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胡风事件”的补充

我的 《回忆与思考——关于“胡风事件”》发表后，得到不少朋友的鼓励。也有人在 《新文学史料》上发表文章提出不同的看法。1998年8月胡风的女儿晓风在 《百年潮》 （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主办） 杂志上题为 《胡风的私人通信如何成了罪证》一文中引用了我那篇文章中提供的材料。《百年潮》发行量大，读者多。她的文章发表后，又有不少朋友同我联系，提出问题，补充材料。其中有一位1955年参与五人小组（后改为“十人小组”）领导层工作的前辈还亲自找我详细交谈。他已找了不少参与“胡风事件”的有关人员，也让我提供材料，现就我所知再作些补充。

（一）

四十年代在重庆开始的对胡风的批判與延安的整风有关。延安整风为开好“七大”，确立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起了决定性作用，从此思想统一，步调一致，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又比较顺利地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但是，那次整风的负面作用及其对后来政治思想运动的不良影响是不能低估的。且不说整风后期的“抢救运动”，即使对当时一些高中级领导干部，也进行了不恰当的批评。如对当时从重庆回延安参加整风的周恩来就进行过“不公正地过火的批评”（《周恩来年谱》）。韩素音在 《周恩来和他的世纪》 中说：“一位从事周恩来研究的人曾对我说：‘那时对周恩来的指控和人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常听到的话是一模一样糟。”“有人声色俱厉地批判‘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经验主义、主观主义、自由主义和分裂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