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死亡唤醒职业人群的死亡态度调查研究

王俊晖， 陈　禹， 姚之涵， 邱礼英， 穆辉提， 杨　娟



高死亡唤醒职业人群的死亡态度调查研究

王俊晖， 陈禹， 姚之涵， 邱礼英， 穆辉提， 杨娟

【摘要】以往研究发现高死亡唤醒职业人群的死亡态度与普通人群有显著差异，但还没有研究去考察高死亡唤醒职业群体之间的死亡态度差异。本研究旨在中国当前社会背景下，调查三类职业人群在死亡态度上的差异；更侧重考察两类高死亡唤醒职业人群(军人和高空作业者)在死亡态度上表现出差异的原因。以54名普通职业者、58名高空作业者(高空建筑工人)和63名军人为被试，调查他们在自尊量表和死亡态度量表上的得分，结果发现：(1)除中性死亡接受分量表外，高空作业者在死亡态度各分量表上得分均显著高于军人组；(2)军人组的自尊得分与死亡态度各量表得分呈负相关，但高空作业者并未有该趋势；(3)两类高死亡唤醒职业在自尊预测死亡恐惧中起到调节作用，即自尊在军人组中可负向预测死亡恐惧，但自尊在高空作业者组未能发挥该作用。本研究结果表明军人较高的自尊水平有效地抵御了高死亡唤醒职业所带来的死亡恐惧，表现为军人群体的死亡恐惧显著低于高空建筑工人。

【关键词】死亡态度死亡恐惧自尊高死亡唤醒职业

一、 引言

人是具有死亡觉知的动物。一方面人类具有求生的本能，另一方面人类独有的自省能力又使其能够充分认识到死亡的必然性，这种生死的矛盾，使得人在想到死亡时难免产生一定的焦虑和恐惧情绪[1]。在中国“讳死”的传统文化背景下，日常生活中人们很难在意识层面直接感受到死亡的压力，只有在一些特殊情境下(例如亲朋好友的逝世、偶尔遇到的出殡或某人出车祸等)才有可能产生死亡焦虑和恐惧[2]。但在社会分工中，某些职业的特殊性使个体在日常工作中频繁且有意识地接触死亡，个体随时处在高死亡唤醒状态下(如医务人员、丧葬工作者等)，甚至时常处在生死一线的危急关头(如军人、高空作业者等)。这些高死亡唤醒职业对个体死亡态度的影响不容忽视，因为这不仅关系到特殊职业者的身心健康[3]，同时对于我们了解死亡，探索有效抵御死亡焦虑和死亡恐惧的对策，树立科学、健康的死亡观具有建设性意义。

国内外有不少关于特殊职业对个体死亡焦虑和死亡态度影响的研究[3—5]。Neimeyer 和Dingemans发现危机干预工作者死亡焦虑得分显著高于普通职业者[6]；Schell和Zinger的研究表明丧葬服务专业大学生的死亡焦虑显著低于计算机专业大学生[7]；Iranmanesh对伊朗护士的死亡态度和临终关怀态度调查表明，大部分护士认为死亡是生命的一个自然过程[8]。但以往关于特殊职业对死亡态度影响的研究较多关注的是间接死亡唤醒职业，即职业本身并无生命危险，例如，医生、护士、丧葬人员等，而对于军人、煤矿工人、高空作业者等具有高生命危险的职业人群来说，他们对死亡有更真切的感受；其次，以往研究集中考察某一类特殊职业与普通职业在死亡态度上的差异，较难窥见某些特殊职业之间在死亡态度上的差异，而这差异其实更能说明职业本身对个体死亡态度的影响。为了解决目前本研究领域存在的这两个问题，本研究不仅关注无明显死亡唤醒体验的普通职业群体，更加关注高死亡唤醒体验并对死亡有切身感受的军人群体和高空作业者群体。一方面，本研究将考察三种职业群体死亡态度的差异；另一方面，本研究将侧重考察两类高死亡唤醒群体(军人和高空作业者)在死亡态度上是否存在差异以及探究差异背后的原因。

恐惧管理论(Terror management theory)认为自尊是个体对个人价值的评价和感受，即个体认为“自己在这世界上是有价值的一份子”的感觉。自尊与个体的生存价值和意义感密切相关，自尊的作用是保护人们免受死亡恐惧所带来的焦虑，其可以作为应对死亡威胁的缓冲器[9—10]。有研究发现特质高自尊被试或状态高自尊被试在死亡提醒后，表现出较少的与死亡相关的防御行为[11]；张向葵等人的研究表明,在中国大学生中自尊也是抵御死亡焦虑的有效手段[2]。本研究中虽然军人群体和高空建筑工人群体都处于高死亡威胁和高死亡唤醒状态下，但是由于军人职业被赋予了更多的个人价值和社会意义，因此我们预测军人较高的自尊水平可以有效抵御高死亡唤醒职业所带来的死亡恐惧，表现为军人群体的死亡恐惧显著低于高空建筑工人。

