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的N种面孔

荆棘

德国社会学家埃利亚斯在他1939年的成名作《文明的进程》中指出：“最令德国人引以为豪的、用以阐释他们自身成就与自身存在状态的词语是文化。”当我们徜徉在德国的历史长河中，真切地感受到这个从废墟中走出，成为欧盟强国的国家血液中涌动的文化力量，从“诗人和思想家国度”到“德国制造”，无不凸现出德意志民族的复杂性格和国家精神。

“这个国家就像一辆双层公共汽车”

1941年，在欧战正酣、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德国记者、作家路德维希在《德国人》（TheGermans）一书中写下这样的文字：“没有任何一次德国的胜利能与它的艺术、绘画相媲美。”

德国真是谜一样的国家，作为两次世界大战的发动国和战败国，它从废墟中走出，成为欧盟强国，德国的国家精神，在一次又一次激情地失控中被理性的力量拉回正轨。

路德维希对“德国人”进行过浩浩荡荡的心理解析，“典型的鹰是无所畏惧的”，“他们有一种骄傲的轻蔑和完全的信心，凭借自身内部的力量来战胜一切打击”。 德国的整个社会对理性主义非常推崇，并且造就了很多理性主义的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德意志的地理边境上的不确定性而造成的国家的难产使德意志人的思考具有更深的深度。

世界上有些文明古国，一旦陨落，便逐渐难觅踪迹。而德国的文化成果，在不时地向世人展示其潜在的实力，以致在它最困难的时候，大家还是认为它处于“落后的政治经济、先进的思想”状态。

在第二帝国废墟上建立起来的魏玛共和国，其文化繁荣的含义就更加广阔，人文领域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文学上，出现了霍普特曼和托马斯·曼两大文豪，社会学领域则出现了巨匠马克斯·韦伯。此外，多元化的戏剧、电影、轻歌剧、音乐、绘画，争奇斗艳，此起彼伏。此时的柏林，第一次能以欧洲文化都城的地位与巴黎和伦敦并肩媲美。

然而魏玛的文化精神并不能影响整个德国。古典德国代表的是歌德、席勒、赫尔德等一系列大师所提倡的价值，他们相信人道、忍耐与文明的精神，但由俾斯麦创造的普鲁士化的德国，是由机械和铁血精神统治的。“音乐使我产生两种情绪：战争和田园风光。”出自俾斯麦之口的这句名言带有德国式的铁血味道。

很多学者都指出有两个德国：波茨坦的德国和魏玛的德国。前者以纪律、效率著称，是士兵和外交官的国度；后者是诗人和哲学家的德国。路德维希认为，巴赫和舒伯特代表了德国人性格的两个对立方向：“巴赫把音乐和浮士德的追究精神结合起来，而舒伯特则重幻想。

在《德国人》的序言中，路德维希称德国为“思想精神界人物同国家与政治脱节”的具有“双重性格历史的国家”：“这个国家的历史就像一辆双层公共汽车，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有着各自的发展道路，上面一层乘客极目远眺、饱览旖旎风光，但不能影响汽车的方向，因为坐在下层掌握方向盘的司机根本无暇顾及他们。”

歌德笔下的浮士德集中了德意志灵魂的秘密，他们在精神上激情勃发、无拘无束，在生活中却喜欢循规蹈矩、一丝不苟，恰如路德所说：“理性是魔鬼的妓女”， 在战争中，德国所表现出的“理性与激情”导致了前所未有的悲剧，德国前总理勃兰特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前的一跪，成就了欧洲“一千年来最强烈的谢罪”。另一方面，它又使德国人发展到如此成功的高度。在他们身上，体现了德意志人的创造力和毁灭力，而且这两者集中于一具躯体上。

“工业4.0”与“德国制造”

德国人对于工作的严谨和热情，或与其对于宗教的特殊看法有关。在宗教改革时的德语中“Beruf”（职业）与“profession”（召唤、使命）同义。路德改变了基督徒对于工作的态度，认为所有职业都是为上帝服务的，因此没有高低之分。马克斯韦伯认为，德语“职业”一词有宗教和经济的双重意义，它不仅是一种谋生手段，更是一种神圣的宗教使命——从事某种事业的人必须接受上帝的安排恪尽职守，完美地履行其职责。

有中国版“工业4.0”规划之称的《中国制造2025》公布后，“工业4.0”这一未来全球工业界的最酷标签，成为今年中国的热词。可真正的“工业4.0”什么样？

据报道，南京有工厂引进了德国最先进的工业设备，但却未能生产出和德国一样的产品，其中的“秘密”就是人的问题。德国产业制造里有一批“工匠”即熟练技工，这些技工对产品硬件的精度、尺寸的配合、磨具的温湿度都能精妙把控，生产出的产品质高价贵、行销全球。而反观中国，以前的“八级老师傅”所剩无几，光有设备不能成活。工业4.0非一日之功，技能积累是中国和德国企业最大的差距。

冷静者质疑，工业水平跨越2.0、3.0，直接上升到4.0，有炒作之嫌。而且，股市上这些概念炒作也完全违背了定向扶持实体经济的初衷。

当许多国内企业迷上互联网思维之际，做快做大，唯“快”字当头；而工业4.0的创始国德国却一直秉持“工匠精神”，凭对产品的精雕细琢、追求完美和极致品质行销全球。

德国《明镜》周刊在2012年曾刊登了一篇回顾“德国制造”百年起伏的文章，标题即《厚颜无耻，英国人曾给德国制造扣上的帽子》。

127年前的这一天，英国议会公布了歧视性的商标法条款，规定所有从德国进口的产品都须注明“Made in Germany”，以指代其剽窃设计、复制产品、假冒伪劣。然而，仅仅20年后就有英国学者感慨：“德国让我感到恐惧，德国人把一切都做得绝对的完美。我们超过德国了吗？刚好相反，我们落后了。”

如今，已经很难从操作层面上还原德国的企业如何集体觉醒，德国的品牌形象如何实现了逆转，如果非要寻求一个简单的答案，或许是德国一直在做一件“笨”事情：以高质量的制造业和先进技术立国。这件事情没有因为一战和二战被中断，也没有因为其他西方国家进行产业转移受影响——上世纪90年代，“商人文化”以更先进的经济模式的姿态席卷西方，以美国和英国为代表，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将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外包，自己则从事来钱更快、利润更高的金融业、房地产业和第三产业，只有德国仍在坚持“手工文化”。

这一国策，让德国在产业竞争力上一路领先——即便一台德国产的联合收割机要价40万欧元，比其他国家的同类产品贵1/3，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大农场主亦趋之若鹜，因为德国产的收割机可以卫星导航，可以根据上一季的产量自动调整下一季的种子和化肥量。

传闻，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曾向德国总理默克尔询问德国经济成功的秘诀，默克尔回答：“我们至少还在做东西，布莱尔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