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盖尔归来》中贝特朗女权意识的透析

王守梅

【摘 要】 文章解析了历史学家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的《马丁·盖尔归来》（下文简称《归来》）。认为作者塔莉·泽蒙·戴维斯通过 “受害”女性贝特朗的故事，在书中描绘了一幅16世纪法国的女性在严苛的男权制度下，不断争取自我权益以及维护自身利益的场景。借此阐明，即使在男权意识主导下的社会中，女性总是不断尝试突破男权社会的道德伦理束缚。看似稳固的男权社会，在女性权利意识逐渐萌生的过程中，不断发生着改变。

【关键词】 塔莉·泽蒙·戴维斯；《马丁·盖尔归来》；贝特朗；女权意识

《归来》是美国新文化史代表人物娜塔莉·泽蒙·戴维斯博士在微观史方面研究的代表作。该书中对于人物心理的描写、环境的刻画、独特的史料解读方式以及文学性的叙述形式，都明显的体现出后现代主义史学的特点。《归来》一书，戴维斯以1560年在法国南部图卢斯高等法院的一桩离奇的审判案件为蓝本，参照让·科拉斯所著的《难忘的判决》中的记载，给人们讲述了一个在16世纪40年代，真假马丁的故事。该书以文学叙事的方式，融史料于故事之中。在无声的史料中，戴维斯利用了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对于故事中的人物进行了心理上的细致描述。全书十二章，可分成四个历史场景：马丁·盖尔离家出走、假马丁进入贝特朗的生活、假马丁被送上审判席以及真马丁归来。《归来》一书以其独特的研究视角、研究对象以及特殊的历史表达形式，深受历史学者的关注。该书被誉为后现代史学和微观史学早期三部典范之作之一。现在学者多从微观史、社会学、影视史学等角度来探讨该书的价值，对该书缺乏个体细致化的解读。本文基于对《归来》一书的理解认识，通过对其中女主角贝特朗形象的解读，来阐释即使在严苛的社会规范之下，女性仍旧没有放弃对于自我权利的追求。她们在不同的环境下，寻求对自己有利的帮助，以此维护属于自己那点微弱的权利。

一、父权之下的贝特朗

经济基础决定人在社会关系中的地位，由此引发的是在个体的家庭中，父亲因为是维系整个家庭生活的经济主体，而在家庭中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子女从出生就隶属于他们的父母，这种父母的威权就是“父权”。在书中，贝特朗·德罗尔斯生于富有的家庭。但这并不意味着她生活的很幸福。贝特朗本应该可以像其他女孩子一样自由选择自己爱情，但还在孩童时代就已然被父亲剥夺了这种权利。她上诉中说“在还是个九到十岁大的小姑娘时，就嫁给了马丁·盖尔，那时候他的年纪也还小。”这些话，一方面说明了贝特朗对于丈夫的遗忘归结于自己年纪的太小，另一方面也透漏出在贝特朗心中那份无法如同其他女孩一样可以选择自己婚姻的不满。然而，父权社会下子女的婚姻往往是为家族的利益服务。“除了未来的后代之外，货物和劳务的交换肯定也在考虑之中。”她没有选择自己婚姻的权利，甚至于连结婚当夜，她也要被强迫着喝下“resveil”，以保证将来子孙满堂。在孩子的婚姻方面，父权制度下的家长掌握着比法律教令中更大支配权。书中说：“根据教会法，贝特朗的婚姻是非法的。但罗尔斯与盖尔两家都非常希望联姻，而阿尔蒂加的牧师对此并未进行阻挠。”由此可见，在法律条例的规定下，民间有着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国王是默许的。

在贝特朗的家族中，强加在她身上的家族使命，从童年时代就有所显示。“贝特朗的童年不离母亲左右，学习织布和其他的女红。”和附近村子女孩相比，她更常见的是“在自己家中帮忙做家务直至出嫁”，这样的童年是不幸的。她身上承载的是德罗尔斯家族的名誉，在她幼小的心灵深处更有着时刻准备为家族的利益牺牲自己幸福的意识。

二、夫权之下的贝特朗

通过婚姻，女性从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父权的控制。但这并未从根本上使得女性得到自主的权利。尤其是家庭模式和女性母亲的角色，更是被看作女性被压迫的重要表现。原来家庭中父权的支配权力，在女性结婚之后，权力将全部转交给她的丈夫。贝特朗与马丁结婚之后对于家族的依附明显转变为对于丈夫的依附。书中提到由于马丁的阳痿，两个人的婚姻并没有任何结果。贝特朗的家人要她与马丁离婚，但是贝特朗“断然拒绝了”。 从中可见，一方面，婚姻后作为马丁妻子的角色已经替代了作为德罗尔斯家儿女的角色。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女人，贝特朗开始关注自己的名声“那个行为（拒绝离开马丁），像块试金石，为德罗尔斯的名誉提供了重要的证明”。但是，在父权到夫权的转变过程中，作为女性的贝特朗明显开始有了自我选择的权利意识。“她关注对自己作为一个女人的名声；对如何对付加诸女性身上的限制，她抱有着敏锐的现实主义态度”。在丈夫马丁离家出走之后，贝特朗拒绝父母提出的请求，固执的留在盖尔家族。“她的确在寻求她自身的行事方式。”书中在此处大费笔墨描述着村中女人的活动，以及她们田间与家内日常生活中所占据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丈夫马丁走后，贝特朗寻求到了一些在夫权限制下的自由空间。她追求着自己想要的生活，抚养儿子桑克西与四位小姑和睦相处。在本来可以获得自由身份的情况下，她讲究实际选择了留下，让她跟儿子亲近让她寄希望于某天他能继承哪些东西。

