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白诗歌的通俗化浅论

杨安琪

摘 要：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代表人物元稹、白居易二人，在将诗歌通俗化、平易化方面，有着巨大的贡献。诗歌内容多撷取时世之事或广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诗歌情感通达明白，语言更力求通俗坦易，这也与诗人们本身的政治理想有密切的关系。

关键词：中唐；白居易；新乐府；通俗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6）15-0062-01

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主旨基本反映了元白等人的诗文理念，元稹在《乐府古题序》中道：“自风雅至于乐流，莫不讽兴当时之事……尚不如寓意古题，刺美见事，犹有诗人引古以讽之义焉。”元白诗派“不复拟赋古题”，根据诗文内容自拟新题。这场革新受杜甫、顾况等人的新题乐府诗创作影响较大，尤其是杜所作大量纪实性乐府诗。可以说，元白诗派的创作风格和题材选择正是广泛学习借鉴杜甫乐府诗的经验方法。同时，诗人们进一步发展阐释出个人的风格和时代特色，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提出：“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 同时白居易特别强调要将不遇之志发而为文，上以诗补察时政，下以歌泄导人情。赵翼《瓯北诗话》评：“中唐诗以韩、孟、元、白为最。……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坦易者多触景生情，因事起意，眼前景，口头语，自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

一、通俗诗风

（一）就时取材

白居易以“情”为诗歌根本，“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

《白氏长庆集》中收录白居易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两千八百余首。《新乐府》组诗，包括《观刈麦》《卖炭翁》《杜陵叟》等基本都为体察世情、刺喻当时。白居易着重自拟新题，感事言之，在讽喻诗的选材方面颇有老杜风范。白居易将目光放在民生疾苦上，以当时常事常情为主要内容。白居易《新乐府》中所表现的为建边工滥征兵勇，庶民保命自斫一臂的残酷现实，冒死从吐蕃逃回中原却被当做吐蕃人流放的缚戎人悲剧命运等等牵涉时事战争的场景，包括战火中百姓的命运疾苦，抨击黑暗的社会现实，揭露统治者的生活腐化以及军阀胥吏的横征暴敛、巧取豪夺。白居易鲜明地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新乐府》五十首是白居易从诗歌美刺的角度，对当时政治制度社会问题的一系列看法。元白诗派中，白居易观念最为鲜明突出，主张诗“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新乐府序》）。他强调的是诗歌的政治与社会功能，所以他的诗歌创作积极反映现实，勇于揭露现实中的矛盾，欲肩负起“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重任。

（二）语言坦易

惠洪《冷斋夜话》载：“白乐天每作诗，令老妪解之，问曰，解否？妪曰，解，则录之，不解，则易之。” 元稹也说：“然而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玄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

元白诗派诗人注重比兴的运用。《秦中吟》组诗中《重赋》、《伤宅》等，节律简练，开篇直接点明题意，开门见山：“厚地植桑麻，所要济生民。生民理布帛，所求活一身。身外充征赋，上以奉君亲……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进入琼林库，岁久化为尘！”语言明白如话，浅白易读，也正是这样直言不讳，更利落地揭露出社会弊病脓疮，一针见血指出本意在推行仁政、为民解忧的赋税制度，在当时由于官吏欺民以媚上，墮民本求上恩。全篇以农民的口吻叙述，虽然质朴明白，不甚雕琢，但字字血泪，句句犀利，给人以强烈的冲击和震撼。

诗人们不仅瞩目于现实社会的黑暗，也投射到个人官场浮沉的经历。元稹和白居易二人同作《放言五首》组诗，根据自己的经历纵抒己见，以通俗的语言说明对于社会正式的态度并对世人予以告诫。白诗其三中“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两句，浅显却耐人寻味。同样直白快意，元稹的《放言》更侧重个人情绪的表达，“五斗解酲犹恨少， 十分飞盏未嫌多。眼前仇敌都休问，身外功名一任他。”

同样，白居易的闲适诗也平易质朴，明快练达，“红袖织绫夸柿蒂，青旗沽酒趁梨花”、“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尤为典型的属《问刘十九》：“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质朴恳切，语意真诚，更易见拳拳心意。

