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武术文化的形成及其特征

马廉祯　毛旺　冯进勇

摘 要：从1841年开埠后香港武术文化形成入手，对香港武术发展阶段与文化特征进行划分与剖析。香港武术文化具有区别于大陆的中西融汇、南北结合的多元文化特质。香港受长期殖民文化与海岛文化相互作用，致使文化发展形成“边缘化”与“向心化”，“衍生化”与“孤立化”的内在动因，从而使香港武术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传统与现代文化交汇的影响下，呈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属性，同时又具有市民气息浓厚、商业化程度高、高度文化融合与原生态并存、发展与传播方式多元等鲜明特征。因此，开放性的多元化格局赋予香港武术创新的可能和持久的活力，研究与保护香港武术文化的生态格局对于当下武术文化的整体保育具有借鉴意义。

关 键 词：体育文化；武术文化；传统武术；香港

中图分类号：G8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6）04-0030-05

The form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Hong Kong Wushu culture

MA Lian-zhen1，2，MAO Wang1，FENG Jin-yong1

（1.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Guangzhou 510006，China；

2.Hong Kong International Guoshu Association，Hong Kong）

Abstract： Starting with the formation of Hong Kong Wushu culture after Hong Kong was founded in 1841， the authors sorted and dissected the development stages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Hong Kong Wushu. Hong Kong Wushu culture has diversified cultural traits， which are different from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fusion as well as southern and northern culture combination in mainland China. This is mainly that the interaction of colonial culture and island culture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has caused cultural development to form such intrinsic motives as “marginalization” and “centralization”， as well as “derivatization” and “isolation”， so tha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grand environment in which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communicate as well as traditional and modern cultures intersect， Hong Kong Wushu shows intense nationalistic attributes， and in the mean time， has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rich citizen flavor， high degree of commercialization， coexistence of high degree of cultural fusion and original ecology， diversified ways of development and communication. Therefore， the authors pointed out the followings： such an opening and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structure has given Hong Kong Wushu innovation possibilities and long lasting vitality； studying and protecting the ecological structure of Hong Kong Wushu culture is significant for the overall nurturing of Wushu culture nowadays.

Key words： sports culture；Wushu culture；traditional Wushu；Hong Kong

香港地区包括香港岛、九龙司与新界，自古为中国领土。19世纪被英国以不平等条约先后割占、租借。历经一个半世纪的殖民统治，形成了特殊的香港文化。中国文化在此有着深厚的根基，同时，香港也拥有典型的殖民地文化特质。开埠以来，香港武术既具有中西文化交流的特点，也具有传统与现代文化相交汇的特点，可以说与香港文化的大特征一脉相承。特别是其遵循香港文化“开放、自由、平等”发展态势，使香港武术历经百余年的蓬勃发展而不衰。但是，对香港武术的研究尚显薄弱，其中一些重要议题，如香港武术与中国南派武术文化变迁之间的关联，香港武术与全球华语武侠文化相互作用关系，乃至香港武术与全球华人文化的身份认同和传统重塑等，至今仍是武术文化研究的空白。因此，有必要对香港武术文化进行整体、深入的考察，对其构成、源流、发展、特征等进行研究。

1 香港武术的构成与发展

1.1 香港武术拳种的构成

经前人研究已初步指出，香港武术拳种有62种左右[1]。但通过过去两年对香港主要武术组织的调研，以及对政府社团登记、警察档案等相关资料的查阅后发现，香港可知的武术拳种数量要大于这一数字，约为90～95种左右。按照拳种发源地与传入源头来看，香港武术拳种来源大致可分为珠三角、香港本地客家、泛闽南文化区，以及北方地域[2]。

