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广东佛寺分布研究

李　昂

（暨南大学，广东 广州 510632）



魏晋南北朝时期广东佛寺分布研究

李昂

（暨南大学，广东 广州 510632）

摘要：佛寺是构成中国古代城市的重要元素之一。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文化在广东地区的发展，佛寺的数量也有了较为显著的增长。但以往对此时期的研究，在广东佛寺的数量及其分布特征方面不够深入细致。故拟结合佛教典籍、正史、地方通志等材料，从历史佛教地理、历史城市地理、建筑学等角度出发，运用历史学、历史地理学、宗教学等研究方法，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广东佛寺的分布情况作进一步的探究。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广东；佛寺

佛寺是佛教僧侣供奉佛像、舍利，进行宗教活动的处所，是中国古代城市建筑中的重要类型。佛寺在中国历史上曾有浮屠祠、招提、兰若、伽蓝、精舍、禅林、神庙、塔庙等名称；这些名称或源于梵文音译、意译，或为假借、隐喻，或为某种类型的专称、别名。佛教传入我国后，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大变革时期，由于此期战乱频繁，民族融合等因素的影响，各地的思想文化发生了剧变。广东地区作为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重要枢纽，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为这一时期佛教文化在该地区的发展提供了便利。

以往学术界对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文化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严耕望先生编著的《魏晋南北朝佛教地理稿》，是一部全面研究这一时期佛教地理的著作，对于佛教历史地理的研究具有启示意义；张伟然《南北朝佛教地理的初步研究》分析了南北朝时期僧人出生地、佛教石刻、文献记载的僧尼寺庙数量及分布，且对南北方佛教信仰要素的地理分布作了对比研究。司徒尚纪《广东文化地理》第七章辟有专门一节，介绍了各个时期广东的佛教文化景观及其分布，但由于篇幅所限，论述的内容以当代可见的佛寺为主，并没有论述这些寺庙在古代的发展变化。此外，暨南大学硕士徐强在其硕士论文《魏晋南北朝广东佛教的传播与分布》第三章第三节，专门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寺分布情况进行探讨，但在佛寺数量的梳理和分布状况上仍有进一步探究的空间。本文拟在前人基础上，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广东佛寺数量进行一定补充，并对佛寺分布特征等进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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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魏晋南北朝时期广东佛寺分布概况

佛教最早起源于印度，分海、陆两道传入中国，南海道为佛教传入中国之要道，广东则为佛教由海路入华之初地。由于文献资料的缺乏，佛教传入广东的确切年代至今尚无定论。不过至少可以推断，至迟在东汉末年已有西域僧人在广东进行弘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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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期，中外僧人在广东的弘法活动颇为有限，寺庙兴建数量不多，到了南北朝时期，广东的过往僧人数量大增，译经、传戒、建寺等弘法活动也颇具规模，此时兴建的佛寺数量较多。由于年代久远，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广东境内各地寺院分布数量的确切数字，至今仍有争议。现以《汉魏晋南北朝佛寺辑考》为主要依据，并参考相关佛教典籍、正史以及广东省通志及各府志中所载寺院材料，进行量化统计，以探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广东佛教寺院的地理分布（见表1）。

表1 魏晋南北朝时期广东佛寺分布表

由上表可得出以下几条结论：

资料来源：封野《汉魏晋南北朝佛寺辑考》，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522—536页。

（一）从地域上看，魏晋南北朝时期，广东佛寺分布极不平衡。粤中的番禺和粤北的始兴是整个广东佛寺数量最多的地区，分别为22所和10所；此期，整个广东约有佛寺53座，粤中即有25座，几乎占到一半；粤北次之，有16座；粤东再次之，有11座；而粤西佛寺数量最少，仅有一座。由此可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广东佛教的中心在番禺和始兴，而当时中外僧人在广东的弘法活动的确大多集中于此。如“（昙摩耶舍）晋隆安中初达广州，住白沙寺”①、“（智楷）后延谛还广州显明寺，住本房中，请谛重讲《俱舍》”②、“（智药禅师）后来韶，又开檀特、灵鹫二寺。”③等。

