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信心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研究

2016-08-10 02:56何安妮唐文琳
学术论坛 2016年1期
关键词:格兰杰因果关系季度

何安妮,唐文琳

企业家信心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研究

何安妮,唐文琳

企业家信心会如何地影响经济增长是一个值得研究和探索的行为金融学问题。通过对2004-2013年共10年40个季度期间我国的企业家信心指数和GDP增幅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研究,发现企业家信心对促进经济增长有着显著为正的影响,且企业家信心越高,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越大。同时,企业家信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显著正相关关系是单向的,即经济增长对企业家信心的影响并不显著。

企业家信心;经济增长;行为金融学

一、引言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人才已成为企业竞争取胜的决定因素。企业家作为企业的核心人才,他们的表现和作为在市场竞争中往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显著地影响和促进经济增长。

现代行为金融学的研究成果表明,投资者的信心会显著地影响他们的投资决策行为。过分自信的投资者会低估他们所承担的风险的水平,因而作出相对于他们的回报率来说风险偏高的投资决策;相反,没有自信的投资者则可能偏于保守,有可能错过某些投资回报率较高的投资项目。那么,作为企业核心人才的企业家,他们的信心会不会在影响他们的投资决策行为后,从而进一步影响经济增长呢?企业家信心越高,是否会越有利于经济增长呢?反之,企业家信心过高,是否反而不利于经济增长呢?

本文以我国经济增长为研究对象,采用国家统计局每个季度发布的企业家信心指数作为企业家信心的衡量指标,通过分析和检验我国经济增长与企业家信心之间的相关性,从而尝试性地回答和解决上述问题,以期丰富我们对我国企业家经营行为及经济增长规律的认识和了解,并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有意义的启示。此外,本文还对如何完善我国现有的宏观调控政策及机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

二、文献回顾

自20世纪80年代西方行为金融学(Behavioral Finance)产生以来,国外的学者已经对投资者的心理如何影响他们的投资决策行为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取得了四大研究成果,即“视野理论”(Prospect Theory)、“后悔理论”(Regret Theory)、“过度反应理论”(Overreaction Theory)及“过度自信理论”(Overconfidence Theory)。

Kahnemn和Tversky(1979)指出投资者在风险偏好方面,更愿意冒风险去避免亏损,而不是实现利润最大化[1]。部分投资者自身具有优柔寡断的性格特点,导致在投资过程中常出现后悔的心理状态。Rabin和Whaler(2001)认为投资者的从众行为(Herding Behavior)和追随常识,是为了避免作出错误投资决定而后悔,害怕后悔也反映了投资者对自我的一种期望[2]。Hersh Shefrin和Meir Statman (1984)在研究中发现,投资者在投资过程中除了避免后悔以外,还有一种追求自豪的动机在起作用[3]。

Robert Shifter(1990)认为,人的非理性因素是人根深蒂固的局限性,而历史教训并不能让人们更为理性。他在研究中发现,当日本股市见顶时,只有14.96%的人认为股市会暴跌;但当股市暴跌以后,有32.96%的投资者认为股市还会暴跌[4]。Kahnemn 和Riepe(1998)认为,由于错误的估计小概率事件会使投资者过度自信,同时指出这种心理也是博彩行为的心理依据;而对于概率中等事件,投资者会产生过低的估计;但对于90%以上的概率性事件,则认为肯定会发生。这是过度自信产生的一个主要原因[5]。Langer(1975)指出参加投资活动会让投资者产生一种控制错觉(Illusion of Contro1),控制错觉也是产生过度自信的一个重要原因[6]。

总的来看,现行有关投资者的心理如何影响他们投资决策的研究都仅仅集中于股票市场的研究,很少部分关注宏观经济中投资者的信心等心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三、研究假说

根据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投资者的心理会显著影响他们的投资决策行为因而影响他们的投资业绩,进而直接影响经济增长。因此我们认为企业家信心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故提出研究假说H0。

