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南方谈话”对全面从严治党的现实启示

廖皇珠

【摘 要】“南方谈话”中，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不仅针对“姓资姓社”问题提出了著名的“不争论”，实际上还针对“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提出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治党论”。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治国理政新方略“四个全面”，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举措之一。时隔20多年，“南方谈话”并未过时，其包含的“治党论”可为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参考借鉴。这对新常态下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和实践价值。

【关键词】“南方谈话”；从严治党；党的建设；现实启示

【中图分类号】D232；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570（2016）07-0004-04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先后赴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等地视察，沿途发表了系列重要讲话，即“南方谈话”。一般认为，“在邓小平南方谈话所回答和解决的许多重大问题中，首要的是创造性地回答和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①但透过“南方谈话”的字里行间，不难发现，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不仅针对“姓资姓社”问题提出了著名的“不争论”，实际上还针对“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提出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治党论”。虽然至今已时隔20多年，但是“南方谈话”并未过时。重温“南方谈话”，探析邓小平在这篇著名谈话中所包含的“治党论”，对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面从严治党”，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实现，都具有许多现实启发性。

一、“南方谈话”为何提出“治党论”？

邓小平的“治党论”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他在领导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的过程中，以新的思想、新的观点发展了毛泽东党的管理思想，形成的具有科学性、时代性和实践性的党的建设的理论。②实际上，著名的“南方谈话”包含着邓小平丰富的治党思想，且是邓小平全部的“治党论”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那么，一贯推崇“发展才是硬道理”的邓小平，为何在“南方谈话”里疾呼“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之同时，亦不忘警醒“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难发现，“南方谈话”发表时所处的特殊时代背景，亦即邓小平在该谈话中提出“治党论”原因之所在。

众所周知，“南方谈话”发表在“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③国际上，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共产党在部分国家相继丧失执政地位，似乎在一夜之间“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①在国内，1989年夏天，刮起了一场“由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的政治风波。②此时，“姓资姓社”的争论却“如火如荼”，不仅极大地“禁锢”人们思想，而且严重地撕裂社会改革共识。在这些复杂因素的干扰下，中国社会主义正处于退回“封闭僵化的老路”或跌入“改旗易帜的邪路”的分岔口。中国共产党面临着重走“老路”或改走“邪路”的两难选择！

雪上加霜的是，党的部分领导干部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不正之风和贪污腐败行为，人民群众深受伤害，甚至有人提出了“打倒官倒反腐败”的呼声。这引起了邓小平的高度警觉。在“南方谈话”前他讲到：“由于腐败现象的滋生，使一部分群众对党和政府丧失了信心”。③在一次谈话中邓小平指出“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④直至“南方谈话”他仍不忘告诫全党“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⑤“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⑥因此，在这样极其重要的历史关键时期，邓小平“南巡”实属必然，在“南方谈话”中提出“治党论”更在情理之中！“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既是一句振聋发聩的治党警言，也是88岁高龄的邓小平的一个政治嘱托。

二、“治党论”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南方谈话”时，邓小平提出了著名的“不争论”为世人所熟知。实际上，邓小平还提出了“治党论”。概况起来，主要有两点：一是党要管党；二是从严治党。

（一）党要管党。“南方谈话”时邓小平讲到：“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告诫全党“对这个问题要清醒”。在该谈话中邓小平“党要管党”的思想，集中体现在他强调指出全党必须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定的基本路线、组织路线和思想路线。

一是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路“南巡”，邓小平亲眼目睹了“深圳、珠海特区和其他一些地方，发展得这么快”。耄耋之年的邓小平“看了以后，信心增加了”，由此更加坚定了他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路线的信心：“这就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谁想变也变不了”。此外，他强调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⑦不仅如此，邓小平甚至向全党发出“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的严厉警示！

二是必须坚持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并确定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但在20世纪90年代，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存在被偏离甚至被抛弃的危险。关键时刻，邓小平决定到南边“走一走，看一看”。在“南方谈话”里，一方面，邓小平强调必须始终牢牢坚持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求真务实的态度进一步解放思想“抓住时机，发展自己”，“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竭力主张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大胆地试和闯，“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⑧另一方面，邓小平强调党领导的改革开放事业不能拘泥于“本本”。他讲到：“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实事求是），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⑨

