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母的身影

我祖母姓李，名满秀，是江西赣南农村山里的一个农民，身材高大，四方脸，左眼从小跌伤了，虽然能睁得很大，但基本上看不见，平常看人看东西常常是侧着头看，那样好像才能使注意力集中在右眼上。清朝末年，妇女都还被迫裹小脚，她也免不了，但她从小在高山上生活长大，割猪草、砍柴、下田劳动，爬山涉水走惯了，那一双裹着的小脚走起路来还是很快的。在我幼小时，曾听我父亲说，祖母是一个十分善良、聪慧、贤淑的女人。因为我们没有见过面，又相距得太远，我脑子里始终没有她的印象。到了上个世纪70年代初“山上下乡”运动中，父亲为了还他的愿，把已在昭通农村插队的我迁移到老家，心愿是让我回江西农村老家，爷爷奶奶与我双方都有个照顾。但事与愿违，父亲的愿望形式上好像实现了，但实际上我与祖父、祖母两代人根本无法照顾。根本原因就是我祖父在那年代会为当地农村的农民群众看病、看地、看风水，解放前还供养了我父亲在西南联大读书，运动一来就被划为“迷信富农”。改革开放前20多年里，政治运动不断，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祖父成了打击专政的对象，只能老老实实接受改造，不准乱说乱动。我一去到江西老家，在老家的村子里，如同响雷炸开了。有人贬之，说我父亲真糊涂，把自己唯一的儿子往火坑里推；有人誉之，说我父亲有孝心，自己照顾不了父母，换儿子来照顾父母；还有人警惕性倍增，用歧视的眼光看我，说什么某某的孙子回乡来是有目的的，要加大对我祖父祖母的管教。我当时只有18岁，从小在云南昭通一中跟随母亲长大，哪知道这些事情。但到了江西老家以后，一些人不一样的眼光，言谈中的话中话，气氛确有不同，嗅觉再迟钝的我也是感觉得出来的。一到江西老家感觉情况不对，对前途还抱有自己的幻想，就立即主动向当地公社党委申请同意我到远离我祖父祖母的一个山区小队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回到老家后，进了祖父祖母家窄小破漏的老屋，祖父祖母见到我真有说不出的高兴。“文化大革命”那年代，农村是吃不饱饭的，祖父祖母已是60多岁了，还把他们仅有的口粮省下来做出香喷喷的白米饭让我吃。我是旧历4月由昭通洒渔公社迁到那里的，正是青黄不接的月份，但祖父祖母把当地农村过春节喜欢吃的黄粑，即当时农村把山里一种名叫黄蓁的树砍来，烧成灰，淋出其黄浆浸泡了糯米而打制出来的米粑，舍不得吃，一直留给我去了以后才吃。记得只是在祖父祖母家破陋窄小的老屋里住的那天晚上，夜深了，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我睡在床上久久睡不着，隐约地听见祖父祖母在轻轻交谈，祖父指责父亲不该这样糊涂把我迁回来，但他俩老了又没有人照顾，又无其他办法，不知如何是好！只听见祖母在轻轻地抽泣，没有办法，来了就回不去了，只有忍痛让我重新去一个生产队单独过。恰好公社同意我要去的那个生产队是祖母出生长大生活的地方，有很多家亲戚他们会照顾我。我听了心里有了一些欣慰才慢慢地睡着了。

第二天，60多岁的祖母一只手提着一些食物，另一只手拄着拐棍送我上山了。只见她那深受了折磨而变形的小脚在凹凸不平的山间小路上一歪一簸、一高一低地挪动着，领着我慢慢地往高山顶上爬走，大约爬走了两个多小时我们才到了我们要去的名叫“上塘”的村子。那个村子是当地在得最高的山区小队，站在村门口，可以越过很多座小山远远地看见静静地躺在坝子里的老家和祖父祖母破陋窄小的老屋，整齐的良田和一条宽阔的河流从坝子中流过。说心里话，确实为了躲避当时的一些人为的高压，才迫不得已做出如此选择的。

