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画与中国博物学传统

詹琰 胡宇齐

追溯到希腊时代，希腊科学或者说学术，只分数学与哲学。而即便是数学，也并非应用型。毕达哥拉斯学派提出“数是万物的本原”，柏拉图说“算术有很伟大和崇高的作用，它迫使灵魂用抽象的数来进行推理”。数学是希腊人追求自然理性、探索世界本原的工具，只有学会数学，他们才能获得自由理念、实现真正的自由。这样看来，当时的科学更像今天所说的哲学。简言之，虽然“西方近代科学”与中国古代学问相去甚远，但在起源之初的“科学”却与中国古代的学问有相当的相似性——都没有明显分科，也都以提升自我为目标。

作为本土的地方性知识，几乎世界各民族都有自发形成的博物传统，中国也不例外。在流传至今的文献里，“博物”一词最早出现于《左传·昭公元年》，“晋侯闻子产之言，曰：‘博物君子也”。此处的“博物”用以称赞郑国大夫子产见识广博。再结合自《诗经》开始的“多识于鸟兽草木虫鱼之名”的儒家传统，晋代张华撰写的《博物志》开启的博物类著作，以及在古代就取得了不少成绩的本草学、天文学等等，可以推知，“博物”是中国自古就有的文体和文化概念，既包含对大自然的认识，也具有相当强的人文色彩和包容性，是君子学问、修养的重要方面。在西学东渐之前，中国博物具有独立性，与西方几无交涉，也相当不同。研究这产生自中国本土的认识自然、同时提升修养的科学形态，对于坚持多元的视角、更好地补充西方近代科学，尤其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