑妇人,还好到朋友面前去诉诉苦,姊妹人家去遣遣兴,纵然改正不得,也还有个娶妾的后门。若有美妻嫁了丑夫,才女配了俗子,止有两扇死门,并无半条生路,这才叫做真苦。”但李渔毕竟是生活在男性至上的封建王朝下的男性,无意识地保留了玩赏女性的封建糟粕,恪守着红颜薄命的宿命思想。他曾深入阐述了“红颜命薄”的理论:“不是他有了红颜,方才薄命;只为他应该薄命,所以罚做红颜”、“但凡前生的罪孽重大不过的,才罚他做红颜妇人;但是红颜妇人,一定该嫁丑陋男子”,李渔将“红颜薄命”四个字用天道来解释,劝女性主动降低对婚姻的期望值,以苦为乐。三、结语李渔所处的大的社会环境,以及其个人遭际,造就了其戏曲创作的矛盾心理,矛盾的结果直接导致其作品残留着避世的痕迹,更多地选取市井的题材作为自己宣泄的窗口。注释:①李渔.闲情偶寄[M].北京:中华书局,2014.735.②李渔.李渔全集(第十九卷)[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24-65.③王季思.中国古典十大喜剧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578.④同③,P553.⑤李渔.李渔全集(第五卷)[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215.⑥同①,P40.参考文献:[1]李渔.李渔全集(第十九卷)[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2]王季思.中国古典十大喜剧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3]李渔.闲情偶寄[M].北京:中华书局,2014.[4]王燕燕.从《十种曲》看李渔的女性观[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7.作者简介:赵志飞(1991-),山西大同人,山西师范大学戏剧影视学院研二学生;翟 宇(1990-),河北安国人,吉林大学文学院研二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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