（三）此时的佛教还未充分世俗化。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刚刚传入中国不久，与本土思想如儒、道等进行激烈交锋。此时的佛教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成佛求道，对普世价值的向往仍是佛教的主要追求，故其世俗化倾向还不十分明显。中国的佛教真正开始世俗化，是唐五代以后。中国佛教经过唐末、五代两次的法难，以及朝代更迭的战乱后，由于经典散夫、寺院毁坏等，致使佛教几乎到了衰萎凋落的地步，直至宋代始现复苏之迹。宋代的佛教虽绵延不绝，然而因国运不兴，已远不如隋唐时代的弘盛。自此，佛教一改传统型态，逐渐倾向世俗生活并走上契时应机的世俗化权巧方便之路。从上层社会的士大夫倾心佛门，到下层民众的民间信仰，佛教基本上融入了中国世俗文化之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寺的选址地点，大多在城市之外。即便是六朝的都城建康也是如此，当时的广东地区亦然。上文提及的53座寺庙中，真正在城市之内的只有王园寺。中国的佛寺大规模在城市内兴建，是唐宋，尤其是元明清几朝的事情了。那时的佛教也已经充分世俗化，以争夺更多信徒，获取更多香火为主要目的了。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广东佛寺分布特征

（一）政治原因。关于如何推动佛教更好发展，东晋僧道安曾言“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广东佛寺的建立情况来看，道安所言非虚。如前文所述，整个南朝时期，广东共出现寺院38座，其中仅梁朝就建立约20座，占到整个南朝时期新修寺院的一半以上。这与南朝君主普遍崇信佛教有关。而其中最为著名也最为疯狂的，非梁武帝萧衍莫属。 关于梁武帝对佛教的皈依，汤用彤的观点颇值得重视，汤氏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论梁武帝有云:武帝原在竟陵王门下，自早与僧人有接触。其佛教之信仰与其在鸡笼山西邸，有重大之关系。武帝弱年之所以奉道，当由家世之熏染。而中年之改奉佛，当由其在竟陵门下与名僧及信佛之文人交游，而渐有改变也。武帝一热烈之佛教信徒也。④梁武帝在位的四十八年内，不仅大力整顿佛教僧团，规范佛教僧制，还进行了大规模的国家建寺、造像。根据《建康实录》和《梁京寺记》记载，梁代在都城建康就建造了永建寺、佛窟寺、永修寺、敬业寺、净居寺、普光寺、善业尼寺、寒林寺等上百座寺庙。而当时的岭南也属于梁朝的管辖，自然也受到这种广建佛寺风气的影响。华林寺、资福寺、宝庄严寺、宝积寺、广教寺、灵鹫寺、月华寺、檀特寺、宝林寺等约20座佛寺，均是在此时期被建立起来。

（二）大多隐于幽谷。佛寺从魏晋时期开始走向自然，南禅的兴起更加强了这种趋势，即所谓的“天下名山僧占多”。群山环拱，山深林静的山麓幽谷地带，因其基地广阔，地势较平坦，有山溪林泉之便，建筑可以就地取材，因此是山林佛寺最常选用的基址所在。如韶关的南华寺，地势较缓，利用地势层层组织院落，院落之间用步级逐渐抬高，次序清晰。再加之佛教传入之初，还未完全世俗化，僧人们对修行的要求颇高，修行和讲法的地点大多选在僻静幽雅之地，故佛寺大多在幽谷之中。譬如番禺的景泰寺“在台霞洞”、资福寺在“茭塘北亭”等。

（三）选址一般都符合中国古代风水学的“藏风聚气说”。“风”贵于藏，风指整体环境；藏，给人以追索、奇幻之感。而“气”贵于聚，气是指内涵的神气；聚，给人以紧凑、充实之感。中国传统的园林构景常用“先藏后显”、“先抑后扬”等手法。佛寺选址相地继承了中国传统的风水理论，特别讲究“藏风聚气”。一般，当时佛寺所选地址，从地貌上看，以沟壑上源半封闭的山坳或小盆地最佳，有的在河流中游沟谷一侧的宽谷内。这类地形地貌，口狭内阔，外有幽谷可通，内有峰峦环列的腹地。最好是背依宵山、面临流溪的台坡地上，前有溪水潺潺，后有峰峦登翠，侧有密林相映，严冬寒流被阻。夏暑聚云多雨，冬暖夏凉，气候温和，风光秀丽，环境静幽，实为藏风聚气之风水宝地。粤北始兴郡的宝林寺“四顾山水回合，峰峦奇秀”最符合此特征，其余如番禺的华林寺、资福寺、景泰寺、宝庄严寺、粤北的月华寺、檀特寺、灵鹫寺等也都基本符合此特征。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广东佛寺分布状况形成的原因