1）珠三角拳种。

香港自古为广东新安县所辖，与珠三角地区传统文化息息相关，交流密切，长期以来，以洪、刘、蔡、李、莫为代表的珠三角拳种在香港占据最大比例。其中，洪拳在香港的流派最多，以“黄飞鸿与林世荣”一系最为知名，同时还有“凌云阶”、“莫贵兰”等支派。此外，流行于中山一带的“花洪拳”、“谭家三展”和王利流传“夜虎出林”等老洪拳，以及和客家“青龙潭洪拳”等派在香港也有一定传播。由陈享创立于19世纪30年代的“蔡李佛”，在香港主要有“鸿胜”、“北胜”、“雄胜”等派。其中，“北胜蔡李佛”在20世纪中后期的香港十分流行，代表人物为谭三。咏春拳在香港亦非常流行。①其中，得影视文化之利，“叶问咏春”在香港影响颇大，以其弟子梁挺最为知名[3]。另外，“阮奇山咏春”、“刨花莲咏春”、“蛇鹤咏春”等派在香港也有流传[4]。除此以外，李小龙是香港当代武术的标志性人物，他从实践出发，借鉴现代搏击、咏春拳等诸多技术特点，创立“截拳道”。并借由影视作品获得巨大社会关注度，对中国武术的国际化发展产生较大影响，其武术道路更是充分体现了香港武术兼容并蓄、中西结合、与影视文化绑定等鲜明的文化特征。

除上述拳种外，还有“洪佛派”、“中外周家”、“少林铁虎门”、“柔功门”、“侠家拳”、“少林黑虎门”、“莫家拳”、“双龙派”、“佛家拳”、“南鹰爪”等诸多珠三角拳派也在香港流传。

2）早期客家拳种。

首先需要说明，这里所指的香港早期客家拳种，特指在新界一代生活，早在开埠前后就已移民至此的人口习练的拳种。如新界五大氏族中的邓氏家族，就是于宋末逃难落户香港的庐陵人，即今日江西吉安市[5]。这些早期客民具有特殊的宗族与氏族结构，是香港客家文化中极具特色的群体，19世纪初来华的传教士就已注意到他们的活动[6]。从历史沿革来看，本地客家武术是香港历史渊源最深的武术文化系统，其尚武传统由来已久。如龙跃头邓氏围村的文物中就不乏石锁、大刀、硬弓等武备之物。而龙跃头也是香港为数不多在清代出过武举的地方，如嘉庆年间考取武举的锦田人邓英元[7]。而受语言差异与户籍制度影响，客民与本地人之间在早期并不甚协调，“土客之争”的现象普遍存在，这可从清咸丰至同治年间的太平天国起义，以及珠江三角洲西部地区的土客械斗中可见到一些关联[8]，也可以从客家围村设计和结构上得到体现。这种争夺生存空间的氏族矛盾直到1898年英国租借新界，随土地关系与法律改革后方逐步趋于缓和。因此，客家武术有很强的自我封闭性，个体差异性显著，但最主要的特点是趋于实用，注重打斗效果，而非审美情趣，并不一定存在系统的理论与技术体系。目前，香港流传的客家拳种类十分丰富，包括“周家螳螂拳”、“朱家螳螂拳”、“铁牛螳螂拳”、“林家教”、“李家教”、“流民教”、“白眉拳”、“龙形拳”等流派。但由于缺乏传人以及未得到足够重视，很多传统客家武术已发生文化变异，或濒于消亡，如“流民教”、“铁牛教”等[9]。

3）泛闽南文化区拳种。

以闽、潮方言为主要特征的移民群体在粤、港地区形成所谓“鹤佬”或“福佬”的文化群体，他们大都来自于闽南与海陆丰地区。众所周知，粤东和闽南在文化、社会、经济等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粤东山区和沿海的发展都源自清代闽南人口的迁徙，所以汕头、海陆丰文化实则是闽南文化的延伸。因此，我们将这一部分人口所带入香港的拳种称之为“泛闽南文化区拳种”，在香港同样有不小的影响力，特别是福建武术。广东武术中凡冠以“南少林”、“天地会”的流派均可溯源于福建。某种意义上，也应算作是香港客家武术的组成部分。然而，这一群体在聚居结构上相对松散且较排外，导致其传播的范围都相对较窄。因此，包括白鹤拳、五祖拳等典型福建拳种在香港并非十分流行。但是，得益于客家人特殊的文化封闭与保守，五祖拳与白鹤拳的重要传人都旅居香港。其中，现已古稀的李刚先生更是当下香港研究白鹤、福建武术的重要人士。而来自海陆丰的“蔡莫派”在香港曾盛极一时。其代表人物刘标是南少林蔡莫派的主要传人，于1977年正式在香港开设刘标武馆，后更编纂出版《南少林蔡莫拳》一书[10]。