H0:企业家信心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企业家作为投资者,他们的心理可能会显著地影响他们的企业经营决策行为。因此,企业家的信心,作为他们的投资心理的一部分,可能会通过影响他们的企业经营决策行为而影响他们所负责经营的企业的业绩。一方面,企业家如果信心充足的话,表明企业当时所处的宏观经济环境和外部市场环境都对企业的正常经营非常有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非常理性地预期企业将取得更好的经营业绩,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因此,我们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H1:企业家信心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但是另一方面,根据过度自信理论,企业家暴膨的信息可能会使他们错误判断他们所承担的风险的水平,从而导致过度投资或者投资于风险非常高的项目,最终公司只获得不佳的经营业绩,因此反而不利于经济增长。从这个意义上来分析,本文提出了如下假说:

H2:过度的企业家信心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四、研究设计

本文以我国经济增长为研究对象,通过相关系数分析和回归分析方法来分析和探究企业家信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从而达到研究目的。

(一)代理变量

本文研究中采用国家统计局每个季度发布的“企业家信心指数”作为企业家信心的代理变量。“企业家信心指数”根据企业负责人对企业外部市场环境与宏观政策的判断与预期而编制,综合反映了企业负责人对宏观经济环境的感受与信心,以100作为景气指数临界值,其数值范围在0~200之间。当景气指数大于临界值时,表明经济状况趋于上升或改善,处于景气状态;当景气指数小于临界值时,表明经济状况趋于下降或恶化,处于不景气状态。“企业家信心指数”由国家统计局自2004年第1季度起开始在每个季度季后17日左右发布。

本文采用我国GDP(国内生产总值)每个季度的累计增幅作为经济增长的代理变量。国内生产总值累计增幅是指各年一至本季度国内生产总值相对上年同期数的变动趋势和程度,并按不变价格计算。

(二)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Pearson和Spearman两种相关系数分析方法来测度我国企业家信心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Pearson相关系数用来衡量定距变量间的线性关系;Spearman相关系数用来衡量不服从正态分布的数据、等级数据、一侧开口数据、总体分布类型未知的数据间的关联性。

我们建立如下回归模型分析企业家信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其中:GDPG是经济增长的代理变量,这里用我国GDP每个季度的累计增幅来衡量;ECI是企业家信心的代理变量,这里用国家统计局每个季度发布的“企业家信心指数”衡量。

为了分析企业家信心较高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将研究样本按照企业家信心是否超过130分设置一个哑变量(I1),建议以下回归分析模型:

其中,当企业家信心超过130时,I1为1,否则为0;其他变量定义和模型(1)一致。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Granger Causality Test)是一种假设检定的统计方法,用来检验一组时间序列变量是否为另一组时间序列变量的原因。因此,我们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来分析我国企业家信心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

(三)样本选择及数据描述

由于我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企业家信心指数数据自2004年第1季度起开始公布,而且分季度发布,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择的研究对象是2004年第1季度至2013年第4季度之间各个季度企业家信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

本文研究中所使用的企业家信心和GDP季度累计增幅指数来源于我国国家统计局每个季度发布的“企业家信心指数”和GDP数据。文中研究使用的最终全样本数据如表1所示。

表1研究全样本数据

通过ADF检验发现,ECI和GDPG都是平稳时间序列。表2列示了对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2004-2013年期间,我国企业家信心指数均值和中值均超过了临界值100,表明总体信心较足,但也有低于临界值100的时候(最小值达到94.60);我国GDP增幅从最低的6.6%,到最高的14.5%,表明既有经济低迷期,也有高速增长期。这些都说明本文的研究样本覆盖较为全面。此外,I1的均值为0.53,这表明本文以企业家信心指数是否达到130为标准较好地将研究样本进行了均分。