二、方法

(一)被试

被试来自中国某部队士兵、某市多处建筑工地的高空作业者和普通居民，发放问卷300份，得到有效问卷175份。由于军人和从事高空作业职业的被试男性偏多，所以本研究只选取了男性被试。被试的具体信息见表 1。

表1　被试信息

(二)研究工具

1. 自尊量表

Rosenberg自尊量表由十个条目组成，分四级评分。总分范围为10—40分，分数越高，表示自尊水平越高[12]。该量表在国内外都得到了广泛应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国内研究中曾报告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3。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68。

2. 死亡态度描绘问卷(Death Attitude Profile Revised,ADP-R)

死亡态度描绘问卷由Wong，Recker和Gesser 1994年编制，用于测量死亡态度。该量表共32个条目，采用五级计分法，它主要从五个维度测量死亡态度。(1)死亡恐惧：死亡引起的害怕、恐惧等负面想法及情感；(2)死亡逃避：尽可能地回避与死亡相关的讨论、议题或者回避可能引发死亡恐惧的象征物；(3)中性的死亡接受：将死亡视为生命中自然的一部分，持这种态度的人既不特别害怕死亡，也不欢迎死亡，只是将它看作生命不可改变的事实；(4)趋近导向的死亡接受：将死亡视为通往快乐来生之门，认为死后将会有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因此不害怕死亡；(5)逃离导向的死亡接受：将死亡视为解脱现实痛苦的途径，认为生活充满苦难，活着的痛苦远大于对死亡的恐惧。量表并不加计总分，主要是看各个维度得分的高低，得分越高则意味着被试越偏向该维度态度[13]。在本研究中，各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68—0.82。

(三)数据分析方法

数据处理采用SPSS20.0统计分析软件，在本研究所有涉及的统计计算中，被试的年龄和学历均作为协变量。

三、 结果

(一)方差分析结果

三组被试在各量表上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和方差分析结果见表2，三组被试在死亡态度各分量表上得分偏向见图1。结果发现，在自尊上，高空组显著小于军人组和普通人。在死亡态度上，三组内的结果是：高空组和普通人均在中性死亡接受上得分最高，在逃离接受死亡上得分最低。这表明这两组偏向视死亡为生命中自然的一部分，而不是解脱现实痛苦的途径，既不排斥也不期待死亡，较理性地看待死亡。但高空组在各死亡态度分量表上得分都很接近并无特别偏向哪一种死亡态度。组间的结果为:高空组在死亡恐惧、趋近接受和逃离接受量表上得分均显著高于军人组和普通人，而在中性接受上显著小于后面两者。总之，普通人和军人持正性良好的死亡态度，而高空组持偏负性的死亡态度。

图1　三组死亡态度各分量表得分偏向

量表组别NM(SD)F(2,170)P事后检验自尊普通人5429.93(4.75)14.65<0.01高空组<军人组**,高空组5825.78(3.00)高空组<普通人组***军人组6333.10(4.44)军人组>普通人组死亡态度-死亡恐惧普通人543.32(1.35)10.36<0.01高空组>军人组**,高空组583.98(0.35)高空组>普通人*军人组632.69(1.14)死亡态度-死亡逃避普通人543.83(1.44)0.51>0.05无高空组583.91(0.34)军人组633.79(1.39)死亡态度-中性接受普通人544.65(1.50)10.32<0.01高空组<军人组**,高空组584.00(0.57)高空组<普通人*军人组635.02(0.99)死亡态度-趋近接受普通人542.67(1.11)12.32<0.01高空组>军人组**,高空组583.94(0.30)高空组>普通人*军人组633.25(1.26)死亡态度-逃离接受普通人542.26(1.05)10.89<0.01高空组>军人组**,高空组583.85(0.41)高空组>普通人*军人组633.21(1.38)

注：*表示P<0.05，**P<0.01。

(二)相关分析结果

三组被试各量表分数的相关分析结果见表3。从相关统计分析结果发现，普通人和军人组各量表相关趋势大致相同，两组的自尊得分与各负性死亡量表得分成负相关，但高空组中的自尊得分与各死亡量表得分相关不显著。

表3　三组被试各量表分数的相关分析结果

注：①1=自尊，2=死亡态度-死亡恐惧，3=死亡态度-死亡逃避，4=死亡态度-中性死亡接受，5=死亡态度-趋近导向死亡接受，6=死亡态度-逃避导向死亡接受；②*表示P<0.05,**表示P<0.01。

(三)调节效应分析

为了进一步考察两类高死亡唤醒职业人群在死亡态度上差异的机制，本研究采用层次回归检验两类高死亡唤醒职业在自尊对死亡恐惧影响中的调节效应。第一层放入的是控制变量，检验控制年龄和学历两个因素的影响;第二层放入的是预测变量;第三层放入的是预测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乘积项)。结果见表4。根据调节效应分析结果发现，自尊对死亡恐惧的预测受到高死亡唤醒职业类型的调节。

