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官场中的“结党”行为

孔飞力

乾隆有着暴戾凶残的另一面，这表现为他对于文人臣子们在种族问题上任何冒犯行为的高度敏感。清代文人们很快便发现，文字可以带来杀身之祸。一位朝鲜使者在1780年发现，他所遇到的所有人都谨慎小心到了极点：“虽寻常酬答之事，语后即焚，不留片纸。此非但汉人如是，满人尤甚。”

如果说，“文字狱”还不足以让批评者三缄其口的话，那么，还有被指控为“结党”的恐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若是有人反对皇上宠臣的“结党”行为，他们自己就会被扣上“结党”的帽子。

整个18世纪90年代，乾隆对于和珅的宠信一直坚定不移，甚至压倒了他对于朋党派系活动的敌意。乾隆的政策搞得官员们明哲保身，但和珅的势力却靠着乾隆这道护身符，得以在官僚机构中大肆扩张。少数敢于对此提出挑战的官员，自己都倒了大霉。一直到乾隆帝于1799年驾崩之后，和珅及其一党才被推翻。

究竟是什么使得“结党”的指控成为清代统治者手中如此有效的武器？这种指控的力量之所在，部分来自于精英阶层自己对于结党的不齿。清代精英层的大家都同意这样的看法：17世纪上半夜，正是由于朝廷的朋党争斗而导致了明朝的瓦解。

“朋党”本身便是恶名昭彰。孔子曰，君子“群而不党”。这为所有执政者阻止部属们拉帮结派提供了最好的理由。但实际上，在政府的各个层次，拉帮结派的活动却仍在暗中进行。

18世纪官场中的结党行为，一般来说并不以关于政策的共同看法为前提，而是建立在宗教、乡谊和师生同门关系的基础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