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在危机情势下的创作

2016-08-09 16:39刘晓端
出版广角 2016年9期
关键词:情势危机创作

【摘要】《巴黎评论·作家评论》中的作家访谈,堪称世界文学巅峰的对话。书中深入探析作家的写作世界,了解作家的写作历程、学习作家的卓越创作思维,是一部浓缩了杰出作家真实创作经历的图书,它对作家创作过程进行的独特解析与真实展示,值得细细品读。

【关键词】危机;情势;创作

【作者单位】刘晓端,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巴黎评论》是美国著名文学杂志,其中的“作家访谈”栏目自1953年对E.M.福斯特的访谈开始,至今已收录了300余位世界文坛杰出作家的访谈记录,是该杂志最具特色、持续时间最长的金牌栏目。访谈内容也从最初的小说和诗歌艺术拓展至艺术批评领域,被誉为“世界文学史上时间最长的文化对话”。

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巴黎评论·作家访谈》收录了E.M.福斯特、弗朗索瓦斯·萨冈、苏珊·桑塔格、诺曼·梅勒、大江健三郎等16位世界顶尖作家的访谈记录,几乎代表了20世纪下半叶世界文坛的最高成就。该书不仅介绍了这些杰出作家的各自写作习惯、创作方法等,还讲述了他们的性格偏好、生活趣事逸闻,以及在文学创作中遇到的种种困惑,既是一部畅销书,又是一部极具文献价值的著作。

我们探究书中杰出作家的心路历程及其创作经历后发现,每个作家均遭遇过不同程度的苦难及危险情势,并能将这些危机转化为创作动力和源泉。

一、作家在危机情势中的矛盾与挣扎使其爆发出惊人的创造力

E.M.福斯特在访谈中提到:“危机的出现让整个世界都颠倒了,同时也包括作者的世界观……我曾一筹莫展,战争可能让我无法完工。”这是指他开始创作《印度之行》的1919年,英伦三岛爆发了爱尔兰独立战争。《印度之行》的创作初衷是描写不同文化间的连接,而战争使E.M.福斯特的创作初衷出现了动摇。尤其在1921年,E.M.福斯特再次返回印度后,他惊诧地发现印度文化与西方文化融合的过程与自己的想象存在巨大偏差。当他亲眼看见西方所谓的文化连接在其殖民地遭遇失败后,产生了剧烈的思想冲突,以至于无法在创作中顺利表达出其原有的写作意图,于是中止了写作。然而,E.M.福斯特将小说创作当作探险,最终克服种种不确定因素带来的创作风险,完成了小说创作。作者最终没能脱离英伦文化的优势心理,但也深刻揭示出面对文化连接失败时的虚无与恐惧感。对此,奥尔斯德·赫胥黎在书中阐述道:“那些早有的想法或材料会在重大社会变革打击下消散,你必须在真实的危机中修正自己。”可见,真正的作家勇于在危机中写作,甚至直接站在风口浪尖去体验危机,感受种种剧烈变化带来的思想冲击。

正如文学界解析海明威自杀的心理动机一般:他在自身遭遇生活危机、身心疾病折磨,甚至生命威胁的环境下完成写作,进而创造出卓越的文学作品。奥尔斯德·赫胥黎在书中提到,十七岁时自己近乎失明,但最终选择了写作:“我的身体除了写作尚可,不能做别的了。”在失明与精神折磨的双重痛苦打击下,奥尔斯德·赫胥黎仅凭手指触摸便用打字机敲出一部小说来。路易斯·博尔赫斯提及在危机中创作的体会时指出:彻底战胜自身疾病危险,不仅能带给作家强大而旺盛的文学创作生命力,同时也使其在自我思想冲突中产生对生命意义的超然理解,这些赋予了作品更高的人文精神。

品读《巴黎评论·作家访谈》时,我们会发现,杰出作家在遭遇诸如病痛折磨、生活危机、战争、种族冲突等重大危险时创作,更能让其作品得到某种哲学及文化层面上的升华。如哈罗德·品特在访谈中阐述的那样:暴力让人性很自然地表现出来。而经受着重大危机与身心病痛折磨的作家,更能创作出富含人文精神的作品。

