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温·菲尔教授访谈录

奥地利格拉茨大学（University of Graz）的阿尔温·菲尔（Alwin Frank Fill）教授潜心研究生态语言学多年，发表相关论文多篇，出版专著多部。本人受《鄱阳湖学刊》委托，经阿尔温·菲尔教授本人同意并授权后，于2016年7月在丹麦欧登塞就教授本人生态语言学研究的相关理论、核心术语以及中国生态语言学的发展等重要问题对其进行了学术采访。以下为采访稿的中译文。

周文娟：菲尔教授，既然一些生态语言学理论是从普通语言学或者是应用语言学理论中汲取养分的，那么您认为相比于普通语言学家或者是应用语言学家，生态语言学家的特质是什么？我们能将“生态语言学家”简单定义为“生态语言学的研究者”吗？您会将自己归类到“生态语言学家”的行列吗？为什么？

阿尔温·菲尔：我本人对于“生态语言学家”的定义要比你提到的上述定义更深一层。所谓“生态语言学家”的确是进行生态语言学研究的人，但是生态语言学家不同于其他语言学家的特质在于其对于语言与环境的互动关系的深切关注，不管他本人对“环境”的理解是生物环境或者生态环境，还是特定区域或者是存在于人脑中的其他语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将自己归为生态语言学家的行列。

周文娟：如何区分“语言生态”（ecology of language）、“生态的语言学”（ecological linguistics）和“生态语言学”（ecolinguistics）这三个基本术语？有些生态语言学家交替使用这三个术语，另外一些则注重三者的差别。您认为三个术语中哪一个更倾向于语言学，哪一个更倾向于生态学？

阿尔温·菲尔：“生态语言学”是与语言和生态关系相关的所有研究的总称。“语言生态”由豪根（Einar Haugen）于1970年提出，不仅研究不同社会形态和国家的大小语种的生态状况，少数民族语言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证；而且研究人脑中不同语言的互动关系。事实上，豪根的方法更倾向于语言学而非生态学。而“生态的语言学”则研究语言在环境问题、气候变化、动植物生长等方面的作用和影响，即语言特别是话语（discourse）是否能在解决上述问题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或者产生影响，这是生态语言学生态特质的集中体现。

周文娟：一些学者将生态语言学的兴起和发展定义为语言学发展的“生态转向”，您对此有何看法？您认为这一语言学的“生态转向”与20世纪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之间有没有什么内在的联系？例如罗伊·哈里斯（Roy Harris）就曾经于1996年在《哲学与语言学的语言联系》（The Language Connection Philosophy and Linguistics）一书中高度强调语言学与哲学发展的密不可分。

阿尔温·菲尔：的确，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于20世纪前半叶由奥地利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和英国哲学家乔治·爱德华·摩尔（George Edward Moore）等提出。而语言学的“生态转向”则是早在罗伊·哈里斯提出语言学与哲学的“语言联系”几十年之前，即世纪之交开始的，并且由以苏内·沃克·斯特芬森（Sune Vork Steffensen）为代表的丹麦生态语言学派和英国格洛斯特郡大学（University of Gloucestershire）的阿伦·斯提布（Arran Stibbe） 发展并兴盛起来。

周文娟：由赫米内·彭茨（Hermine Penz）、威廉·特兰珀（Wilhelm Trampe）与您合编的《丰富多彩的绿色思想》（Colorful Green Ideas），书名是从乔姆斯基（Chomsky）著名的命题“黯然失色的绿色思想睡意来袭”（Colorless Green Ideas Sleep Furiously）中获得灵感的吗？

阿尔温·菲尔：没错，对于书名我们曾在序言中对乔姆斯基表示致谢。如我在序言所写：“书中各篇论文之所以‘绿意盎然，是因为各文作者都从不同角度表达了对于生态环境问题的深切关注以及互动与多样性思想的无限底蕴；之所以说它们是‘丰富多彩的，是因为这些论文涉及从罗马尼亚语言接触、澳大利亚土著语言到网络上鲸鱼友好语篇的多样化题目。”我曾与乔姆斯基交流过几次，但很遗憾，他对生态语言学兴趣索然。

周文娟：那么基于您与斯特芬森合撰并在2014年《语言科学》“生态语言学专刊”（Special Issue of Language Sciences）发表引用数量最高的《生态语言学：文献回顾和未来展望》（“Ecolinguistics： the state of art and future horizons”）一文，从生态语言学角度看，您认为是什么原因导致形式语言学和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转换生成语法如此“暗淡无光”的？

阿尔温·菲尔：传统形式语言学和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主要致力于语言结构的研究，其中对于语言的“正确性”（correctness）占主导地位。然而，生态语言学领域所强调的或者最看重的是语言的作用或者影响，比如语言对于自然和文化关系以及人类和环境关系的影响。对于后者，生态语言学更愿意将 “环境”（environment）看作是“共境”（covironment①）。同时关注所有生命体，特别是人类与动植物之间的关系，还有人类与诸如山川等 “无生命特征”的自然之间的关系。