4）北方拳种。

北方拳种系统传入香港主要是通过精武体育会。香港精武体育会于1922年成立，遂邀北方拳师前来授教。1919年，精武会创始人之一的陈公哲至港开办“香港精武会”，1921年正式成立，遂从上海、广州聘请南、北派武师任教[11]。20世纪30年代以后，特别是抗战时期与解放初期，随着大批内地人士到埠，越来越多北方拳种也随之传入。包括谭腿、六合、螳螂、翻子、劈挂等典型北方拳种遂在香港开始大面积传播。其中不少访港拳师更定居于此。如鹰爪门拳师刘法孟，就曾于20世纪30年代先后在香港精武会鹰爪门和香港中南体育会主持教务，1949年定居香港后，长期开馆授徒，并有著作存世[12]。再如七星螳螂拳家罗光玉、六合八法拳家陈亦人等[9]。北方拳术的传入，不但丰富了香港武术构成，同时对当地武术亦产生影响。其中部分很快与当地拳种发生交流与融合，出现香港武术最具特色的“北拳南用”现象，即大量北方武术的内容被吸收入香港当地新编的套路与拳种之中。

在传入香港北方拳种中，太极拳占最主要位置，其中以杨式太极与吴式太极最具代表性。著名太极拳家李英昂是香港杨式太极的代表性人物之一，曾任香港国术总会会长，有《古本少林拳图谱》、《图解太极拳使用法》等著作存世。杨澄甫长子杨振铭，1949年后亦定居香港，编篡《双人图解太极拳用法及变化》等书[13]，对于杨式太极在香港乃至海外的传播产生重大影响。其弟子董英杰[14]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于香港开设拳社、广收弟子，并著有《太极拳释义》一书，广受好评[14]。吴鉴泉长子吴公仪亦曾长期旅居香港。1937年，在香港成立鉴泉太极拳分社。1942年香港沦陷前返沪，1948年再返香港复社。除此以外，陈式太极、吴家郑式太极、傅式太极拳等在香港也有传播。

1.2 香港武术发展的4个阶段

香港作家鲁言[15]曾就清末明初的香港武术有过一些评述，在参考其观点的基础上，对香港武术相关拳种门派、代表人物、主要组织与社会活动等若干方面进行大量调查，现将香港武术的发展大致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10年代：香港武术发展的初期。19世纪的香港居民主要划分为本地人及客家人两个群体。尽管均为移民，但两批客家人迁入的时间却相隔数百年，形成巨大的文化与宗族差异。生存空间的争夺与宗族文化所固有的排外性，导致族群争斗频生。因此，不同人群间壁垒森严，这促使尚武与习武成为群体自我发展与相互制衡的基本需求。如新界邓氏，自清中期起就一直设有团练保卫村落，1898年曾与入侵大浦的英国军队有过武装冲突[16]。这都从侧面说明当地民间习武早期以宗族为场域，以实用为惯习的基本状态。这一状态至1841年开埠后发生转变。特别是到清末民初之际，随着人口基数的逐渐扩大与贸易活动的日益频繁，新移民大量涌入，社会生态的活跃也促使民间武术活动逐渐兴起。行业工会开始聘请武师教授武术，或直接聘请广府的知名拳师前来设馆任教，一批广东知名拳师如蔡李佛名师陈享、黄飞鸿、林世荣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先后赴港授艺，其中不少人后来更定居香港。

2）20世纪20年代到1949年：香港武术的整体进步时期。香港与闽粤地区频繁的民间交流，促使南派武艺持续不断流入香港，进一步巩固南派武艺在香港的传统位置。同时，随着近代中国政治格局的变化，大量北方武术艺人被香港稳定繁荣的社会秩序与格局吸引。如1919年香港精武体育会成立，从大陆聘邀优秀拳师来港授艺，通过开办武术教授班、举办武术比赛等多种形式，第一次较大规模及系统将中国南北各派武术介绍来港，使香港武术取得了整体进步。而抗战与内战爆发引起的大陆移民入港热潮，客观上更为香港武术发展注入了又一股新鲜血液。抗战时期，许多武师选择南来香港设馆授徒，其中包括太极拳、螳螂拳、白鹤拳、咏春拳等著名拳种。随着内战爆发，陈亦人、叶问、张礼泉、林耀桂、刘法孟、杨振铭等诸多南北各派武术名家更是于1940年代定居香港，使香港武术界的水平进一步提升。