三是必须坚持党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组织路线，按照“四化”标准选人用人。“党要管党：一管党员，二管干部。对执政党来说，党要管党，最关键的是干部问题，因为许多党员都在当大大小小的干部。”①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指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②他要求全党必须坚持党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组织路线，特别是按照“四化”标准选人用人：“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 “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③在他看来，选人用人既是“在这短短的十几年内，我们国家发展得这么快”的关键因素，也是“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的内驱动力。

（二）从严治党。“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清醒地告诫全党“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④邓小平主张从党的作风建设、廉政倡廉和制度建设三方面“从严治党”。

一是严作风。邓小平反对形式主义，提倡多办实事，多做少说。他讲到“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⑤1992年，邓小平在深圳与陪同人员交谈时，对“文章太长”、在太多会议上“讲话太多”甚至重复讲话的人表示出极大厌恶，说“那些人尽讲屁话！”⑥

二是严反腐。“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而且“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⑦而在这之前，邓小平就要求“做几件使人民满意的事情，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更大胆地改革开放，另一个是抓紧惩治腐败”，他对腐败的危害更是担忧，“对我们来说，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⑧

三是严制度。在制度建设方面，邓小平指出：“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⑨尽管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没有明确提出“依法治党”，短短的一句话，却折射出邓小平极其深刻的历史洞见，既包含着他对依靠“人治”的苏联迅速走向解体的历史镜鉴，也包含着他对我国十年“文革”惨痛历史的深刻总结，又包含着他对如何保持中国共产党人政治本色、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现实忧思。

三、“南方谈话”中的“治党论”有哪些现实启示？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清醒的头脑和巨大的勇气提出新常态下治国理政新方略“四个全面”，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举措之一。⑩“南方谈话”至今并未过时，“南方谈话”中包含的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治党论”，对新形势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

一是有助于坚定理想信念，加强思想建设。彼时，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国际背景下，有人怀疑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对此，邓小平指出“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①这就是理想信念。习近平强调，“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②。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至关重要的一点，“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③

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南方谈话”时讲到，“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④新形势下，“全面”治党还应突出强调坚持党的领导，这最基本也最关键。之所以如此主张，是因为在推进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左”右两股思潮一直此起彼伏。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前夕，“国内不断有人主张西式法治”。⑤在此情况下，“全面”治党应突出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尤其是坚持党的领导，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

二是有助于反腐倡廉，加强作风建设。在中国的历史更迭中，腐败就像一个巨大的幽灵，循环反复地腐蚀民心和国运，挥之不去，如影随形，成为一种“周期律”。“南方谈话”时，邓小平强调要抓紧惩治腐败；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腐败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⑥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出台“八项规定”，要求首先从中央政治局做起，雷厉风行抓作风建设，并通过党的群众教育实践活动聚焦解决“四风”问题，极大程度上净化了党风，赢得了民心，获得国内外的好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长年累月的顽疾陋习不能期待短期内得以彻底解决。因此，作风建设应长抓不懈，在现有作风实现初步好转的基础上，继续严抓作风建设，力求以优良的党风、政风带动全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

三是有助于创新党规党纪建设，加强制度建设。“南方谈话”时邓小平讲到“还是要靠法制”。邓小平在总结十年“文革”无视党章、践踏党章的沉痛教训时特别指出“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和组织部门的任务不只是处理案件，更重要的是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把我们的党风搞好。”⑦十八大至今，党中央集中清理了1978年以来制定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公布了《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党规党纪建设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不仅如此，面对新问题新挑战，必须创新党规党纪建设工作。诸如，十八大以来大部分“落马”官员主要由于中央巡视组巡视发现问题并提供线索。因此，党的反腐倡廉建设，理应继续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巡视组的威慑作用，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完善现有的巡视制度；党作为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可以就党规党纪建设广泛征求党外人士和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在全球化时代，各国政党之间可以就此开展交流学习。

四是有助于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邓小平的南方之行是一次“冒险行为”：他没有任何职务，只是一个普通的党员；他没有同中央打招呼，是“秘密南巡”。但他胆敢以实事求是的态度面对这些风险：“担心不是没有道理，但我要冒一冒险。不冒一下，什么事也别干，什么事也干不成！”①在国内外形势严峻考验的历史关头，他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呼吁“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还讲到“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过去我们打仗靠个（实事求是），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②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新形势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四个全面”，开辟了党对治国理政认识的新境界，提出了党对新形势下治国理政的新要求，这无疑是中国共产党不断追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的智慧结晶。毋庸赘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也是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题中应有之义和精神动力。

（作者系中山大学马克思学院中共党史专业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