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公车不下乡？那该下课！



没公车不下乡？那该下课！

经常下乡、花费较多的干部反而觉得比较吃亏。“干得越少，赚得越多”使少数人打起了车补的“小算盘”，车补发放之后“只进不出”的情况比较常见，这也是造成懒政思维的一个原因。

公车改革实施以来，“围着轮子转，隔着玻璃看”式走马观花的下乡走访减少了，取而代之的是各地开展政府购买服务或集中调配车辆的形式，提高了公车的利用率。但在湖南、河南、山西等地调查发现，个别地方干部抱怨申请不到公车，或车补不到位等，出现了“没公车不愿下乡”“尽量少下乡”的情况。

个别地区干部“没公车不愿下乡”

像剥笋一样，公车改革正在一层一层完成。事实显示出，车改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的改与变，往往是复杂与辩证的。

长丰县杜集乡纪委书记朱迎春表示：“以前讲公车，就是三个三分之一，领导办公三分之一，领导家事三分之一，驾驶员三分之一。虽是调侃，但基本就是现状，公私兼顾。”

含山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斌锋表示：“车改之后，自己感觉非常轻松，没有每天安排车辆、照顾不周的压力；没有经常被要求保养、维修、加油的烦恼；也没有看着浪费心疼却碍于情面、三缄其口的无奈。”

毋庸置疑，车改遏制了公车浪费与公车私用。严管的氛围下，没有人会再去冒公车私用的风险。不过，车改后一些新的忧虑也显现出来。

“从上面下来调研的大幅度减少了。”从省到市县，调研减少的现象无一例外地相同。

某省直机关副局长林增表示：“调研减少现象虽与用车不是直接关系，但用车是影响因素之一。”林增坦言，“省里改了市里也改了，你到人家那里去，人家也不方便。”

在林增的印象里，以前的调研“客观上存在多和滥，干扰基层、骚扰基层的现象是存在的。”但他同时认为“很多必要的调研也是应该的。现在除了很必须很必要的下去外，更多的是通过文件资料传递信息，包括会议、开视频会，这种方法很便捷，传递意思也很明确。反过来思考，它又是与当面去布置是有差距的。文件资料看得再多，纸上得来终觉浅，跟实际调研掌握第一手资料还是有差距的。”

林增还称：“你不深入调研，人家给你写上来的东西都是官话成分多。车改之后，重点工作重心任务会选择下去调研，像这样的调研申请用车是有保障的，但保障也是有条件的，另外还需要努力争取。不像从前，想好了问题协调好了随时都可以走。”

除此之外，与基层对接密度大的部门干部对公车改革的担忧相对更多一点。“对于开发区和一些业务部门来说，需要经常深入企业，最远的地方有近50公里，坐公交车需要一两个小时，打的需要一百多元，每月车补是远远不够用的。”一位采访对象留言说。

朱迎春透露，一碗水端平很难做到，也存在部门受车改影响工作的。“比如需要上级验收的，上级部门说‘没车，我去不了。’实在没办法，我们就只能派车去接一下，因为很多事情是你去找上级部门，而不是他们来找你。”朱迎春坦言，“时间上我们拖不起，一项工作在手上耽误了，项目资金可能就拨不下来。”

车补被当成了一种新福利

调查发现，公车改革后，一些干部“不愿下乡”的主要原因集中在车补不到位、车辆申请困难和缺少租车平台等方面。

在山西省调查发现，一些地方的车补还没有落实到位。山西吕梁一位乡镇干部表示，公车改革后，现在下乡基本上开的都是私家车，每个月油钱就将近1000元，车补还没有落实，就算将来落实了，也贴补不上这么多。这种情况在乡镇比较普遍。

一些干部反映，车补被当成了一种新福利。经常下乡、花费较多的干部反而觉得比较吃亏。“干得越少，赚得越多”使少数人打起了车补的“小算盘”，车补发放之后“只进不出”的情况比较常见，这也是造成懒政思维的一个原因。

