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文化观的多维透视

许春玲++郝智浩++白冰

摘要：马克思在其所创理论与毕生实践中给予了“文化”颇为特别的关注和展现。在批判和继承前贤文化思想的基础上，结合自我实践，马克思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无产阶级文化观，主要是以唯物史观为立论基础探究文化产生的根源，提出文化的本质即“人化”，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论证了文化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从揭露资本主义私有制弊端着眼，提出文化“异化”思想及解决 “异化”的根本出路；立足世界经济发展，提出并阐述了文化全球化思想。

关键词：马克思；文化观；实践；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文化全球化

中图分类号：A71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6）07-0043-03

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厅重点实验室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大学生人文精神教育与思想政治理论课”（2010JZ15）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许春玲（1964-），女，陕西宜君人，西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发展；郝智浩（1991-），男，陕西清涧人，西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发展；白冰（1990-），男，陕西定边人，西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本问题。文化观作为马克思科学理论体系的重要构成，是马克思文化思想的深刻凝练。具体来看，虽然马克思本身并没有创建一门独立的文化理论，而是将“文化”置于人、自然和社会三个方面来解释和阐明，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没有系统、完整的文化思想体系，而是说明马克思的文化理论与其关于人、自然和社会的理论内在地联系在一起，从唯物主义着眼，着重探求文化对于人、自然和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现实关系，进而阐明了文化产生的现实根源与动力，论证了文化本质的基本内涵，揭示了文化未来的发展方向。

（一）

早在马克思之前，康德、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等启蒙运动的先驱和思想巨匠就对“文化”问题进行了诸多哲学思考与探究。康德将文化看作人所具备的一种自觉抉择的能力；黑格尔将文化看作人的一种特性，即为“精神”。较之于康德，黑格尔的进步之处在于他认识到 “文化”是“劳动”引起的结果，但黑格尔所谓的“劳动”仅仅指的是人的“精神”活动。费尔巴哈关于文化的认识是基于其人本主义思想，是以“主体的人”为着眼点来审视文化的本质和内涵。虽然西方近代哲学史上这三位哲学大家对“文化”的问题都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和探讨，他们的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是由于时代和认识的局限性，康德、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并没有真正认识到文化得以产生和发展的现实根源。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一生中所创立的最为重要的理论成果之一，是其科学理论体系的逻辑基础和立论基石，同样也是马克思文化思想的哲学基石。唯物史观的创立，为马克思探究文化问题特别是文化得以产生和发展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视野和思维方式。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内核。马克思强调，文化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产生并为之而服务的。“劳动”是马克思哲学思想极为重要的一个范畴，是辩证唯物论首要的核心的观点。“从劳动入手，分析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是马克思文化观的创造性贡献，也是马克思文化观具有科学性的标志之一。”[1]马克思指出，实践是认识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文化作为人类特有的属性，是人类在与自然的交往实践过程中的产物，是人类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被赋予人类特征与本质的物质和精神产物。另外，马克思指出，文化的进步和发展也是基于人类实践活动，实践不仅是文化产生的源泉，更是文化发展的动力，文化领域的每一步发展，都是建立在主体性之上的“人”在社会与自然中探寻本质、追求进步的结果。同时，马克思指出，因为实践的直接现实性和社会历史性是文化多样性和复杂性的基础，不同程度、规模、范围和层次的实践，所产生的文化具有鲜明的差异性。

（二）

在唯物史观诞生之前，人们关于文化本质的理解都没有跳出唯心主义的“怪圈”。“在马克思之前，哲学家只承认理性或者精神是人的本质，所以他们只能把纯粹的精神产品、理性产品理解为文化。”[2]马克思之前的先哲们都是基于唯心史观来考察和探讨文化，把精神文化当作人类历史产生和发展的决定性内在因素。德国古典哲学的两位代表人物康德与黑格尔对文化本质的理解恰有相通之处，二者都将文化当作体现人主体性的观念性媒介。在康德看来，文化是人由自然存在物向理性存在物转化的纽带。康德指出，人之所以能为自然立法，是因为人是有理性的存在者，而这种“理性”就是康德所指的“文化”。与康德相同，黑格尔对文化本质的理解仍然是以唯心的理性主义思想为立足点和着眼点的。在黑格尔看来，人类的历史使命中蕴含着一种稳定的特性，这种特性即“精神”。黑格尔指出，“精神”在发展的不同阶段都有其特定的“形式”，而“精神”这些不同的“形式”即为黑格尔所指的文化。费尔巴哈的哲学思想使得唯物主义重新确立了在近代西方哲学史上的权威地位。费尔巴哈主张以人的主体性为基本出发点，来考察文化的产生和发展。这一思想对马克思关于文化的认识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是，在历史观方面，费尔巴哈仍属于唯心主义，这也是费尔巴哈文化思想的最大局限性所在。

