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E.Кибрик语言学研究纵观

摘 要：Кибрик是俄罗斯语言学家的杰出代表之一，其语言学研究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语言的认知体系、会话理论、语义学、句法学、功能语言学、语言类型学、应用语言学、地域语言学等等。Кибрик的语言学研究反映出了语言学新思潮的出现——由结构主义语言学向功能语言学的过渡，以及对语言实践的关注。在注重语言功能、言语实践这一新的研究范式的框架内，Кибрик提出了纲领性的八大语言学公理。在对一些具体的语言现象的语义、语用本质的分析上，Кибрик也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本文简单概述了其对配价分裂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Кибрик；语言学；公理；配价分裂

作者简介：卢晓晨（1989-），女，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俄语语言文学博士研究生在读。

[中图分类号]：H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0--02

一、Кибрик简介

Кибрик于1961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语文系，毕业后任莫斯科大学刚成立不久的结构主义与应用语言学教研室高级研究员。2006年被选为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

Кибрик的语言学研究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语言的认知体系、会话理论、语义学、句法学、功能语言学、语言类型学、应用语言学、地域语言学（印度语、突厥语、高加索语、西非语等）等等。他一直都致力于理论语言学的研究，但对于很多具体的语言现象也给出了独到的阐释。应用性的研究在他的语言学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二、Кибрик的八大语言公理

在重视语言功能、言语实践这一新的研究范式的框架内，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开始Кибрик发表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并最终整理出版了《语言学普遍和应用问题概述》（《Очерки по общим и прикладным вопросам языкознания》）。其中最为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纲领性的是《语言学公理》（《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е постулаты》）。[Кибрик，1992：17–27]在这篇文章中Кибрик明确指出了自己这本专著的研究目的——尽可能详尽、全面地阐述近些年来产生的、在Кибрик看来会影响到语言学未来发展走向的语言学先进思想。[Кибрик，1992：17]

这些公理具体包括：（1）合理的语言模式应该能够解释语言实际运用过程中的话语构建方式[Кибрик，1992：19]；（2）所有与语言存在与功能有关的都应该属于语言学的研究范围[Кибрик，1992：20]；（3）句法学的内容层面与形式层面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句子的语义层面[Кибрик，1992：21]；（4）广义上的语义应该包括说话人构建句子时所想要表达的信息以及听话人重建说话人思想意图以便正确理解句子时所需要的信息[Кибрик，1992：22]；（5）必须研究思维-交际这一类语言学模式[Кибрик，1992：23]；（6）语言学描写的初始对象应该是意义[Кибрик，1992：24]；（7）语法形式构造总是以某种形式反映其意义本质[Кибрик，1992：25]；（8）对语言的语言学阐释之所以复杂是因为它们是不合理的，语言本身的构造是简单的[Кибрик，1992：25]。

公理（1）就明显与传统的研究范式不同，在Кибрик看来，传统的研究方法研究的直接对象并不是难以观察到的言语原型的本质，而是构建某种带有主观臆断性质的内部结构体，其外部表现形式都是按照言语原型的能够观察到的外部的表达特征视为同一的。[Кибрик，1992：18]与传统研究范式不同，新的语言模式应该能够回答如下问题：人是怎样使用语言的，也就是说他是怎样掌握语言的？语言知识以怎样的形式储存在人的头脑中？显然，新的语言模式在索绪尔的语言学框架内是无法实现的。为了实现它，必须要研究言语以及言语活动的心理学基础，而这些研究虽然过去也有所涉及，但更深入的研究才刚刚起步。

公理（3）谈的是句法与语义的关系问题。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理论语言学的重心开始转向句法学与语义学。然而对于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不同的学者所持的观点不尽相同。生成理论认为句法在语言中处于中心地位，而Кибрик则与之相背离，提出了语义对句法的决定性作用，即语义是第一性的，句法是第二性的。与之相关的还有公理（4）——语义学的研究范围的问题，这里Кибрик谈到的是广义的语义学，即，把语用上的意义的问题也都纳入了语义学之中。

公理（6）谈到的是语言学的两种研究范式——从形式到意义、从意义到形式。几百年来几乎语言学的所有学派遵循的都是前者，试图模拟再现听话人的话语理解过程。而后者则以说话人的话语生成过程为主要研究对象，这种研究范式才刚刚出现不久。这是由于与形式相比意义有着更大的不确定性，对其进行归类分析有一定的难度。Кибрик认为，传统研究模式进行的越深入，所研究的语言单位及其表达的意义之间的关系就越容易被复杂化。而且得出的结论往往只能是，每个形式表达的意义并不是单一的，而每个意义所对应的表达形式也并不唯一。语言学家在结合这两种研究范式的同时，应该把从意义到形式的研究范式置于优先地位。Кибрик的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这两种研究范式研究的对象不同、侧重点不同，对应的是话语生成、理解两个不同的阶段，其重要性是难分伯仲的。只能说，从意义到形式的研究范式才刚刚起步，我们对其的研究还远远不够。

