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英军服务团”创建前后

吕传彬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志愿兵自卫团海军陆战队中校林赛·赖德带领部分被俘官兵逃出日军集中营，他们依靠中国抗日部队及地方抗日游击队。在岭南创建了一个军事情报地下组织——“英军服务团”，以便设法援助被日军囚禁在集中营内的盟军战俘逃离虎口。

在岭南建立组织的构想

1942年初，林赛·赖德从香港深水埗日本军集中营逃亡出来，几经艰辛逃离日军魔掌到了中国内陆，辗转抵达重庆。对此，他深有感触：当初落入敌人手中囚禁在集中营内，与其他所有战俘一样，与外间隔绝。一无所知；逃离集中营时，意想不到在新界得到中共游击队的帮助，使自己能够安全到达中国大陆。由此他产生了援救集中营内大批战俘的愿望。他向英国驻华大使馆武官格里姆斯代尔递交了一份具体计划。建议在中国岭南建立一个“地下军事情报组织”。该组织主要任务是设法援助那些被日军囚禁在集中营内的战俘逃离虎口。抵达中国的非日占区。为了保证这些行动万无一失，当务之急就是要向集中营内的战俘传递情报信息，供给他们急需药品；他们一旦逃出来后，及时接应他们。并给予救护治疗及安置。

计划中，按赖德的设想。该组织应作为大使馆武官办事处的特别组织，归赖德指挥，工作人员不管是华籍或英籍，他都有权随时调动。至于该组织后方指挥部的地点，他建议设在粤北曲江（中国第七战区司令部所在地）。赖德逃离香港准备前往重庆时，曾途经曲江，并逗留过几天。曲江距广州距离不远，曲江火车站是粤汉铁路线上一个重要的车站。同时他还建议：在粤东惠州一带建立起各种前方救援站。这些救援站的医疗队，以医生及护理人员为骨干，以巡回医疗方式出现，争取当地人的信任和好感。但真正目的是使香港逃亡战俘与难民得到必要的帮助及治疗。当时要到日占区香港，必须通过粤东地区及九龙新界。因而赖德认为在这里的各种英国人组织与国民党军队以及在这一带活动的中共游击队紧密协作，共同建立起一个既准确而又迅速的救援网络是非常必要的。除此，还应设立银行、商店、交通运输与通讯等必要的技术性服务机构和行政管理机构。

拜会蒋介石夫妇

英使馆武官格里姆斯代尔对赖德这份计划表示赞赏。在他积极支持下争取得到英国驻华军事代表团总指挥兰斯·丹尼斯少将的同意，将计划同时分送中、英两国有关当局批准。武官又将赖德计划的基本内容向印度新德里的英国总部发电报请示，并申请筹办经费。他很快便接到韦维尔将军从新德里来的复电，原则上同意了该组织的成立。但对于计划中提出给予人员、运输工具、武器及无线电通讯器材等的要求，却表示爱莫能助。

至于中国当局，武官则与英国驻华大使霍勒斯·西摩爵士一起前往拜会蒋介石。蒋介石在夫人的陪同下接见了他们。宋美龄亲自为蒋介石当翻译。武官格里姆斯代尔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向蒋介石介绍赖德这份计划的设想。他边介绍边察言观色，说话小心谨慎。鉴于国民政府对香港政局比较关注。为了消除中方顾虑，武官向蒋介石做了保证：这个组织绝不会进行政治性活动。并解释：由于要同香港取得讯息联系，不得不通过共产党控制地区，而且不得不跟中共游击队（东江纵队）建立友好关系。他还进一步表示：如不放心，中统局局长戴笠可以对这个组织进行监督。

蒋介石与宋美龄用中文简短交换意见后，认可了这个计划。英大使与武官均认为蒋介石已经作出了很大让步，似乎不想再与英国人过不去；认为这次拜会达到预期目的。全赖蒋夫人为他们帮助劝说委员长。当他们告辞步出大门时，还听到蒋夫人对蒋介石说：“您必须尽力帮助这些可怜的战俘，只要想起他们在集中营里受苦的情景，我心里就难过。”

在曲江建立后方指挥部

1942年2月底。奉武官格里姆斯代尔的命令。赖德返回岭南。按计划着手筹建工作。3月2日，赖德返抵曲江，月台上人头攒动。大家在迎候着他的来临。他们当中，不少人是得到救援而得以逃离香港的战俘，有些却是香港沦陷之际由于军队的协助而获逃生者：而其中人数最多者是香港逃出来的中国难民。他们普遍缺衣少食，一贫如洗，当中很多人还带着家眷，扶老携幼。赖德马上意识到。他在筹建中的这个组织将要面对的压力：不仅是有关军事上的问题，还面临着许许多多老百姓急待解决的问题。

