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化城的济仁堂

谢荣霄

在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旧城），曾有不少老药铺，譬如坐落于大北街的济仁堂和怀仁堂（济仁堂分号）；坐落于大召前街的德泰玉、大召东夹道的“王一贴”药店，以及大南街上的广巨药房等等，这些老药铺为归化城增色不少。在众多的老药铺中，创办于1921年的济仁堂名气甚大，创办人是我的父亲谢重吾。

一

1897年，父亲出生在河北省定县（今定州市）中古屯村，祖父谢介卿是位乡村医生。1913年，经人介绍，16岁的父亲来到北京，在一家名叫南山堂的中药铺学徒。1917年，父亲转到南山堂张家口分号。学徒期满后，他没有留在南山堂，而是决意要“走西口”，在塞北创办一家中药铺。

学徒时，父亲被誉为南山堂“四大怪”（指四位各具专长的徒弟）之一。这是由于他做中药蜡丸时的出色表现。做蜡丸，首先要做蜡皮。做蜡皮时，药工双手拿着个提子，提子下方有一木头横梁，横梁上有细铁丝，上面插着若干个木球。药工拿着这个提子在滚烫的蜡锅中不停地提上提下，木球表面包上了一层蜡皮。等蜡皮达到要求厚度时，便把提子搁在一边，晾凉后，把蜡皮一剖为二，取出木球后，就可以用来装药丸。装入药丸后，再用铬铁之类的工具把蜡皮封住，于是一个中药蜡丸就做好了。父亲做的蜡丸，严丝合缝，看不出一丝痕迹。

当年北京的中药行当，同行之间的竞争甚为激烈。于是，父亲准备在归化城开一家药铺。1921年，父亲和他的表哥等人从河北定县来到归化城。经过一番考察，他们相中了城里小东街的一处老院（即后来的谢家大院），决定在大院的临街房开一家中药铺。父亲和表哥等6人合伙，投资1000块银圆，开了一家叫济仁堂的中药铺，时年24岁的父亲任经理。父亲在北京学的徒，特意将济仁堂称为京字号国药庄。那时旧城的药铺，有些由山西人开办。把济仁堂称为京字号国药庄，也隐含着与同行暗中较劲的意思。

济仁堂开业第二年（1922年），祖父从河北定县来到归化城，在济仁堂坐堂。绥远都统马福祥的部下闹瘟疫，遂来济仁堂求医。祖父为他们配制了治瘟疫的草药，这些人服用后，瘟疫尽去。祖父也被委任为军医。这些消息不胫而走，济仁堂有了名气，来买药看病的人络绎不绝，其中以回族人为多。1923年，济仁堂迁到了繁华的大北街。1924年，在该街北门里开办了济仁堂分号——怀仁堂。1932年，在包头开办了济善堂（济仁堂分号）。

二

旧时，中药铺一般采取前店后厂和零售的经营模式，济仁堂也不例外。它的铺面坐落在旧城大北街大什字附近，每天车水马龙。它的生产车间（制药作坊）则位于旧城九龙湾街路南的一个大院里，格外清净。从济仁堂铺面和制药作坊的选址看，也可以看出父亲的精明。

除精心选择店址外，在用人上，父亲也会量才量德使用。新徒弟上班的第一天，父亲会安排他打扫店面卫生。之前，父亲有意把一些银圆放置在店堂里的一些地方。新徒弟打扫卫生时，应是会看到这些银圆的。对这些银圆，无论这个徒弟是上交柜上还是私自藏起，父亲都不作声。但他会根据这个徒弟当时的不同表现，来安排合适的工作。“拣银圆”测试，实际上是对新徒弟的一次品行考核。

除要求徒弟掌握中草药各方面的技能外，相貌端正又机灵的徒弟，会被父亲安排到店面站栏柜（柜台）。顾客来到店里，店员要热情接待，有问必答。一旦发现有怠慢顾客，使顾客空手离去的徒弟，要进行处罚。济仁堂制作的丸、散、膏、丹以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享誉归绥地区，药店雇工人数最多时达90多人，后来还培养出8位各具专长的徒弟，被称为济仁堂的“八大金刚”。

为使济仁堂被更多的人所知晓，父亲命人在大青山的一面山坡上，用黑色油漆书写了“济仁堂”3个巨字。在济仁堂门楣上方，悬挂了有“济仁堂”字样的巨匾。此外，他还订制了一批类似书包的白布包，上面印着“避瘟散”之类的红字，人们背着这些包行走在大街小巷，就是流动的广告。而在归化城三贤庙巷席力图召后墙上，也有济仁堂的广告，是用红色油漆书写的。

那时，父亲亲自去外地采购药材，中药材市场有假冒伪劣货，凭借多年的经验，父亲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在验货时，对一些药材，他只要踢踢装满药材的麻袋，就知道是真货还是假货。他的这一绝招，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父亲对一些细节从不放过，比方用纸包好的草药，药包方方正正，还附带一个过滤汤药的小纱箩子。父亲在生活上对徒弟们很关心，济仁堂有食堂，平时徒弟们都在那里吃饭。过春节时，济仁堂大摆宴席犒劳徒弟，席上会有鱿鱼、海参等名贵菜肴，宴席从农历正月初一一直摆到正月十五。

三

上世纪20年代，归绥地区民众饱尝了土匪横行、军阀混战、日寇入侵、饥荒、社会动荡等痛苦。和旧城众多行当一样，中药行当也受到了这些天灾人祸的冲击。

受时局影响，1932年，济仁堂出现了亏损。为维持生存，父亲和其表哥在归绥东瓦窑村开办了盆窑。但盆窑生意也不景气，屡屡出现亏损，只好放弃，继续经营济仁堂，但仍是亏损，雇工也锐减。济仁堂所用药材有许多来自外地。据济仁堂当年的徒弟回忆，日寇侵华时期交通受阻，济仁堂所需药材无法运抵归绥，父亲遂求助于某位军事要人，这位要人派出了军列，父亲乔装成押车的军人，购回了急需的药材。

抗战胜利后，济仁堂的经营状况开始好转。1946年，父亲出任了药业公会监事（1952年担任了药业公会副主任）。随着业务的发展，济仁堂于1948年从通州招收了一批新徒弟。同年，父亲在察素齐收购了大量防风，这批中药材卖价甚高，让大伤元气的济仁堂腰包鼓了起来。

据记载，1950年春季，政府禁止种植、贩卖和吸食鸦片，市里成立了戒烟所，采取强制办法进行戒烟。市卫生局指定济仁堂、春和玉两家药铺承制戒烟丸，并在戒烟所内生产。因药丸内含有鸦片成分，因此还有公安、民政部门的人员现场监督。父亲历时3个月，圆满完成了任务，吸食鸦片者服用戒烟丸后，效果良好。

1956年，呼和浩特市中药行业实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期间，父亲担任了清产核资委员会委员，后被安排到呼和浩特市国药总店任副经理和济仁堂门市部主任。总店成立了制药厂（大唐药业公司前身），并召集各药铺的技术权威如宋凤鸣、齐有先和父亲等人，对各药铺多年来有效验的传统药方进行审核修改，并加工生产，分拨到各门市部销售。1959年，在呼和浩特地区的医药行业中，国药总店率先进入国营行列。

摘自《内蒙古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