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得是个读书人的样子

叶倾城

我知道齐邦媛的时候，已是2009年，她85岁，《巨流河》刚刚出版。到她90岁的时候，她总结自己的一生：“很够，很累，很满意。”教书育人、写作、翻译、提携后辈……一生都在奉献。

她桌上有个牛皮纸袋，里面装的是“预立不施行心肺复苏术意向书”，靠墙放在显眼的位置上。她坦然说到死亡：“我跟医生讲，万一我被送来，请你不要拦阻。我对死亡本身不怕。怕的是缠绵病榻。我希望我还记得很多美好的事情，把自己收拾干净，穿戴整齐，不要不成人样要叫人收拾。……不要哭哭啼啼，我希望我死的时候，是个读书人的样子。”

那什么才是读书人的样子呢？

1935年，瞿秋白被国民党军抓获。6月18日，监刑官走进他的囚室，向他出示枪决命令。已在狱中完成《多余的话》的瞿秋白，此刻正在伏案写诗，听了头也没抬，答：“我生有小休息，也有大休息。今后我要大休息了。”直到把诗写完后，才起身去刑场。到了刑场，他选了一块草坪，盘膝坐下后，对刽子手点头微笑说：“此地甚好！”慷慨就义，是读书人的样子。

2003年，作家苏伟贞的丈夫张德模因食道癌复发再度入院，早知没有离开医院的可能眭，他还要求妻子：“带书给我看。”不是对未来时光有规划，只是读书人一生的日常模式，不打算因为疾病就改变。每天一叠书带进去，一叠书带出来。病情渐次危重，他把其中一本厚书掷出来：“这本不要了。我怕我来不及看完。”几天后，他进了急救室再没出来。妻子签完所有的字，去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床头柜上的书，还翻覆盖着，停在最后一次被读到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