周文娟：自1998年开始，您相继撰写了一系列关于生态语言学发展的文章，比如1998年独撰的《生态语言学回顾》（“Ecolinguistics：State of the Art 1998”）、2001年独撰的《语言与生态：21世纪生态语言学视角》（“Language and Ecology：Ecolinguistic Perspectives for 2000 and Beyond”）以及2014年合撰的《生态语言学：文献回顾和未来展望》（“Ecolinguistics： the State of Art and Future Horizons”）。这期间您见证了生态语言学领域哪些重大变化？过去十年里生态语言学哪一领域的发展让您刻骨铭心？

阿尔温·菲尔：大约从2000年开始，生态语言学越来越关注语言在人类与生物环境关系中发挥的作用。用阿伦·斯提布2015年《语言、生态和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Ecolinguistics： Language， Ecology，and the Stories We Live By）一书序言中的话说就是：“生态语言学批判任何导致生态破坏的旧有语言形式，并致力寻找激发人类自然环保意识的全新语言形式。”由此，虽然众多学者，包括我自己在内，仍然研究豪根先前提倡的语际关系，但是显然这一议题已不是现今生态语言学的中心议题了。我也注意到话语研究，特别是环境变化话语研究已经越来越重要了。

周文娟：您能根据彭茨与您2007年合编的《保持语言可持续发展：应用生态语言学论文集》（Sustaining Language：Essays in Applied Ecolinguistics）以及您2010年的专著《语言影响：进化—系统—语篇》（The Language Impact：Evolution—System—Discourse），谈谈“应用生态语言学”和“影响生态语言学”的理论框架吗？

阿尔温·菲尔：实际上这两本书都将重点放在语言和环境上，特别是语言中的“人类中心主义”以及彼得·缪尔豪斯勒（Peter Mühlh■usler）在该书中所提到的“如何通过话语建构对环境的理解”。在《保持语言可持续发展：应用生态语言学论文集》一书中，只有5篇论文涉及“语言多样性”，然而剩余11篇论文都在讨论“生命的可持续形式”。因此，在自己的专著《语言影响：进化—系统—语篇》中，对于生态语言学的各种话题，我努力做到面面俱到、不偏不倚。因此，在《语言影响：进化—系统—语篇》一书中，除了涉及语言的“人类中心主义”和环境话语的讨论，还专门做了两个选集：一个是关于“语言、冲突和和平”，另外一个则是“语言多样性的功能”问题。

周文娟：那么以您的观点，区分应用生态语言学和韩礼德（Michael Halliday）应用语言学的生态范式的最重要的标准是什么？

阿尔温·菲尔：韩礼德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意义表达的新路径：对应用语言学的挑战》（“New Ways of Meaning： the Challenge to Applied Linguistics”），的确开启了语言学应用的新篇章，然而韩礼德将注意力主要放在了语言的词句层面，甚至在论述语言建构的人类过程经验时仍然频频使用“语法”这一术语。最近应用生态语言学主要研究语言的语篇层面，持续关注话语而非语言系统。生态语言学的应用越来越转向动植物语篇、环境恶化语篇和气候变化语篇这三大语篇。

周文娟：目前一些生态语言学家一致认为，生态话语分析定会成为“生态语言学的中心范式”，而另外一些生态语言学家则对此持批判态度，冠以生态话语分析“实用主义倾向”的名号，对此您持什么立场？

阿尔温·菲尔教授：虽然关于语言其他层面的研究以及例如“语言多样性”等传统生态语言学议题不应忽视，但是我本人是认同以生态话语分析作为将来生态语言学核心议题的强劲发展态势的。

周文娟：自从您在2014年合撰 的《生态语言学：文献回顾和未来展望》一文中提出生态语言学作为一种自然化科学统一发展的学科提议后，两年间似乎生态语言学界并无“大事”发生。您认为生态语言学未来发展呈现何种态势？

阿尔温·菲尔：如文中所提倡的，我还是希望在这个“跨学科”时代，生态语言学的不同流派可以实现统一发展，不再分离。我们应将生态语言学看作是跨越语言学本身的研究领域，好在像斯特芬森和彼得·芬克（Peter Finke）这样的生态语言学家已经意识到这一点。

周文娟：您如何理解语言、哲学与生态三者关系？根据您自身的学术经历，哪一位哲学家和语言学家对于您生态语言学的学术事业产生过最深远的影响？

阿尔温·菲尔：三者的关系事实上相当紧密，特别是当你持有这样的观点：哲学将语言看作是“建构”世界的工具。对于我来说，三位伟人对于我生态语言学的探索产生了最为深远的影响，他们是提出“语言是能”（language is energeia）的普通语言学家威廉·洪堡特（Wilhelm v. Humboldt）、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和人类语言学家本杰明·李·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

周文娟：您是如何理解一般意义上生态语言学家所具有的世界观、生态观和语言观的？您认为三者之中哪一个对于生态语言学家生态语言观的形成起决定性作用？您预计生态语言学家对于世界、自然甚至语言本身的理解遵循一个什么样的思想发展轨迹？