二、危机情势创作更能体验文学的基本人文精神——苦难

1.苦难体验激发作家的创作热情

巴什维斯·辛格在作家访谈中指出:什么都拯救不了我们,人类或许会有进步,可是又会出现新的痛苦根源,苦难因此将永恒循环。诸如战争的苦难是最直接和具有普遍性的,和平环境下的作家体会不到战争的危险及其苦难。作家的思想若停留在安逸的层面,便无法发现也不能正视和面对苦难,那么作家的创作源泉也将慢慢枯竭。E.B.怀特在访谈中认为:不幸的遭遇并非真的不幸,正是它让你发现了生活的真实性。而作家会从更高层面解释这种不幸,这时他们便能赋予作品基本的人文内涵,尤其是当作家感受到现实或自身的重大危机时,他们将面对更多抉择,并要做出重大取舍。这类极端的痛苦不仅来自写作本身,更多来自其所面临的危机境遇。

2.危机情势中的恐惧和迷茫是作家创作的灵感源泉

作家处在极度的危机情势中,尤其是面临生死存亡这样重大的文学命题时,之前的世界观及文学观都会被彻底颠覆,全新的文学思路也会被彻底打开。这种打开是危机情势赋予的,甚至可以说是极度危机造就了优秀的作家及其文学作品。在《巴黎评论·作家访谈》中,库尔特·冯内古特就是这样一位作家。他曾作为一名士兵俘虏被关押在冷库内,侥幸生还后,在很长时间里,他仍处于生存的危险意识中。他经历的无数次生死考验成为他独有的创作源泉,也磨砺出他非同常人的创作思维与文学理解,他独特的黑色幽默文学吸引了一代读者。对于死亡命题,唐·德里罗在书中是这样认为:假使文学创作是浓缩的思考方式,那么其中最浓缩的创作方式是结尾要反思死亡,以哲学的形式对人的死亡过程进行解释,更具文学价值。在各种死亡的威胁中,作者对人性之恶及其现实的关注是一致的。这种关注既极具文学的暴力美学,又有对生死绝境中弱者的悲悯以及对现实的思考。文学就应充满这样主动与被动的对立性。尤其是女性作家,表现得更加明显。与唐·德里罗相比,苏珊·桑塔格的文字里充满了悲伤情绪,她在访谈中提到:她曾沉浸于悲伤中不能自拔。她在作品中对饱受战争苦难的普通民众充满了无限的悲悯之情。所以诺曼·梅勒认为:你若想当一名小说家,就等于走进一个极端危险的心理旅程,它会将你折磨得面目全非。可见,优秀的作家犹如一位探险者,文学创作如同进入一个前途未卜的危局中,没人能告诉他结局,也没人能帮他指清方向,但那种既恐惧又兴奋的情绪会推动他前行。

三、危机情势创作让作家更贴近人性的最高真实

追求人性的最高真实,是所有作家的追求。一个无限接近人性真实的文学艺术作品,能赋予其长久的存世价值。人性中不仅有真善美,亦有假恶丑。正如诺曼·梅勒在书中所指:纳粹头子希特勒就是魔鬼播撒到人间的邪恶种子,他是人类最邪恶的代表。他带给欧洲乃至世界的灾难性毁灭,让人类社会遭受前所未有的苦难。当人民生存于苦难与暴力威胁中,整个社会的文化意识与伦理道德也遭受严峻的考验。而同样遭遇这些重大危机的作者,却能在作品中集合对人性、社会及人民生活的深刻认知,将人性的多面性、矛盾性用文字传达出来,客观地展现人性中的暴力与丑恶,弘扬人性的真善美。正如伊恩·麦克尤恩在书中提到的,作家的自我意识让其文学作品中的每个句子都隐含了一种诡异的潜台词。当作家在给读者传递思想与感情时,有的读者选择善,有的读者选择恶。相对来说,作家更忠实于语言本身及其感官的功能,即作家及其作品的中立原则,能更准确地传达出现实及人性的真实存在。

因此,当书中的这些杰出作家愈贴近人性的真实,就愈接近文学艺术的本质。在危机情势中创作的作家,能以更敏锐的内心去捕捉人性真实,以独特的视角去思考和发现社会整体与自我的关系时,便能在自己文学作品中体现出真实的人性来。正如大江健三郎在采访中认为:伟大源于真实,伟大即是真实。

《巴黎评论·作家访谈》中的作家访谈,堪称世界文学巅峰的对话。书中深入探析作家的写作世界,了解作家写作历程,展现了作家卓越的创作思维。该书涵盖了对政治、宗教、科学的不同理解,紧紧围绕最真实的人性进行探索与思考,将世界上一切真实的存在以文学的方式进行表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巴黎评论·作家访谈》也是一部浓缩了杰出作家真实创作经历的图书,它对作家创作过程进行的独特解析与真实展示,值得细细品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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