表4　 两高死亡唤醒职业、自尊和死亡恐惧的回归分析

注：*表示P<0.05，**表示P<0.01。

对两高死亡唤醒职业在自尊预测死亡恐惧的调节作用的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军人组，自尊能显著负向预测死亡恐惧，simple slope=-0.499，t(59)=-4.196，P<0.01；而在高空作业组，自尊不能显著预测死亡恐惧，simple slope=-0.015，t(54)=-0.111，P=0.912。

四、讨论

本研究考察了普通职业者、军人和高空作业者在死亡态度上的差异，并着重考察两类高死亡唤醒职业人群(军人和高空作业者)在死亡态度上存在差异的原因。结果发现：首先，除中性死亡接受分量表外，高空作业者在死亡态度各分量表上得分均显著高于军人组；其次，军人组的自尊得分与各负性死亡态度分量表呈负相关，但高空作业者并未有该趋势；最后，两类高死亡唤醒职业在自尊预测死亡恐惧中起到调节作用，即自尊在军人组中可负向预测死亡恐惧，但自尊在高空组未能发挥该作用。虽然军人和高空作业者同为高死亡唤醒职业人群，但是他们对待死亡的态度却截然相反，军人表现为偏向中性的死亡态度，而高空作业组表现出负性的死亡态度倾向。基于本研究结果，我们认为可以从职业差异和自尊角度对该结果作出一定解释。

首先，从职业角度出发，尽管军人和高空作业者都是高危和高死亡唤醒职业，但我们认为两者不同的职业特点可能是死亡态度上结果相反的原因之一。一方面，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在中国近年频发的重大自然灾害和一些威胁国家安全的事件中，中国军人充分体现了“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特点。高强度的日常训练和管理使他们具有过硬的身体素质；同时，执行任务时经历的灾难性事件和必然身处险境的职业特点也塑造了军人良好的心理素质[14]；最重要的是军人职业被赋予的保家卫国的使命和荣耀。以上因素促使军人能够更“见得破,看得透”生死。另一方面，目前中国从事建筑行业的高空作业者多为农民工，以往调查发现，由于国家在建筑行业的安全监管制度尚未健全，建筑单位极少投入人力物力组织建筑工人岗前安全培训[15]。有调查表明社会大众和农民工自身对农民工社会地位评价都偏低[16]，因此高空作业职业低社会认可和低安全保障等因素可能是高空作业者表现出负面死亡态度的原因之一。

其次，从自尊角度来看，自尊被认为是个体对个人价值的评价和感受，它可以有效地缓冲死亡威胁带来的死亡恐惧情绪[9]。由于军人职业被赋予更多的社会价值和意义，自尊又与个体的生存价值和意义感密切相关，所以军人组就更易利用自尊这一防御手段应对死亡带来的恐惧，而高空作业者却缺乏这一防御手段，从而最终导致两类高死亡唤醒职业群体表现出不同的死亡态度。这一结果给予我们一定的启示，有效降低高空作业者死亡焦虑和恐惧，不仅需要国家完善法律和社会保障制度，相关部门应重视安全培训，同时，应重视高空作业者自尊水平的提升。

最后，本研究的局限有待在以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完善。一是取样偏少。由于被试职业的特殊性，使得本研究中收集符合条件的被试难度较大，未来研究在人力财力充足的情况下，可以收集更大的被试量，以确保研究结果的稳定性和可靠性。二是无关变量的控制不严格。本研究着重控制了年龄和学历，但以往研究表明还有其他因素影响个体的死亡态度，例如，身体状况、是否接受生死教育、家庭环境等[17]，未来相关研究应纳入更多的影响死亡态度的因素进行综合研究。

五、结论

(1) 两类高死亡唤醒职业群体在死亡态度上存在差异，军人表现出中性的死亡态度，而高空建筑工人表现出负性的死亡态度倾向。

(2) 军人较高的自尊水平有效抵御了高死亡唤醒职业所带来的死亡恐惧，表现为军人群体的死亡恐惧显著低于高空建筑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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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建平；实习编辑：杨孟葳】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死亡焦虑对大学生自我概念的影响以及缓解策略研究”(15XJC190002)；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不同人群的死亡观调查和死亡焦虑情绪的干预研究——基于恐惧管理理论的视角”(2015QNSH13)

【收稿日期】2016-03-25

【中图分类号】B8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55(2016)03-0088-05

(作者简介:王俊晖，福建长汀人，华南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学院讲师；陈禹，四川重庆人，西南大学心理学部硕士研究生；姚之涵，四川重庆人，西南大学心理学部本科生；邱礼英，重庆大足人，西南大学心理学部本科生；穆辉提，新疆乌鲁木齐人，西南大学心理学部本科生；杨娟，四川射洪人，教育学博士，西南大学心理学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