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山东问题疫苗事件”看人大特定问题调查权

戴激涛

一、问题的提出

2016年3月，山东警方破获案值5.7亿元非法疫苗案，疫苗未经严格冷链存储运输销往全国24个省市。为进一步督促查清案件，国务院批准组织联合调查组调查“山东疫苗事件”。截至2016年4月11日，共立刑事案件192起，刑事拘留202人，已批准逮捕22人；已查实涉案药品经营企业45家；初步核实涉案疫苗流入接种单位59家。在该事件的处理过程中，国务院积极开展相关调查，并向社会公众承诺及时公布调查及督查结果[1]。其实，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和民意代表机关的人大，在面对引发公众关注和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事件时，亦应努力发声、积极作为。根据宪法及相关法律的规定，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对重大社会事件或涉及公共利益的热点问题行使特定问题调查权，以充分发挥人大的监督实效。为此，本文试图对人大特定问题调查权进行简要分析，探讨人大特定问题调查权行使的现况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完善建议，从而切实维护民众权益。

二、人大行使特定问题调查权的现况及问题

特定问题调查权作为立法机关的固有权力，是国家权力机关依法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对特定事项进行调查的一种法定监督权力。“在宪法赋予人大的监督方式中，人事任免权、财政预算决定权、质询权虽常被关注，但这些方式或为抽象性监督，或为被动性监督，相比而言，特定问题调查权具有更为实质性的监督功能。”[2]正因为人大行使特定问题调查权更具强硬性、针对性和及时性的特点，故此被称为人大监督的“尚方宝剑”[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