婚后，贝特朗从父权的控制下变为了对夫权的依附。在这一过程中，贝特朗显然并没有像以往那样被动的接受安排。在丈夫离开后，贝特朗积极寻求着对自己有利的权益。通过作者的描述可以看出，在农村，妇女在日常生活中充当着重要的角色。她们时刻想法设法利用各种条件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三、宗教之下的贝特朗

戴维斯的研究显示，妇女面对宗教变革与社会的变迁并不消极。反之，妇女积极地参与了当时的宗教改革运动。在书中“假马丁”（阿诺·迪蒂尔）的出现无疑是满足了贝特朗对于一个爱人的需要。根据书中描述，贝特朗在已经意识到这个“归来”的“马丁”并非是自己的丈夫。“像贝特朗·德罗尔斯这样的一个固执而重名声的人，并不像一个容易上当受骗的女人，等到她到床上接纳他时，她定然已意识到个中的不同。”但是贝特朗还是选择了帮助迪蒂尔成为“新马丁”。对于贝特朗来说，自己接受了一个陌生的男人，这让她良心上受到了谴责。为了给自己的婚姻找到一个适当的理由，马丁和贝特朗开始对新宗教产生了兴趣。宗教是人面对未知和危险产生不安而衍生的解释，是通过个人行为舒缓情绪。新教的教义给他们带来了什么希望呢？那就是，他们仅仅将他们的故事告诉上帝，而不必和任何人类的中介交换意见。他们可以自愿打造新的生活，乃是上帝的天意的一部分。天主教义把女性紧紧束缚在了家庭中，新教中具有的对女性的人文关怀，给予妇女再婚的权利。两者之间，贝特朗自然选择后者。由此看出，在新教的改革中，贝特朗所表现出来的是一个积极参与的信徒身份。

在被宗教教义控制下的民间婚姻中，女性的角色被塑造成了家庭的私有财产。但是在宗教改革后的新教教义中，婚姻不再是圣事；被丈夫遗弃的妻子，在一年的审查之后，便可从宗教法庭得到离婚的许可，并允许再婚。贝特朗在宗教教义的规定下，并非完全服从于那些教规教义。她试图需求新的适合自己的教义以确保自己内心受到安慰。但是，这并不是女性自由权利的体现。在宗教改革的影响下，妇女获得了相对较高的社会地位和权力，享有了基本的人格尊严和社会待遇，但在男性社会仍处于绝对的依附地位。

四、法庭之上的贝特朗

在家族财产管理上的分歧，让皮埃尔·盖尔与假马丁发生了严重的争执。在审判中，贝特朗不明确的态度一方面为假马丁逃脱法官的质询提供了帮助，另一方面也为她能够从容应对任何突发情况做了准备。然而，当马丁·盖尔站在法庭上时，贝特朗面对真实的马丁，她不得不再次完成她一生中最不情愿、但又不得不为之的一次身份重塑，同时她的人生悲剧也达到了最高潮。从故事情节上来看，贝特朗的计划被真马丁归来所打乱。其实不然，书中写道，贝特朗动用她作为女人所能拥有的所有活动余地和想象力，竭其所能试着改变她的生活。而且贝特朗对于假马丁的爱显然是有所保留。“她爱新马丁，但他已骗她一次；他是否最终还会骗她一次呢？假如另一个马丁·盖尔回来了，该如何是好？”从作者对于贝特朗的心理描述上看，此时的贝特朗并未因为爱这个假马丁而失去了对于现实的判断。她在任何时候都在为保全自己的利益所努力计划着。故而她一方面在法庭上“护着”假马丁，另一方面她又认可了皮埃尔作为她的代理人所采取的行动。即使是在法庭上见到自己的货真价实的丈夫——马丁·盖尔，她也并未因意外而失去分寸。“看了新来者一眼之后，她开始颤抖和哭泣，请求他饶恕她犯的错误，她之所以犯下错误，是因为她无力抗拒阿诺·迪蒂尔的诡计和引诱”.最终“法官一致同意相信她的善意”由此可见，此时的贝特朗在法律的面前依然在寻求逃脱法庭审判的可能。

五、结束语

贝特朗在严苛的社会伦理的教条下，为了争取自我权利的实现，维护作为女性最大限度的利益，她总在尝试着各种方法。更进一步讲，在男权至上的社会环境下，女性并不是消极的接受着这些社会法则。她们随着自主权利意识的萌生和发展，不断对这些法则提出新的挑战。不幸的是，如贝特朗最终还是回到真马丁的家庭一样，她们前期努力多半失败。但是，落幕无声，女权意识的不断发展，使得打破男权思想控制下的社会规则由想象成为可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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