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作坊的黄昏

朱善杰

他想不明白的是：自己种的稻米和蔬菜，也不打农药，还施有机肥，怎么就不是有机的呢？无法卖到大公司生产的那个至少20元一斤的价格，而只能卖个一两元一斤的价格呢？

这次我对上海崇明岛在人口结构和婚配状况等方面所做的社会文化生态调查，部分内容已发在2016年第14期的《南风窗》。在这篇文章中，我想呈现崇明岛手工作坊正在发生着的一些“此消彼长”的变化。

一直以来，伴随着崇明岛优良农业的是繁荣的手工业，如崇明糕、米酒、铁器、竹器、木器等的制作，它们大多都是有手工作坊为依托的。而这些手工作坊，承载着的是一种手工文化和工匠精神。

这次的调查区域，主要是在竖新和中兴二镇。因为它们地处崇明岛腹部，一南一北，都有着悠久的历史与文化，其手工业都有着一定的历史传承，作坊也比较多，这一情况与有农场的地区的状况大不相同。因此，它们比较能代表崇明岛的传统文化方面。

崇明糕与竹编业

崇明岛富饶，特产很多，最出名的就有崇明糕、米酒、黄金瓜、山羊等。这里主要谈一下崇明糕。崇明人有个传统，春节期间，家家都要做糕，配料是白米、糯米、赤豆、核桃仁、糖等。糕的大小不同，有5斤食材的和20斤的不等。有的人自家不做，就带着食材，到镇上找手工作坊加工。

以前，作坊的数量不多，一般每个镇上也就一家，主要业务就是“来料加工”，稍做一些糕用来卖。它的生意具有季节性，春节过后一段时间，往往就很萧条了。

但2009年上海长江隧桥正式通车后，来崇明岛旅游的人数量猛增，且呈逐年增加之势。而游客最钟情的崇明土特产就是崇明糕了，这就促进了手工作坊在近几年内数量的增加。目前，有的镇上有三四家，还不算农家乐式的作坊在内。

这些作坊生产的崇明糕，主要是卖给一些商店和土特产销售点，再由他们卖给游客。现在，一些镇上的作坊一年四季都在大量地生产着崇明糕，而不像过去那样具有鲜明的时令性了。另外，还出现了第三个变化，一些不断变大的手工作坊已在呈现出发展成工厂的迹象。

与崇明糕的“热闹”不同的是竹编业的“冷清”。以前，在生产和生活中，人们对竹器的依赖性很强。在种田、捕鱼虾、淘米、洗菜、洗衣服、赶集、上店、走亲戚等活动中，人们都会用到竹编的器具。可以说，竹子是离人的身体最近的材料之一。这样，从事竹编业的手工作坊比较多。

1990年代中期以后，塑料和铝合金在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中，逐渐替代了竹子。过去用竹子做的器物，现在要么是塑料的，要么是铝合金的了，它们都是在崇明岛以外的工厂里生产出来的。

于是，近20多年来，从事竹编的手工作坊变得越来越少了，编织的器物种类也变得单一了，目前主要是编制竹篮，但它与生产已基本没有什么关系，而与生活的关系，大部分是作为葬礼仪式上的器物来使用。

不难发现，崇明人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他们与外部关系的变化，对本地一些传统的手工作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木匠与石匠

与人们的生产活动和日常生活有紧密关联的，除了上述的糕点作坊和竹编作坊以外，还有木匠房、铁匠铺等。下面，就分别来描述一下后者的一些情况。

在崇明岛的历史上，木匠坊应该是在所有手工作坊中数量最多的之一了，因为在岛上，木头与人的身体距离似乎比竹子还更近一些，比如房屋的很多材料、门、农具、家具等与人的生产和生活息息相关的用品或用具，都是用木头制成的。只是，到了现在，曾经在岛上存在了几百年的木匠坊已消失了，但木匠还有。

吕师傅今年63岁，是一位老木匠了。他17岁拜师学艺，人聪明、好学又勤奋，只用了3年半的时间，就学会了所有的木匠活，锯、拉、砍、劈、削、刮、凿、雕、刻、绘等百般手艺是样样精通。他有钻、锯、刨子、凿子、刀等各种各样的木工用具。他的拿手绝活是雕花，也就是在床和衣柜等家具上雕刻各种图案。这些图案，都是采用的传统文化样式，内容有人物、花鸟、马、草和各种花纹等。

他有一把锋利的雕刻刀，在木板上雕刻起图案来，像飞一样，令人目不暇接，等反应过来时，一个漂亮的图案已经成形了。他当年最常用的一把“飞刀”，现在还保存着，只是不大完好了，上面已是锈迹斑斑，大概已有20年没有使用了。他说这是他这辈子做木匠最喜欢的工具，年轻的时候，正是用它做出了远近闻名的绝活，因此保留它，就好像保留了自己的青年时代，也保留了个人的辉煌，还保留了自己作为一个木匠的最高技艺水平。