3）1949年到20世纪80年代：香港武术的全盛时期。1949年大陆解放以后，因特殊的政治地缘关系而成为“孤岛”的香港，却成为诸多传统文化的避风港。加之得益于解放初期大量武术人才移民的到来，促使20世纪50、60年代的香港武术进一步繁荣发展。同时期，各种流行文化如新派武侠小说与功夫电影也逐渐兴起，对香港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曾几何时，“邵氏”的武侠电影，与金庸等人的武侠文学成为华语区，乃至全世界范围内，体现中国武文化最主要的文化载体。尽管这一文学化与影视化发展的大势对后来中国武术的发展产生负面的影响，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改革开放以前的香港武术几乎就是中国武术在全球的代名词，由此也促成了以“功夫”一词为代表的港式武术语境的形成。

4）20世纪90年代至今：香港武术的低迷时期。20世纪70年代起，香港武术的发展态势开始发生变化。特别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连串恶性事件的爆发，包括长州天后诞发生的大型械斗、武术团体涉黑等，导致官方开始严控武馆注册，且严控民间兵器收藏；而民间国术擂台赛所造成的伤亡事件，以及自由搏击、泰拳等的传入与流行，更促使香港武术发展放缓。加之，民间武术传播所常见的一些弊病，如神秘主义的泛滥、旧式师徒关系下的家长制管理模式、与社会下层群体的密切关系等问题亦大量死灰复燃，导致香港社会对武术逐渐丧失兴趣、武术日渐孤立、逐趋空洞。而与大陆相似，部分拳种流派面临青黄不接，传承断续等生存问题。尽管近十余年来，香港民间武术活动仍旧活跃，但就其社会影响力与文化影响力而言，已大不如前。诸多传统权威武术社团，如香港精武体育会、国术龙狮总会等大都冷置于旁，甚至连会址的日常活动都日渐稀少，新增武术出版物的数量亦直线下降。这一点同样可以从香港武侠电影自身的衰弱中窥得端倪。因此，近30年的香港武术实际上一直都处于相对低靡，停滞不前的状态。

2 香港武术发展的特点及其内在动因

2.1 香港武术发展的3个特点

第一，香港传统武术流派的存留状况良好。

时至今日，香港武术仍保留大量传统的武术训练方式和传承模式。如前所述，香港武术涵盖了源于广东珠三角、潮汕、福建、客家、北方的各路武术门派，有些传统武术在大陆甚至已经难觅踪迹。同时，香港因其特殊的身份，从而躲过了解放以后长时间的政治运动与文化革命，且一直与台湾、东南亚的华人社会保持紧密的联系。加之，许多非常有代表性的武术流派传人也大都久居香港，例如，林家洪拳林镇辉、永春白鹤拳李刚、周家螳螂李天来、蔡莫派刘标等。因此，许多拳种的文化完整度甚至要普遍好于许多保存于大陆的拳种。其中，以闽粤拳种最为典型。

第二，香港武术的社团化发展水平较高。

受港英时代西方社会管理制度的长久影响，以及西方体育社团在香港发展的示范效应，自20世纪20年代起，大量具有现代西方特征的武术社团，如精武体育会、南华体育会等相继出现，并积极组织介入各种类型的民间表演与竞赛活动。其中以香港精武体育会最为典型。精武体育会创办于1910年，初由陈公哲、农劲荪等倡导，是近代中国建立最早的本土体育团体，对近代中国武术发展影响深远。香港精武会成立于1919年，1922年正式注册为“香港精武体育会”，活跃至今，致力于发展并推广中国传统武术，对香港武术发展有着重要的拉动作用。此外，南华体育会、南武体育会、香港中国国术总会（2006年改名为“香港中国国术龙狮总会”）、香港武术联会、中国香港传统武术总会、中华国术总会、中华武学会等重要武术组织，都在香港武术发展的各个阶段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三，香港武术发展本土化水平高，极具香港文化的创新与多元特色。

20世纪上半叶后期，随着抗战与内战的爆发致使大量移民南迁，使得香港一时之间成为各路武术人员密集汇聚与交流之地。动乱的时代格局与艰难的生计需求，一方面促使民族主义勃兴，造成武术文化的大热；另一方面，有限的社会空间，促使香港武术文化的交流与互动不断增强与浓缩。不同武术流派间原本森严壁垒被大大弱化，武术在香港形成前所未有的融合交流之势，形成许多极具香港特色的武术流派。这些新型的拳种与门派大都是在原有武术拳种基础之上兼容并蓄而成，往往由若干不同的拳术合并重组而来。其中很多虽仍旧保留部分旧有拳套名称，但套路的整体结构，乃至发劲的特点等都已发生巨变，甚至完全无法觅得其与原本相貌的关联，如“北少林地蹚八卦门”、“大圣劈挂门”等均为此类[9]。

