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控学说主流“三因素”论对《红字》译本的影响

鲁金龙

摘 要： 同样的原文在不同的译者笔下呈现出不同的文学语言和文学形象，这种差异性值得赞颂。本文以新中国成立初期韩侍桁《红字》译本和改革开放以后苏福忠《红字》译本为研究对象，从操控学说主流“三因素”意识形态、诗学观、赞助人三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力图从宏观文化翻译角度对其差异性加以论述。

关键词： 《红字》 意识形态 诗学观 赞助人

一、引言

20世纪80年左右翻译学领域的学术观点及理论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翻译学被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传统翻译，代表性理论是纽马克的翻译理论，在其翻译教程一书中，他提出，翻译应着眼于翻译过程中两种语言之间是否具有对等、忠实的表达。译者应专注于文字或文本本身而非语言之外的语境，传统翻译指示翻译重点在语言层面。二是把Translation Studies翻译为“译介学”的译介学翻译研究，指的是在语际翻译过程中，语言会出现变异现象，译者所应研究的不是一种语言，而是一种文学或者文化。译者的翻译重点是原文在外语与本族语翻译过程中的失落、变形、增益等问题，而翻译行为也成为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勒菲弗尔在译介学理论基础上，发展出文化转向后西方翻译研究的主要理论支撑—操控论。操控理论的核心思想是改写理论思想和“三因素论”，改写理论即操控。三因素理论是实现操控的具体操作研究方法。

二、操控学说主流“三因素论”

从改写理论视角看，文学翻译和文学批评都是对原作的折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