年轻的时候，他有一个木匠坊，就在自家的院子里。方圆十几里，做婚床的都来找他，因为他的雕花很出名，而整个1980年代及之前，青年人的婚床上都喜欢雕花，这是那个年代的普遍的审美状况。除了婚床，他还做橱子、柜子、椅子、桌子和门等各种木器。

他做到了“干一行爱一行”，觉得自己这辈子与木头结下了不解之缘，与木头的感情太深了，他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浪费木料的行为，当然这除了职业关系，也与崇明不盛产木材有关。长久以来，崇明岛所使用的木材基本都靠从外地运来的，因此在1980年代及之前就显得非常紧缺。因为崇明岛是典型的泥沙冲击岛，土质松软，海风天天吹，夏季还多台风，再加上常年热天较多，所以不适宜木材尤其是好木材的存活和生长。

1997年前后，他的木匠坊拆了。当时，村里的青壮年劳动力都纷纷扔下手里正在干着的活，一窝蜂似地进城开出租去了。而他由于对木头有着一种独特的感情，并没有选择从众和转行。但是，随着人们日渐习惯了使用塑料和铝合金生产的生活用品以及复合板和纤维板制造的家具以后，他的生意就开始变得冷清。其实，这个变化，从1990年代初就开始了，而到1990年代末，凸显出来。其直接导致的，就是他的木匠坊的倒闭。

这时年轻人结婚用的婚床，不再是木匠坊里手工做的父辈使用的那种雕花大木床，而是由大的甚至名牌的家具厂生产的带席梦思式床垫的更大的床。此外，柜子、衣橱、桌椅等，年轻一代也不再像父辈那样去木匠坊加工或买，而是到大型的家具商场买现成的，甚至还要挑名牌产品买，这些家具的原料有的是实木的，但更多是复合板或纤维板的。至于门窗，人们也喜欢使用铝合金做的，看起来更干净、整洁、明亮，而且容易清扫。人们生活中使用的筛子、篮子、盆盆罐罐等，要么是塑料做的，要么是铝合金做的。

唯独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是造房子时，内门和屋顶等处，人们还是喜欢和习惯用木头来做。但是，这些东西，用户无法把木料送到木匠坊里来做，而是要请木匠到其家里去做。因此，当吕师傅拆了自己的木匠房时，也一并拆了主屋，然后在原址上盖起了两层楼房，全部用来居住。

接着，他就打理了院落，把一些不用的木材收起来或卖给正需要用的人。清理了多年以来置备的木工用具，一些不用的，像刻刀，就收起来了；一些在帮人家建房子时要用的，就放在移动工具箱里。

接下来的日子，他带着这个工具箱四处游走，在村里、邻村、镇上或外镇打工，主要是到正在盖房子的人家里当木工。每日的工钱从1990年代末的20元一天，涨到2005年前后的50元一天，再发展到现在的180元一天，不断变化着。

现在，与他一起干活的木匠，年龄最小的是52岁，最大有73岁的，他在这些人中还算是“壮年”。而村里真正的壮年—青年人，都进市区工作了，没有人愿意留在岛上做木匠，连一个都没有。

他又说，自己现在越来越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等他死了，入一个木棺，然后，在坟上种一棵大树。看着眼前这位满脸刀刻一般的老木匠，听着他的这些话，我呆若木鸡一般。难道，他的经历和身上所传达出来的一种能量，就是传说中的那种“工匠精神”？

这次对手工作坊的调查，我本来的计划是包括调查石匠的，因为此前我在山东、湖北、福建等地的农村做调查时，遇到过不少石匠。但超出我调查预设的是，现在的崇明岛上已找不到石匠。

对此，我只能找村里的一些老人来了解一下情况，一圈下来，我才明白，在过去，岛上是有石匠的，只是现在没有罢了。老人们说，建国后，岛上年年围垦，兴修水利，因此要建防波堤、围堰等，所以石匠很多。有时，一个村里有五六十个。一直到1980年代中期，还有石匠。大约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整个岛的外围，已镶好了一圈用石头和水泥做的坚固的“边”。此后，石匠已无用武之地，也就迅速转行做泥瓦工和水泥工，比如从事修路和盖房子等的工作。现在，无论在岛上居住还是来游玩的人，所享受到的一种“岸”的安全，都是当年的石匠们用汗水和生命所换来的。

最后一个铁匠铺

在2016年第14期《南风窗》上《崇明岛的社会文化生态调查：“光棍危机”》一文中，我曾提到，当下的崇明岛面临着一个“娶妻难”和“挑着嫁”的一种“一体两面”的矛盾性存在。既然如此，那么就不得不让人焦虑：崇明未来的文化尤其是工匠文化，将由谁来继承？