从经典著作中关于“文化”的论述来看，马克思对“文化”的理解，有着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是指在社会生产实践过程中，人类所创造的全部成果，其中既包含了物质方面的成果，也涵盖了精神方面的成果；狭义的文化单指精神层面的成果。从唯物史观出发，马克思在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过程中对文化的本质作了界定。马克思指出，主体的人在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中，一方面，通过劳动实践将自然界变为人的作品和现实，赋予自然界人类的本质特性，将自然界变为人自身的有机组成部分；另一方面，通过劳动实践，主体的人的本质可以得到确证，使得“劳动”成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同时，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马克思认为，因为“文化”得以证明人的“类本质”，所以关于文化的本质，必须要通过人的“本质”和作为主体“人”的实践来论证。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马克思系统论述了其关于文化本质的思想。马克思在《手稿》中关于文化本质的定义概括起来，即“文化即人化”，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文化的本质是人的创造性的对象化活动，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3]马克思指出，人的类本质特征就在于人作为主体的人能够根据自身的意愿对自然界进行实践改造活动，“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4]由此来看，文化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现实产物，是主体本质力量在现实中的对象化反映，是“自然人化”和“人自然化”的辩证统一。一方面，人类通过实践活动，使得文化自然界赋予人类的印记和特征，是“自然人化”的过程；另一方面，文化的产生，为人类进一步认识和改造自然提供了工具和方法，使得文化自身和人类的进步发展得以推动，是“人自然化”的过程。

（三）

早在马克思之前，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对文化功能的探究已初有成就。总体来看，康德、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都是以主体“人”为立足点来厘定文化的功能。康德认为，正因为文化，人的主体性才得以论证，主体性的“人”才得以脱离自然存在的范畴，实现人格的自我完善和理性的自我确证。黑格尔将文化视为确证主体人本质的“精神”存在。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谈到，“精神”是人之所以为人本质的基本内核，是主体的人实现自我完善的一种能力。费尔巴哈关于文化问题的探究和思考都是立足其“人本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以宗教批判为主要旨归。费尔巴哈指出：“近代哲学的任务，是将上帝现实化和人化，就是说，将神学转变为人本学，将神学溶解为人本学。”[5]由此来看，费尔巴哈是以文化作为一种批判的武器，将主体“人”的本质从“神”那里解脱出来。

“现实的人”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逻辑起点，马克思所创立的一切思想和理论都是紧紧关注人、围绕人的科学理论体系，其本质目的和价值在于解放人和发展人。作为其科学理论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马克思的文化思想的人道主义价值目标和理论特色是一以贯之的。首先，马克思将主体的“人”作为其文化思想的自觉服务对象。马克思指出：“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6]他认为，作为主体的“人”劳动实践的产物，文化的进步和自由都是由主体的“人”所创造，文化的主体性赋予其特殊的历史使命，即实现全人类的发展与解放。其次，马克思着重强调应该从“人化”和“化人”两个维度来审视“文化”与“人”的辩证关系。在马克思之前，康德、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对文化作用的关注仅限于文化对主体“人”的价值，只关注到文化“化人”的一方面。马克思在探究文化产生根源的过程中发现，通过文化的塑造，主体的“人”具有了“自由抉择”的能力和意识，使得人能够在实践中根据自己的意愿，自由地选择和创造符合自身需求的文化，体现出了文化在塑造人的过程中自觉地实现了自身的重塑与发展。另外，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及其文化本质的有力批判，来体现其无产阶级文化为实现全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而服务的思想。马克思深刻洞察资本主义文化的本质，指出资本主义文化并不是为了帮助人们寻求自由、平等，而是为了掩盖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残酷压迫、剥削这一事实，他鲜明地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应该作为一种“批判的武器”，其终极价值在于被广大群众所掌握，从而转化为“物质力量”，来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实现全人类自由全面发展而服务。

（四）

文化“异化”思想也体现了马克思文化思想的重要价值蕴含。所谓文化“异化”，指的是文化在产生和发展过程中背离了它本应具备的本质和价值，脱离了主体的“人”，不再体现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这一属性，成为了与人对立、孤立于人的一种“异己”存在力量。因时代的局限性和认识的反复性和无限性，马克思之前的旧哲学家们没有认识到文化“异化”现象。马克思从唯物史观着眼，通过对文化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根源的透视，提出了文化“异化”的必然性并论证了消除文化“异化”的根本途径。