赖德吸收部分人作为早期成员。当中有6位是香港特别行动委员会称作“Z”部队的军官。这个组织在日本侵占香港时成立。主要是在背后袭击日寇及进行破坏。沦陷后，这6人逃到中国来，并曾在中共游击区里参加抗日武装斗争。国民政府对他们留在岭南继续抗日有点忌惮，担心他们会向共产党提供资金、弹药、武器装备或军事训练，故下令把他们驱逐出境。但有3位侥幸获准留中国：原海军上将陈策爵士属下的“鱼雷快艇队”英国皇家海军上尉何文札，原香港教育司署物理科督学、后成为海军上尉的C·M·麦克尤恩，海军士官E·M·霍尔罗伊德。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何文礼已经是香港行政机构的见习文员，他学会了广州话，准备到辅政司任职。他自加入“Z”部队后，由于对敌斗争英勇而崭露头角。香港沦陷后两天，霍尔罗伊德带领一支海军从香港北角集中营逃跑出来，到曲江后他才加入“Z”部队。他们三个人一起加入了赖德的组织。从事救援香港难民及逃亡战俘工作。

这个组织的办公地点，最初几周设在曲江卫理公会医疗代表团的河西医院内、赖德本人的卧室里。赖德是以该医院负责人摩尔医生的客人身份住进去的。不久，办公地点挪到江上两艘画舫上。常人观念，画舫是些不正经的地方，而赖德却以此作为临时指挥部。一艘画舫辟作办公室。另一艘为卧室兼作餐厅与接待室。

赖德之所以选择曲江为这个组织的指挥部。是因为抗战时曲江乃广东省省府所在地，亦是中国第七战区司令部所在地，属余汉谋将军所统辖，工作比较方便。原香港大学同僚朱礼传将军出面与第七战区司令部协商，通过这些关系从而获准建立指挥部。

在惠州一带建立前方救援站

赖德征得武官格里姆斯代尔同意后，便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惠州。因为那里毗邻香港，在这前沿地区建立医疗救护站，便于以此公开的机构掩护营救战俘与难民的工作。这样。一方面通过医疗救护站收容从香港逃亡出来的人员。给予照顾并护送去惠州：而另一目的就是拟在毗邻香港一带地方设立情报讯息网络，方便与香港保持联系，为日后策划大规模行动。如迫使当局释放战俘、救济香港难民等等做准备。

曲江后方指挥部仅有一名军医李汝标（英文名：Francis Lee YiuPiu）。他成为建立前方救援站的一位关键人物。李汝标原籍广州，从香港逃亡出来时曾与共产党联系过，是一位医术高超的大夫。除此，仍需有一支优秀的护理队伍才行。赖德为此拜会了流落曲江的广州红十字会会长王民。请求他派出地方医疗队支援。广州红十字会组织曾遭日军严重破坏。故红十字会虽拥有较高素质的护理人员和充足的药品，但缺少医生、资金。可王民还是一口答应调3个医疗队给赖德。

由于事事均须与有关方面磋商，且不那么顺利。赖德只好继续留在曲江。无法按预期计划抽身前往惠州。幸好得到一位香港商人李狄克先生的帮助。临时代替他前往惠州筹建前方基地，协同当地军队指挥部门，建立各前方救援站及与香港联系的秘密通道。3月26日，李狄克与李汝标一起离开曲江前往执行任务。他们要完成的首项任务就是动员一些专业医生逃离香港。加入他们的队伍。接着要完成的任务是：香港沦陷时。曾经从日本人手中夺回一批医药用品。隐藏在香港某地方。要把这批药品偷运出香港。不久，一位印籍原军队医疗所所长R·D·斯克里夫请求加入他们的医疗组织。他是在这一年2月2日与另外两名战俘一道逃离深水埗集中营来到中国的。赖德派他去惠州，主持那里的医疗基地。

逃离虎口，投奔抗日组织

这时候，陆续有人从香港集中营逃出来，到达曲江。其中有位普里斯特·伍德·格温太太，她与香港警署的w·P·谭臣一起从香港斯丹尼集中营逃出来。她携带着一份囚禁在该集中营内的英国人名单，声称这份名单不轻易给任何人看，除非是英国驻华大使或蒋介石夫人。但最终她还是给赖德看了。谭臣自告奋勇从惠州前往大鹏湾游击区。他制订了一份秘密计划，准备陆续将斯丹尼集中营内的难民营救出来。国民政府强烈反对谭臣到游击区，并迫使英国使馆违心地同意中国把谭臣驱逐出境。赖德的组织本来与国民党打交道比与共产党打交道更为困难，谭臣事件导致他们与国民党的关系更僵了。

这时。一支来自香港政府各部门的逃亡队伍来到了曲江，其中3位青年军官分别是香港志愿兵自卫团的中士L·S·怀特、J，L·C·皮尔斯和D小鲍赞克特。他们是在4月11日从深水埗集中营逃出来的。他们逃跑时是通过下水道出港口，翻过一道常有日本哨兵巡逻的海堤。然后下水游泳约800米距离。才到达登陆地点。这支逃出来的队伍。在九龙山头上躲藏了3天。才跟新界西贡的游击队联系上。他们也和赖德等人逃出来时一样，由西贡的游击队用帆船把他们运载至大鹏湾，然后从那里步行去淡水，再前往惠州。