阿尔温·菲尔：我认为生态语言学看待万事万物的角度就是他会将世界上所有不同的实体，不管它们有没有“生命”，都合成整体，并承认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就像著名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认为的那样：世界是存在诸多“相互关系”的系统。语言就是这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中的一大“行动体”（actant）。

周文娟：那简而言之，您认为语言和环境关系的生态语言学概念化过程的哲学根基或者生态学根基是什么？

阿尔温·菲尔：所谓的“根基”，我觉得是人类之间、人类与环境之间和平相处的不懈努力以及使用语言促成和平的美好愿景。但是和平并不等同于一成不变，或者墨守成规！

周文娟：众所周知，语言生态源于豪根将语言比作有机体的著名生态隐喻。有趣的是很多生态语言学家在著书立说时也偏爱语言的隐喻使用，例如您曾在《张力之拱：语言和生态》（“Tensional Arches：Language and Ecology”）一文中，将生态语言学的重要研究领域比作桥梁所需的索拱；马克·加纳（Mark Garner）在《语言：生态观》（Language：An Ecological View）一书的开篇，将语言的生态思维比作万花筒；在《生态语言学：文献回顾和未来展望》一文的开篇，斯特芬森与您将传统语言学存在的弊端比作人类“一开始走直线，最终绕圈走”的行动倾向。用您在《张力之拱：语言生态》一文中的一句话总结就是：“我们的生活为隐喻所束。”您认为隐喻在转变人类世界观及生态观方面最有影响力的功能是什么？

阿尔温·菲尔：的确，隐喻为人类观察世界提供了新的远景，它引导人类看世界时重新审视先前理所当然的固有偏见。如果我们考证“隐喻”一词的拉丁语词源，就会发现这个词由两部分组成①。如其词源所示，隐喻会带领人类思想穿越文字描述，走向深邃。

周文娟：确实意味深长。那么相比之下，您如何看待生态语言学中语言的非隐喻范式？您认为，生态语言学的隐喻范式和非隐喻范式，哪一个在当今生态语言学界占据主导地位？

阿尔温·菲尔：大多数生态语言学范式都会或多或少涉及隐喻。比如阿伦·斯提布在其2015年专著《语言、生态和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一书中设有专门的章节讨论隐喻，在这一章第65页中，他将气候变化比作暴力或者过山车，将人类物种比作地球的癌细胞。然而这些隐喻是在语篇中使用的。而豪根一开始创造的物种语言已经在某种程度上不再流行，我本人对此深表遗憾，因为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十分有趣却又非常残酷的事实，那就是某些物种同某些语言一样，在面临着同样灭绝的危险境地。

周文娟：回顾生态语言学相关研究，令人惊讶地发现，相比于西方，东方研究涉及较少。我们承认生态语言学源于“欧洲的思想”②。那么您认为东方生态语言学家、特别是中国生态语言学家应该如何利用中国现有丰富的语言资源以及56个民族多样化的语言和方言，参与到国际生态语言学对话中来？

阿尔温·菲尔：我个人认为，西方现有的生态语言学范式对于中国生态语言学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中国生态语言学家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1）重点从经济学角度研究中国语言的多样性以及濒危语言的保护；（2）人类对于环境造成的危险历历在目，通过生态语言学相关研究建立生态环保意识，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大气污染和其他环境问题的有效解决；（3）据我所知，气候变化对于中国的影响也日益显现，可以研究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影响，并将其影响公布于众，特别是应该让污染源头工业清楚了解。更重要的是，如果全球生态语言学家都能了解中国禅宗以及佛教哲学对于生态语言学研究的影响，并关注这两类思想对于生态语言学研究背后的人类生态意识的教化，这将会非常有趣。

周文娟：那么您认为除了中西不同的语言学研究传统以及西方学术话语的主导地位，影响中国生态语言学发展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阿尔温·菲尔：我并没有看到中国生态语言学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状况。生态语言学发展因国家不同、历史不同而千差万别。但是我非常高兴地看到，中国正致力于发展具有本土特色的生态语言学。当然我更加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生态语言学家应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对话和合作。

周文娟：中国华南农业大学于2016年1月成立了“生态语言学研究所”，对于这样一个新成立的生态语言学研究中心，您愿意提出一些建议吗？

阿尔温·菲尔：很高兴看到中国成立一所这样的专门研究中心。据我所知，该研究中心即将在中国召开首届国际生态语言学研究大会。如果可以的话，我愿意从以下几个方面提供一些建议：（1）不同大学的生态语言学合作非常重要，华南农业大学应与文科大学、理科大学联合起来共同进行生态语言学研究；（2）同时，“生态语言学研究所”可以与其他国家的相关大学以及相关机构开展对话和合作。

[本访谈系国家留学基金委西部地区特别人才培养项目（留金法〔2015〕5103）的阶段性译介成果。作者简介：周文娟，内蒙古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丹麦南丹麦大学语言交流系访问学者（内蒙古呼和浩特 010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