2.2 香港武术文化形成的内在动因

1）香港武术文化的“边缘化”与“向心化”。

通过对香港武术发展的考察与对香港武术文化特征的分析，不难发现，香港武术的发展一直处于一种特殊的状态之中。究其原因，首先是因为香港武术文化一直以来处于“边缘化”与“向心化”的二重作用力之中，同时又始终处于传统与现代的不断交互影响中。

所谓“边缘化”，就是香港长时间以来殖民地特质，使其文化相对于中国或者英国文化的独立叙事而言，往往不处于舆论探讨的核心领域。因此容易被边缘化，导致香港文化价值的模糊。特别是其“孤岛”或“浮城”般的心理暗示，使部分香港文化的发展，经常无意识地处于不断调整与寻觅自我认同的过程之中。而“向心化”，则指中国传统文化对香港本土文化的巨大引力。毋庸置疑，香港文化是中华文化流变中的缩影，留有深刻的中华文化烙印。自开埠以来，香港文化与中华文化的交流也从未中断，而其民主的社会制度，使许多香港本地小区与人群得以固守母体的文化传统。实际上，20世纪50年代以后，香港甚至成为很多中国传统武术拳种的存留之地。

一方面，香港传统文化空间并未受到20世纪中后期大陆诸多政治事件影响，因此，在文化格局上仍旧与中国传统文化保持完整的传承关系。文化生态，特别是民间民俗文化，如民间节庆活动及民间民众活动仍旧延续着其自身的有机发展状态；在武术文化上，武术训练、传承模式等一直以其自然原生的方式延续。而另外一个方面，香港传统武术文化因其特殊的地缘因素，很早建立起与西方文化的互动关系，并积极采纳西方文化中有益自身的内容，特别在社团组织结构、师承与传播模式等方面，率先找到最利于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生存的社会结构，从而使旧传统在新时代获得延续，形成具有香港特色的武术文化。

2）香港武术文化的“衍生化”与“孤立化”。

香港武术文化，同时又一直处于“衍生化”与“孤立化”并存的状态之下。一方面，受中西文化交流与新旧文化更迭等诸多因素影响，香港所传存的部分武术门派、套路，均为香港所特有，其中相当一部分为后期自创与改编而成。其中，以李小龙的截拳道最为典型。它既是中西合璧的产物，也是新旧融合的结晶。从人类学的视角来看，是典型的“传统再造”运动。另一方面，香港同样保存有部分尚处于原始状态的传统武术形式，这些内容如此之宝贵，甚至于在大陆也已难觅踪迹。其中，香港客家武术是最典型的例子。高度的融合性与原生态并存，是香港武术文化十分鲜明的特征。正是由于香港具备新旧文化、东西文化冲撞激烈而又并行不悖的特殊环境，才形成这种看似矛盾的格局。实际上，香港保留的原生态武术文化是香港武术进一步融合再造的基础，而武术的融合创新又为原生态武术注入更多活力。

武术作为一种“活态文化”，确有其考察研究的难点。首先，主流文化的广泛不关注，限制武术进入各种文化记录载体的途径。其次，武术文化的传播以“口传身授”为主，又极具民俗性，与之相关的众多文献类资料均具有明显的主观性特质与个人化特质。加上过去近30年，香港的社会和经济经历巨变，在高地价政策和商业挂帅影响下，旧式武馆难以经营。另外，日趋“竞技运动化”和竞赛导向的武术发展，去除传统武术的不少重要内涵。传统的武术传承只维持在民间，基本跟学院系统教育脱节，加之大量的武术资料散落在民间，亦没有人去系统收集。因此，重新整理、保育和发扬传统武术为当务之急，同时也是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注释：

① 武术界对“永春”与“咏春”历史源流的认识尚存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咏春拳与泉州永春拳同出一门，均源于早年方七娘始创的永春白鹤拳，因动荡社会背景与闽南地区口耳相传的误读，致使咏春拳无法正本清源；另一种观点认为，咏春拳功法体系、拳理与白鹤拳完全不同，不能证明二者同源。但无论是“永春”还是“咏春”在香港均有流传。而目前传播状态最好的“咏春”应为广东地方拳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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