在《手稿》中，马克思系统论述了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条件下，劳动“异化”的四种情况，即由于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导致工人劳动所生产的劳动产品会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与劳动者对立，与劳动者的“劳动”对立，进而导致人的类本质同人相对立和个人同他人相对立的四种具体“异化劳动”表现。“这一切后果包含在这样一个规定中：工人对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关系就是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4]51作为人类实践的现实产物，由于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劳动“异化”的必然性，直接导致了“文化”异化的必然性。正如马克思所言：“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4]51在论述文化“异化”的现实性和必然性之后，马克思对文化“异化”的具体表现也作了分析。马克思指出，在私有制条件下，文化“异化”最直接、最根本的体现就是工人的文化“异化”。马克思认为，人作为一种类存在物，“劳动”理应是人类的自由自觉的现实活动，也是人类本质的特性的具体表征。因为“劳动”，人类才得以实现由“自然存在物”向“理性存在物”的转化与过渡，“劳动”是区分“人”与“动物”的现实依据和根本标志，是确证人类本质的必要前提。在《手稿》中，马克思将文化划分为自然科学和意识形态两种最基本的形态，自然科学作为人类对自然界的科学认识，在本质上并不具备阶级属性。但是，在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利用自身的地位和资源优势，将自然科学打上资本主义的阶级烙印，作为维护其统治地位与既得利益的工具和手段。在这种情况下，自然科学作为人“劳动”产物的结晶，与生产者相对立。不仅不再是全人类自由发展的推动力量，相反，为资本家压榨工人更多剩余劳动价值提供了便利，成为资本家奴役和压迫工人的工具和手段。同样，作为文化的另一种形态——意识形态——仍是被占主导地位的资本家所掌握，成为资本家控制工人思想、奴化工人意识的理论工具。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4]136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科学指导，是实践性、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马克思不仅对资本主义及其制度作了彻底的批判，更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社会发展提供了理论遵循。在《手稿》中，马克思提出，实现共产主义是根除“异化劳动”的根本出路。马克思指出，在共产主义条件下，人与人、人与劳动、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关系可以消除，人的类本质便得以确证，异化“劳动”也将失去存在、发展的现实基础。文化“异化”是劳动“异化”的直接产物，基于这样的认识，马克思认为，解决文化“异化”的根本之道便在于实现共产主义。显然，马克思将共产主义看作扬弃私有制的一种手段，也是扬弃文化“异化”的一种手段。从根本上消除作为劳动主体的“人”和劳动客体的“文化”对抗、分裂的基础，而没有了赖以生存的现实“土壤”，劳动“异化”和文化“异化”便无法“生存”， “劳动者”和“劳动产物”本质上的和谐统一方可实现。

（五）

《共产党宣言》作为马克思代表性的经典作品，其中蕴含着马克思另一特色鲜明的文化思想——“世界文学”，其开辟了文化理论研究的新领域和新境界，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文化建设及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启示和基本遵循。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的扩张使得世界市场得以形成，民族性的生产和消费活动转变为世界性的活动，地方性和民族性的自给自足被各区域各民族之间的相互物质依赖所代替。“物质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4]404首先，马克思指出了“世界文学”即世界性文化得以形成的前提——文化的民族性。马克思指出，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产生于本民族、本时代的生产实践和物质基础之上并不断发展的。因此，文化具有民族性，不同民族的生产水平和生活方式的差别决定了各民族文化的差异性。也正是因为民族文化的差异性，才为各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和融合提供了可能和前提。其次，马克思指出了“世界文学”即世界性的文化得以产生的现实依据。马克思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生产的扩大化需要更大的消费市场来满足资本家的资本积累和扩张需求。在利益的驱动下，资产阶级已经不满足于区域性和民族性的生产、消费，从而转向全球范围内的扩张。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资本输出的同时必然会有文化的输出，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性的生产、消费将民族性的文化转变为世界性的文化。再次，马克思对世界性的文化交往过程作了透彻分析。马克思在分析人类交往时提出，“被迫交往”“自发交往”和“普遍交往”是人类交往过程的三个发展阶段，而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是人类交往形式更迭的内在驱动。同样，文化由“民族性”转变为“世界性”的交往过程也必将经历这三种由低到高、由被迫到自觉的过程。资本扩张初期的文化交往是处于“被迫交往”阶段，民族的封闭性和民族文化的独立性使得不同民族文化在交往初期展现出强烈的“冲突性”，初期的文化交往只是迫于资本冲击的压力才形成。随着世界市场的进一步扩张和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民族文化间交往的方式逐渐由“被迫交往”向“自发交往”转变。“世界市场”的确立，使得国家的文明进步和个人的发展需要必须依赖整个世界，人类的交往由最初的“被迫”阶段过渡到“普遍”阶段，各民族的封闭性被完全打破，民族间的文化展现出充分的共融性，从而形成兼具多元性和包容性的世界文化即我们所讲的文化全球化。

当前，全球化的程度和范围呈现出进一步扩大与加深的趋势，世界性的文化“软实力”竞争愈演愈烈。现阶段，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期，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本质要求和应有之义，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部署。在这种大背景下，我们理应更加认真深入地研究马克思的文化思想，进一步全面认识和把握马克思文化观的丰富内涵与理论特色，更加自觉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文化思想，这对于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乃至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张茂泽.论马克思的文化观[J].理论导刊，2012，（8）

[2]李志江.马克思文化批判的当代意义[J].理论学刊，2008，（9）

[3]冯旺舟.论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及其现实启示[J].理论导刊，2014，（12）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5]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M].上海：三联出版社，1958∶122.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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