三、Кибрик对配价分裂的研究

Кибрик对语言学所作出的贡献绝不仅仅在于一些宏观的理念、研究方法的提出，在对一些具体的语言现象的语义、语用本质的分析上，Кибрик也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下面就以配价分裂为例，谈谈他对具体语言现象的分析。

在一些俄罗斯学者的论著中明确地提出了配价分裂的概念，例如Апресян（1995）、Кибрик （2000、2003、2004）等等。虽然并不是首个提出配价分裂这个概念的学者，但Кибрик对这一语言现象的分析却一直被诸多后来研究同类现象的语言学家借鉴。Кибрик提出在一些句子中由二格词组填充的谓词语义配价会发生配价分裂[Кибрик，2003： 307]，例如，Он поцеловал ей руку / у неё руку. Апресян（2006）指出，在典型的情形之下，动词词汇单位的语义与句法题元结构是一一对应的，即每个语义题元都有且仅有一个句法题元与之对应，反之亦然。但在现实的言语中，语义与句法题元很多时候并不是一一对应的，配价分裂就是其中一种情况。Кибрик指出，配价分裂的典型形式就是领属结构（посессивные конструкции）中领有者的提升（подъём посессора），客体位的配价分裂即领有者脱离原本的领属结构直接进入谓词结构，从属于谓词，句法上常用第三格形式表达，有时也可以使用前置词у或к的结构表达，主体位的配价分裂即全句限定语的引入。其中的领有者通常为表人名词，领属事物通常为人体部位、衣物、装饰品、性质、状态等等。对大多数领属结构来说，配价分裂并不是必须的，只是两种不同的表达方式，并不会影响结构的基本语义，只不过发生配价分裂之后，领有者直接被纳入了谓词情景，成为了事件的直接参与者，交际地位也随之得到了提升。这种现象并不是俄语所独有的，汉语中也存在类似现象，例如：他抢我两百块钱＼他偷我一本书＼他抽我一支烟，张家骅（2011）就对俄汉语中的配价分裂现象分别具体做了研究。

Кибрик的配价分裂研究一大突破就在于他提出了一系列的等级结构。比如说，并不是所有的领属结构都能发生配价分裂，即便是在同样能够发生的配价分裂的情形下，表示不同的语义关系的领属结构发生配价分裂的可能性也不同：生命体-生命体的一部分>整体-部分>亲属关系>拥有者-拥有物>社会关系>成员关系>一般决定意义关系>主体-性质或状态>主体-过程或行为>客体-行为。简单地来说不可让渡关系，比如人身体的一部分，较易发生配价分裂，且在配价分裂前后这种领属关系并没有改变，这种领属结构并不是谓词作用的对象。例如：Он крепко сжимал бандиту руки.＼У стула сломалась ножка.等等。再比如说，不同的句法位置上发生配价分裂的可能性也有所不同，具体说来：主语位>直接补语位>表地点意义的补语位>其他位置。例如：У меня сын любит кашу.＼Мой приятель украл у него машину.＼Деньги лежат у него в сейфе.等等。这些等级结构的提出无疑有助于深化我们对于配价分裂的认识。

配价分裂对谓词的语义限制相对较小，Кибрик（2000）只是指出了三大类较易发生配价分裂的动词（不及物静态动词、及物物理作用、接触动词），并没有说配价分类只能局限在这三类动词中。

Кибрик（2000）还提到双及物动词（битранзитивный глагол）与事位置上如果有表示所属关系的名词短语，那么不能发生裂价，因为与事在语义上与领事较为接近，与事位上的领事相当于二级领事，一般不能发生裂价。这也就是说如果谓词的与事位置已经被双及物结构成素所占据，那么配价分裂就要让位于前者，因为此时与事位置上的名词短语作为一个整体进入双及物结构，是谓词情景的参与者，是第一性的，而配价分裂只是一种表达方式的选择，是第二性的。配价分裂的表达方式要更为灵活、不固定，领事不仅可以上升为间接客体位置直接从属于动词，甚至可以上升为直接客体，例如，Он поцеловал её в губы。这也就是说，领属者不仅可以上升自身的交际结构还可以将原本占有主要交际地位的直接客体排挤到边缘的位置上，此时说话人的交际目的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四、结语

总的来说，这些年语言学的发展，虽然说并不是完全相同，但整体的大方向上正如Кибрик所预言的那样。Апресян、Падучева等很多学者都在后期的研究中开始更多的关注语言的功能以及言语实践的问题，其他学者比如Арутюнова则是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语言学研究范围开始逐渐扩大，越来越多的开始和其他人文科学结合起来。Кибрик或许并不是首个预见到这种趋势的人，但他却是首个系统性地提出这种语言学发展前景的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大多数与他处于同一阵营的语言学家们都并不认同他提出的这些公理，然而事实证明了它们的正确性，其理论的前瞻性可见一斑。他对于言语实践、具体语言现象的关注摆脱了一些复杂的理论体系对语言学研究的束缚，但同时又不失一定的理论高度与研究深度，在过去的五十多年里对语言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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