表2相关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五、实证研究结果

(一)相关系数分析结果

通过SAS计算得到变量之间的Pearson和Spearman相关系数矩阵如表3所示。从表3中可以看出,在全样本统计分析下,无论是从Pearson相关系数还是Spearman相关系数来看,企业家信心和经济增长之间均存在非常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和我们的研究假说H0一致,并且支持了研究假说H1。同时,我们将全样本以企业家信心指数是否达到130为标准划分为低信心子样本和高信心子样本分别进行分析,发现企业家信心和经济增长之间依然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支持了我们的研究假说H0和H1,但也表明我们没有发现过度的企业家信心可能不利于经济增长(研究假说H2)的证据。

表3企业家信心与经济增长相关系数矩阵表

(二)回归分析结果

由于ADF检验发现ECI和GDPG都是平稳时间序列,所以我们可以采用模型(1-2)所示的线性回归分析模型进行分析,结果汇总如表4所示。

表4回归分析结果

从回归分析的结果来看,与相关系数分析的结果一样,企业家信心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因此也支持了我们的研究假说H0 和H1。当我们引入I1的哑变量以后,ECI*I1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当企业家信心越高时,企业家信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越大。

但是,现在我们仍然不能判断到底是企业家信心影响经济增长,还是经济增长反过来影响企业家信心,因为当宏观经济形势较好时,企业家可能会自然而然的信心增加。所以,我们接下来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来分析企业家信心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

(三)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对企业家信心(ECI)和经济增长(GDPG)之间的因果关系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二阶滞后)结果如表5所示。从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来看,企业家信心(ECI)导致了经济增长(GDPG)显著为正的变化,而反过来经济增长(GDPG)对企业家信心(ECI)并没有显著的影响,也即是企业家信心促进了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对企业家信心并没有显著影响。作为稳健性检验检验,我们同时进行了滞后期为1期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与表5类似。

表5企业家信心与公司业绩的Granger回归分析结果

结合回归分析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来综合分析,本文通过研究发现,企业家信心对促进经济增长有着显著为正的影响,且企业家信心越高时,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越大。

六、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研究发现,企业家信心对促进经济增长有着显著为正的影响,且企业家信心越高,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越大。同时,本文还研究发现企业家信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显著正相关关系是单向的,即经济增长对企业家信心的影响并不显著。在我们研究的样本期间,并未发现企业家因为过度的自信而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实证证据。

由此我们认为,在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较大的大环境下,建议从以下方面完善和健全现行宏观调控政策及机制,维持企业家信心高位运行或使之不断增强:一是政府给市场更大的空间去发挥资源配置,解决政府过多行政审批和干预等问题,推动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二是维护宏观调控政策的持续性和稳定性,从而稳定企业家对宏观调控政策和市场经营环境的预期,切忌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朝令夕改。三是继续执行和完善现行结构性减税政策,切实减轻企业税负,帮助企业缓解面临的需求疲弱、成本上升、税负较重等压力。

[1]Kahaeman D,Tversky A.ProspectTheory:An Analysis of Decision Making under Risk[J].Econometrica,1979,(47).

[2]Rabin M,Whaler R H.Anomalies Risk Aversion[J].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001,(15).

[3]Shefrin H,Statman M.The Disposition to Sell Winners Too Early and Ride Losers Too Long:Theory and Evidence[J].Journal of Finance,1984,(40).

[4]Shifter R J.Market Volatility and Investor Behavior[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0,(2).

[5]Kahaeman D,Riepe M.Aspects of Investor Psychology[J ].Journal of Portfolio Management,1998,Summer.

[6]Langer E J.The Illusion of Contro1[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75,(32).

[7]Barber B,Odean T.Boys Will be Boys:Gender,Overconfidence,and Common Stock Investment[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1,(116).

[8]Brad Barber,Terrance Odean.Boys will be Boys:Gender Overconfidence and Common Stock Investment[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1,(116).

[9]Matthew Rabin,Thaler Richard H.Anomalies Risk Aversion[J].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001,(15).

[10]Peterson D,Pitz G.Confidence,Uncertainty,and the Use of Information[J].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1988,(14).

[责任编辑:何之洲]

何安妮,广西大学商学院在读博士生;唐文琳,广西大学商学院博士生导师,广西南宁530003

F270

A

1004-4434(2016)01-007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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