（三）情感明白

王若虚《滹南诗话》中评价：“乐天之诗，情致曲尽，入人肝脾，随物赋形，所在充满，殒与元气相侔；至长韵大篇，动数百千言，而顺适惬当，句句如一，无争能牵强之态，此岂捻断吟须悲鸣口吻者之所能至哉！而世或以浅易轻之，盖不足而言矣。”正是在于语言的明白流畅，歌诗时事关联性紧密，元白的作品情感才抒泄彻底，让人有更为直接的共情性。通俗化的语言和时效性的事件，使得元白诗篇即便有个人主观发声的类别，也更容易照应他人的生活经历，将情感通过语言直接注入读者的思想，与对方的经历感悟融合。

元稹《遣悲怀三首》为悼念亡妻韦氏所作，其中“贫贱夫妻百事哀”、“报答平生未展眉”言辞恳切，对于亡妻的怀念，以及愧疚、怜惜等情绪溢于言表。其中并无过多言语修饰，言简意赅地叙述自己与妻子的生活情状，苦情苦景，今昔对比。元稹始终在表达自己福薄无妻无子，妻子。金枝玉叶嫁给自己任劳任怨，只有共苦未曾同甘。元稹语调平淡，却椎心泣血，包含对于命运人生的无奈，为妻子感到委屈和自责。

白居易的闲适诗则多为明快悠然，平和恬淡。《常乐里闲居偶题十六韵》则直接表现出的是对于闲居生活的满足，简单几笔将生活环境描写清楚，就直白的语言将淡泊平和的韵味融合，言有尽而意无穷。

二、政治理念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提到：“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则为道，言而发明则为诗，谓之讽喻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可以说，某种程度上个人的政治理念极大程度上影响了元白诗派诗人的诗歌创作以及其诗歌创作的内容和方法的形成。白居易所处当时，民生凋敝，政治腐败，军阀官吏苛捐杂税横征暴敛，内忧外患。身在仕途的白居易对官僚政治弊病有为直观的见解体会。“善与恶始系于君，兴与亡终系于人也”白居易进一步提出吏治改革的主张，同时对于诗歌也提出自己的观念。白居易在诸多作品中强调诗歌形式应用来反映各种社会问题，宣传政治主张，即以诗歌为政治工具，在呈写社会现状的同时，发声于上，制造声势，引起百姓的共鸣，并通过乐府诗歌吟唱的形式广为播传，以期改观。“设如‘北风其凉，假风以刺威虐；‘雨雪霏霏，因雪以愍征役；‘棠棣之华，感华以讽兄弟；‘采采芣苡，美草以乐有子也。皆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反是者，可乎哉！然则‘余霞散成绮，澄江净如练，‘归花先委露，别叶乍辞风之什，丽则丽矣，吾不知其所讽焉。故仆所谓嘲风雪、弄花草而已。于时六义尽去矣。”

三、结语

清人王士祯在其《蚕尾文》中论：“唐人诗之多者，除李白、杜甫外，惟退之、乐天为最。……乐天诗可选者少，不可选者多，存其可者亦难”、“白乐天论诗，多不可解。如刘梦得‘雪里高山头白早，海中仙果子生迟，‘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等句，最为下劣。而乐天乃极赏欢……元、白二集瑕瑜错陈，持择须慎，初学人尤不可观之。白古诗晚岁重复，十而七八。绝句作眼前景语，却往往入妙。如‘上得篮舆未能去，春风敷水店门前，‘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之类，似出率易，而风趣复非雕琢可及。”事实上，元白诗派的诗人正是以老练直白的笔法，记录当时政治社会民生情况，进而通过文章诗歌达到一定政治传播目的。元白诗派的通俗化，不仅仅是诗人们对于诗歌理论独创的风格和体系，更是文章歌诗作为思想传播工具所“自觉”的体现，可以说在这一时期，诗歌的“用”——大体可概括为社会属性——被发掘并发展。在以白居易、元稹等人的带领下，诗歌在开辟新的发展道路同时，中唐诗文也终在复古之外更振作文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