河南省罗山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介绍，公车改革后局里保留下两辆车，全部给了稽查队。“全县共有4200多家食品药品企业、餐厅饭店，就这么两辆车，安排工作起来捉襟见肘”。

“为什么不向社会租赁车辆呢”，工作人员回答，县里至今没有一家租车公司，“政府一直说要成立一个公务租车平台，但至今没有着落，不知什么时候能建好。”

据山西某县农委副主任介绍，公车改革以前，委里有四五辆车，局长和各分管副局长都配有车，车改以后，局里就剩下两辆车，局长配了一辆，剩下的一辆大家一起使用。

由于申请手续严格，需要到办公室登记，办公室主任还要考虑值班车辆分配、出去多长时间等。“申请公车下乡非常麻烦，所以大家有时候能不下乡就不下乡了。”这位副主任说。

“没车就不能下乡开展工作吗？”吉林省教育学院农村教育研究所所长李元昌并不这么认为，1999年他调入该单位后，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需要经常下乡调研，一年中有半年时间在农村推动教改实验，单位曾经为他配备车辆，但他坚持搭乘火车、客车或出租车下乡调研，10多年如一日，从未动用过公车。“在没有公车的年代，老一辈的基层干部不也都坚持下乡吗？”

2004年，首次以全国人大代表身份提交公车改革建议的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表示，这些问题属于车改过渡期的正常表现，人多车少，可用车辆不足的问题会随着车改深入推进，社会化、市场化服务繁荣得到有效解决。

“很多乡镇干部跟我反映，车补才500元，要在镇里跑又要去外地出差，公车根本不够用”，叶青表示，这是一种误解，实际上车补是在辖区范围内使用，出差还会有相应的差旅费用，因此不存在无法出差或下乡不够的问题。

亟需后续制度跟进

从本质上来说，不愿下乡不是车改造成的，而是不完善的用车政策和下乡政策导致的。如果没有一个完善的制度，对干部提再多道德上的要求，往往也无济于事。

就目前来看，用车困难有两个原因：一是某些机关保留的公车主要为领导服务，真正有公务需要的干部申请不到公车；二是向社会租赁车辆的公务租车平台没有建立起来，社会化用车途径受限。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表示，“没车不下乡”不应该成为官员懒政的借口，应“创造条件下乡，而不是等着条件成熟再下乡”。政府应加强对干部下乡服务的考核。对于车补没有落实到位的，应加快进度督促落实，车补已经发到干部手里的，应使其“物尽其用”，对于领到车补拒不下乡的干部可以停发或取消其车补。

另一方面，在公共交通不发达的地区，政府应该鼓励汽车租赁公司到乡镇一级发展服务，开设分公司，政府可以帮助其与乡镇进行对接，叶青介绍，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尝试与网约车开展合作，效果很好。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利用互联网约车平台，在借力下乡的同时，还可以利用其大数据平台，分析农村工作开展情况。

李国祥还表示，在调配使用公车的过程中，不能以“服务领导”为条件，让有限的车辆仍然闲置不用，而应该以“距离远、任务重”为原则，采取拼车下乡、集体服务的方式，提高公车的使用效率。

当然，也有学者指出，没有公车不代表不能下乡。譬如前文中的李元昌十年如一日，从未使用公车，但也能坚持下乡。学者为什么会自发下乡？因为只有去基层调研获取第一手资料，才能出研究成果。某些干部为什么一犯懒就干脆不下乡了？因为不下乡也不影响其工作业绩，下不下乡都一样。

显然，有必要对相关干部建立明确的考核体系，进行严密的制度约束，从机制上要求干部必须下乡联系基层，并且要拿出下乡调研的成果。惟有如此，才能让干部在下乡问题上失去任何找借口的空间；在刚性的制度要求下，干部自然会想方设法、排除困难、主动下乡。

可见，车改与下乡实为两个层面的问题。完善用车租车制度，才能解决干部下乡无车可用的问题；完善干部考核制度，才能解决干部不愿下乡的问题。

只有把两方面的漏洞都补上了，才能有效破解部分干部“车改后不下乡”的难题。

（新华网2016.5.28、《燕赵晚报》2016.5.31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