我在山上的生产队落户住下以后，那里生活的艰苦对于年轻、气盛、身体好的我来说倒觉得不算什么，咬咬牙，就挺过来了。倒是苦了我年老的祖父祖母，尤其是我祖母，她隔不了几天就要挪动她那双小脚，移动她那笨重的身子，拄着拐棍上山来看望我，使我实在过意不去。她一来到我的住处，就赶紧去我睡的地方看我睡的地方好不好？看床下的谷草垫厚没有？看我的饭甑里有没有饭？时常还从提篮里拿出一些家里老母鸡下的煮熟了的新新鲜鲜的鸡蛋给我吃，告诉我，饿了，再煮一下热了才可以吃，不要饿坏了身体。望着老祖母时常因为拄着拐棍爬山而累得汗水打湿了的衣衫和背影，使我难过不已。也许是血缘关系的缘故吧，那时我感觉得老祖母真的很亲了。说心里话，我选择了住在高山上，不想她，是假话，我是为了躲避当时人们的闲话。我时常会等下午收工后，等月亮升到高山顶后，月光照亮弯弯的山路，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悄悄地沿着山路去到祖父祖母家里，轻轻敲开他们的门，久久地凝视着我那日益衰老的祖父祖母。祖母见我回去了，高兴得不知所措，赶紧洗锅涮碗，烧火做饭给我吃，叫我多吃点，一定要吃饱。当时要吃上一顿饱饭是很不错的，我多吃一顿饱饭，就会吃掉了他们几顿的口粮，使他们多喝几顿稀饭。但他们见我吃得多，反而很高兴。经常悄悄下山去看望祖父祖母的我，当天夜晚也就睡得很安稳。天未亮，老祖母就叫醒了我，让我赶快回生产队去，让别人看见了不太好，又会说我立场站不稳，未与他们划清界线等等。无法，为了心中幻想的前途，我也只好一次次与祖父祖母忍痛而别。使我至今心中深感愧疚的是：有几次我在山上听社员们说，这几天晚上，大队里又开批判会了，是批判斗争地富分子的会，有的人还被吊了起来。我急了，即使没有月光，我也摸着山路赶下去看望祖父祖母，见到祖父祖母没有被吊起来打，只是手臂上被绳捆绑时勒了几道红印，没有什么大碍，心里也才放下了。至今还后悔当时为什么没有留在那里多陪他们住几天，照顾他们一下呢？今天看来当时我也太自私了。

我在的山顶小队是老祖母的“后家”。我大姑妈又恰好嫁到了那里，所以村子里有十多家亲戚。当时农村里虽然贫穷，但大家都是相互往来的。民风醇厚，亲情味浓，不论哪家有个大事小事的都会互相帮忙。所以老祖母随时都要爬上村子里来。她已没有什么劳动力了，又挣不来工分钱，生活上的零用钱，靠的是祖父偷偷地躲着队干部们给村民们看病、择吉日，村民悄悄地用些鸡蛋、红糖来回馈感激他们，更多的是靠我父亲不时从云南寄些生活费给两个老人用。即使这样穷，对山上村里的人情世故，祖父祖母也是要的，其中还包含了感谢村里的乡亲们对我的照顾，不管再困难，他们也是要回报的。我至今还记得，当时我经常看见祖母的衣袋里或篮子里随时都装有父亲从云南寄去的云南白药、当归和物品等等。祖母一到村子里都要分别送给村中的乡亲们。我不仅帮不了祖父祖母，祖父祖母反而把他们好不容易得到的他们生活中不能再缺少的东西都给了我，使我在当时穷困的乡村劳动，即使远离父母，身体也没有垮下去，而得到继续成长。父母生下了我，在我身体里继续补充给我营养和爱的是我那年老残弱的老祖母啊！

那时农村确实太贫穷，生活艰难，我结发之妻患重病后，我被下放到进贤县，身在农村的无力无钱的岳父母没有及时送去救治，不幸病亡。给我留下了三个可怜的儿女。当时我母亲远在云南昭通，岳父母又远在南昌郊区农村，我喊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一时简直无法生存下去了，祖母毅然挑起了帮助我照看儿女的重担，日夜精心地帮我照看我的儿女。我那幼小无知的儿女时而缠着老祖母玩，时而要吃的，时而摔倒跌伤，时而哭，时而笑，累得老祖母经常精疲力尽，但即使是这样，老祖母都毫无怨言，只是有时会哀叹她自己老了，想长久帮我照看恐怕难以胜任了。我随时看见老祖母日渐弯驼的背上衣衫都湿透了，看着三个重孙，脸上却常常洋溢着微笑。后来改革开放了，高考改革了，我母亲为了挽救我，写信并寄钱给我叫我赶紧回云南参加高考。老祖母知道后，心里确实难过了几天，后来也终于不难过了，为了我的前途着想，她坚定地对我说：“找得到前途，你该回去。我们老了，也帮不了你多久！我们在这里，有家乡的亲友们在，不要牵挂我们！”我感动得一下子跪在了老祖母面前。当我办完了一切返回云南的手续，离开祖父祖母那破旧窄小的老屋与祖父祖母告别时，我看见祖母哭了，但她没有哭出声来，只是用手帕不停地擦去满脸的泪水。

我回云南后，她还时常牵挂着我，叫我父亲写信来问我：我的孩子有没有人带？要带好孩子！她想来云南替我带孩子。读着父亲的来信，如同听着她款款的心声，我心里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感谢上天给了我这么好的一个老祖母。

祖母是80多岁时才离开人世的。她去世时，据乡亲们来信说，整个村子几百户人家都为她戴孝，穿白衣，戴白帽。乡亲们把她抬上山安葬时，整座山都变白了。乡亲们用自己特有的方式表达了对一位朴素聪慧贤淑村民的无限怀念。

这些事已经过去40多年了，如今我也60多岁了，在我的幻觉里、睡梦中，我时常都会看到祖母仍然裹着小脚，拄着拐棍，移动着身子在老家的山路上行走。

作者简介：陈剑宁1951年生，云南剑川人。原昭通市委党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副教授。系中国写作学会会员、云南省写作学会理事，曾出版学术专著《忘言》《呼唤》《悟道》《中国历代治国思想经典注译》；另有《寻梦》《谷风》等文艺作品集行世。

【责任编辑 吴明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