（一）除罗浮山外，大部分佛寺都集中于广州等都市及粤北交通线上，没有深入乡村。譬如粤中25座佛寺中，有22座分布在岭南的都会番禺，其余三座也在交通相对方便，经济相对发达的新会郡、高要郡等地，粤东、粤西、粤北（罗浮山除外）地区的佛寺分布，亦是如此。而且，虽说此时的佛寺大多不在城区之内，但是区位基本距城区较近（10公里以内），如粤中番禺的宝庄严寺“在府西北半里”、番禺的般若寺“在城西半里”；粤北始兴郡的灵鹫山寺“距县北六里”；粤东程乡郡的大觉寺“程乡城市的西三里”。

注释：

①（梁）慧皎撰，《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

（二）由时间上看，广东地区最早在汉时，已经开始出现佛寺，到了晋时，已经有塔波寺、白沙寺、王园寺、般若寺、玉台寺、灵鹫山寺、灵龛寺、隆福寺共8座佛寺了。而后整个南朝时期，广东共出现寺院38座，单单梁朝就建立约20座，占到整个南朝时期新修寺院的一半以上。可见南朝时期，尤其是南朝的梁时期，是广东修建佛寺的高峰期。唐人杜牧诗曰：“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虽指江南，但对南朝时期的岭南，也同样适用。

（二）与佛教本身教义有关。佛教既是宗教，也是哲学。佛学思想博大精深。佛教基本教义非常复杂，仅基本教义就包含三法印、四圣谛、六道轮回、十二因缘等。而且自佛教诞生之日起，整个学说有一个不断发展变化，完善以及与中国本土思想相互碰撞融合的复杂过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学，流派众多。南方以般若学派和涅盘学派最为盛行。如道生就是涅盘学派的代表人物，强调涅盘佛性说和顿悟成佛说。但是无论这些流派在具体理论方面有多少分歧，佛教的总精神大都相差不多。佛学最强调是觉悟。所谓“佛陀”就是“觉悟了的人”的意思。而如何才能觉悟呢？这就要正三法印，即做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梁寂静”。而要到达“无”、“空”、“静”的境界，可以通过坐禅和静虑，即寂坐修心的方式。于是乎，就需要一个幽雅寂静的环境来清修。故山林或山水之间就成了佛寺最理想的选址地点。而广东省内的名山且林木茂盛处，自然也成了历代兴修佛寺的重要地点。

目前，AHP(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是桥梁项目评估中使用最常用的方法 ,为科学管理和决策提供了较有说服力的依据[11].然而这种方法存在计算繁琐，定量数据少、定性成分多、主观性太强等弊端.本文运用RS理论来确定桥梁施工中的风险影响因素权重，RS的特点就是依赖于数据本身，不需要任何先验信息，就能完成权重计算，可使决策属性避免主观性，从而更加客观、有效[12].

其中:N0x、λx、μx分别是截距参数、斜率参数和形状参数;D是粒子直径。所有的粒子都被假设为球形,体积密度ρx为常数。在WRF3.5中,通过限制雨滴的质量平均直径(或体积平均直径)Dmr来简化处理雨滴破碎时的体积效应,其最大值被限制在Dmr_max=0.9 mm。冰晶的形成是源自初始核化、凇附破裂和云滴的均匀冻结。冰晶到雪晶的转化基于冰晶的扩散增长到达临界尺度125 μm。而霰的形成来自雪晶的凇附转化,以及依概率碰并的雨滴的冻结。雪晶、霰和雹融化的参数化过程是通过扩散热平衡假设来实现的。

1.8.2 肾功能 治疗前、治疗4周末、治疗8周末及治疗12周末时，采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血清Ca、P，并用EPI［10］简化方程计算出eGFR；采用化学免疫发光法检测血清iPTH。治疗前及治疗12周末，采用双抗夹心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检测患者血清FGF23、FGFRs、Klotho蛋白，对于正常组，仅在治疗前检测1次。

②（唐） 道宣撰，《续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

③（明）释德清撰《曹溪通志》，中国宗教历史文献集成，第二十一册，合肥：黄山书社， 2005年。

④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参考文献：

［1］（梁）慧皎撰.高僧传［M］.北京：中华书局，1992.

［2］（唐）道宣撰.续高僧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4.

［3］司徒尚纪.广东文化地理［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

［4］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5］封野.汉魏晋南北朝佛寺辑考［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

中图分类号：B9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7-0049-02

作者简介：李昂（1992-），男，汉族，江苏连云港人，暨南大学文学院中国史2014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历史地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