“英军服务团”名称的确定

英使馆武官格里姆斯代尔为了和中国第七战区司令部磋商赖德这个组织的计划。亲自到曲江视察。随行的还有乍旬洋行董事约翰·凯瑟克。当时他是曲江英使馆首席秘书。他以英国战时经济大臣身份掩护其英国特别行动委员会会员的面目。武官通知赖德：伦敦作战部已原则上批准了他的计划，他的组织归曲江英使馆武官管辖。作为这个组织的上司格里姆斯代尔则以英国军事情报机关新德里总指挥部主任身份履行其权力。最后，他还告诉赖德。英国驻华军事代表团拟另派一位武官来担任这个组织的指挥官。至于赖德在这组织中的身份、职务，却一直悬而未决，致使他的工作无形中增添了许多困难。直至格里姆斯代尔即将离开曲江返回重庆前，才把一份手写复写副本的任命书交给赖德签字，正式任命他为第九军事情报处驻华代表。正式承认了赖德的海军陆战队中校官衔。文中规定，该组织工作目标是：把关在香港战俘集中营的香港英国陆军、海军以及皇家空军官兵营救出来。其中提到，要设一名情报官员负责搜集、整理各种情报讯息，而首要的任务就是将各种情报资料。提供给野战人员进一步组织动员集中营内的战俘陆续逃出来。除此，还需要积极收集关于香港本地及其周围各方面更为广泛的讯息资料，尤其是当前日本人的活动情况。任命书上同时还要求赖德把整理出来的情报定期编成摘要寄给重庆。比如有关日本人的航空活动等重大情报要及时发电汇报。其中提到，下一阶段可组织一个范围更广的情报网。任命书中明确规定。赖德及其组织的全部活动必须照会中国当局。同时，他们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绩都只能算作中国当局的功劳。

格里姆斯代尔表示。他已要求朱礼传将军提供一名中国参谋官作为这个组织的参谋。不久，中国派出一位国民党军官黎元龙少校来担任该组织的联络官。

赖德名正言顺地受命后，第一桩事就是要给这个组织命名。取什么名好？是颇费心机的。它既要使日本人闻不出味来，又要使中国人、英国人及美国人感到有意义。同时，因为这批英国军官在华南活动已引人注目，故其所取名称绝不能让人识破所从事的活动，只能取一个体现其公开活动的名称，尽量避开别人的注意，省得惹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经与中国当局磋商之后。赖德就给这个组织定名为“英军服务团”，而它的英文名称是根据中文直译过去的。5月21日这天，赖德写信通知朱传礼将军，他的组织已决定取名为英军服务团。赖德还请求余汉谋将军，待他们拟好工作计划后。再把名称批下来。就在同一天，余将军答复已签署同意，并拍了电报通知重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

组织定名之后，赖德又为服务团成员佩戴的团徽进行构思，他选择一种鲜红色海生植物作为英军服务团的标志。

英军服务团在秘密行动

连续几个星期来。工作进展迅速。根据地在惠州建立起来了。前方救援站开始活动。英军服务团成员如何与香港战俘集中营取得联系，如何动员香港医生前往中国大陆，投身抗日医疗服务工作，这个计划也拟订出来了。英军服务团曲江指挥部组成了野战情报组与野战行动组。其代号分别为“FIGS”和“FOGS”。然而赖德等人要求前往惠州的申请，第七战区司令部一再拖延不作答复。据透露，影响批准的主要障碍是由于英军服务团里面混有英国特别行动执行委员会会员。最后，第七战区司令部终于批准了申请，但同时提出，英国特别行动执行委员会全体成员要停止他们在中国的组织活动，而英军服务团的计划执行要放慢一些。

曲江和惠州英军服务团向来自香港的战俘与难民开始详细了解，并着手绘制一份关于香港集中营内外实况图。图中标出日军的部署与番号。据他们估计，日本人会大量增设防御措施，以防止更多人逃跑。有迹象表明日本人正准备把战俘转移去台湾或日本。从1942年4月初以来。多次策动战俘逃跑均失败。看来必须设法掌握集中营内的情报，同时，刻不容缓要替逃跑的人想出一种严密的行动方式。鉴于通过海上逃跑的行动把握性较大，有必要在广东东南沿海建立一个接应网络。

一个英军救援组织正在惠州开展活动的消息传到香港，对集中营里战俘所引起的反响，正如战后香港《南华早报》（1946年1月15日）一位编辑在其撰文《英军服务团》中对当年的忆述：“香港刚沦陷时，我们情绪非常悲观失望。然而不久。我们开始感觉得要振作起来，并以盟军很快便会打回来的信念而自慰。尔后，我们获悉英军服务团成立消息之前。我们认为自己已被抛弃了。故而沉浸在痛苦中。可是却意想不到朋友们像奇迹般出现。并团结在我们周围，向我们召唤，我们真是如释重负。无疑：由于我们响应的行动缓慢。致令他们迫不及待地冒着危险接触我们。他们采取了各种行动。经历了许多险阻。比如帮助我们恢复体力并营救我们逃脱出去，他们所做的工作几乎是无懈可击的。本来我们不清楚有个什么‘英军服务团的，直至那时我们才恍然大悟。香港人是处在环形防线之中，我们压根儿没有被抛弃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