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重女轻男”

文/姚国勇

我家“重女轻男”

文/姚国勇

1975年，我高中毕业后在家待业。也就在这一年，国家开始实行退休顶替制度，这让我欣喜不已，并且开始憧憬着自己的未来。因为在家里，我上面有两个姐姐，就我这么一个男孩。按照重男轻女的家庭习俗，在国企石油公司工作的父亲一旦退休，顶替他的，非我莫属。进了这样的国企，人们会对我另眼相待。工资待遇高，将来找对象也不用愁，姚家的门面也就靠我给支撑了。

可是，后来发生的事情，让我仿佛跌入了深渊。父亲是办理了退休手续，可顶替他的，不是我，而是我的二姐。得知父母这一重大决定，我痛苦万分，第二天就想到派出所去改姓。父亲看出我的情绪不好，一天晚饭后，他走进我住的约有9平方米的小屋里，做我的思想工作。听得出，他心情沉重，让我二姐顶替也是迫不得已。他说，二姐比你大5岁，已经24岁了，到农村插队落户整整5年，不知哪一天才能抽工回城。我们都住在城市里，把她一人丢在乡下那个偏僻的山沟里，我和你妈都不忍心。尽管父亲说个不停，我一直保持沉默不语，用这种方式进行软抵抗，相信父母亲是能够猜透我的心思的。

当年8月，父亲通过熟人关系，让我进了本市的一家商业塑料包装厂，当时通称五七工厂，开始接触到了一些年轻人。通过闲聊，得知他们每个人都有不如意的地方，这多少让我心里有些慰藉，不平衡的心态逐渐有了好转。到了1978年4月，政府安排待业青年，我被招工进了一家大集体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