这次我在做手工作坊的调查时，这种焦虑感就更加强烈。因为工匠文化，对任何一方百姓的生产和生活，都是相当重要的，而这种文化是要通过人的代代相传才能得以保存并发扬光大的。

毫无疑问，崇明文化是由一代代的崇明人所创造的。可照目前这个样子下去，以后在这个岛上，崇明人只会越来越少。因为，一方面已在城里买房结婚生子的年轻人是不会再回来，且不说现在崇明的户口政策是“出易进难”，接下来应是继续坚持收紧，以后即使想回也回不来；另一方面那么多的“剩男”怎么有机会去繁衍下一代崇明人呢？即使繁衍了，按照现在这趋势，孩子长大以后还是要进城打工的。

现在，生活在这个岛上的本地人的孩子数量已越来越少，以后应更是如此。我在对木匠做调查时，他们告诉我，最近岛上老百姓中流行的一种普遍的说法就是“以后是外地人占领崇明岛”。据他们说，现在崇明县的长兴岛上，大约有13万人，其中本地人只有3万。而崇明岛上，本地人占2/3的样子，只是这个数字未来一些年中还会呈加速度式的缩小的。

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如果目前的趋势在未来不发生较大改变的话，那么崇明文化的未来当然也就无法继续由崇明本地人来继承、发展和创造。这样可能导致的，不仅是各类手工作坊的消失，而且是工匠文化在本土的失传。

这个困惑，在我偶然遇到一个铁匠铺时，似乎得到了一个初步的回答。

铁匠铺的师傅皮肤黝黑，个头中等，长得敦实。第一次见到他时，是在一个下午，他当时正忙着给一个村民打铁撬。炉火红红的，打完以后，他把铁撬放进水里一淬，“吱”的一声，就麻利地完工了。

这个铁匠铺有20平米大小，房顶已经有很多条亮光射进来，屋里空气锤、砂轮车床、砧子、铳子等工具一应俱全。能看出，这是一个非常成熟的老式手工作坊。

送走村民后，他关了电闸，点燃一根香烟，与我们一见如故地聊了起来。他格外健谈，笑声很爽朗。

他生于1956年，今年正好60岁。小学毕业后，就开始干农活。干了几年，觉得要学门手艺，吃饭才有保障，就于1974年拜了本村的老铁匠为师，开始学艺。学了三四年，手艺就很不错，于是就与他的师傅一起干。

他现在是典型的“崇明留守老人”，妻子到市里给女儿看孩子去了，就他一个人在家，除了打铁，就是看看电视新闻，但不看连续剧，再就是与邻居聊聊天，日子过得很平淡。

只是有些无聊和孤独，因为生意已大不如从前，有时一天能有两三个小活干干，就很不错。我们聊天的那个下午，就那一个生意。所以，他大部分时间是很清闲的，为了打发时间，就没把自家的两亩多田流转出去。

他想不明白的是：自己种的稻米和蔬菜，不打农药，还施有机肥，怎么就不是有机的呢？无法卖到大公司生产的那个至少20元一斤的价格，而只能卖个一两元一斤的价格呢？

我问他有关崇明铁匠铺的情况。他说，直到1990年代末，每个乡镇至少还有一家，有的有两家。鼎盛期在1980年代，那时刚分田到户，农民参加生产劳动的积极性很高，铁匠铺也就很多。

2000年前后，随着年轻人纷纷进城打工，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人口就大幅减少。目前村里几乎看不见什么年轻人。这样一来，人们对农具的使用也就减少。大公司种植，采用的是大型机械作业，根本用不着他打制的农具。

除了生产中的农具，生活中的不少用具，人们也慢慢不大习惯使用他打制的这种。现在他还在打砍刀、菜刀等，如过几年，家家都从超市买不锈钢的刀具用，他就更没啥生意可做了，也许不到70岁，就要提前关门。

到那时，眼前这座已经历三四十年风雨的铁匠铺，将会彻底地失去打铁声，并作为该镇最后一个铁匠铺，而永远地告别历史的舞台。

他说，现在整个崇明的铁匠铺已不到10家，大多数铁匠师傅都比他的年龄大，有的已70多岁，最多再干两三年就要关门。而一旦关门，就是永久性的，将无人继承，也不需继承。现有的铁匠们，门下都没徒弟。

我在这三个镇上目前也就只发现了他这一家。

可见，最近20年来，随着生产方式的变化，再加上城市生活方式的吸引，导致岛上劳动力的大量外流和婚配关系领域里发生了巨大变化，这都加剧了崇明人不在本地生活的速度，导致了不仅作为制造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而且作为一种手工文化载体的各种手工作坊的减少、消失或即将消失。

而紧跟出现的，是适应这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变化的人的进来。那么，这些人是谁呢？对此，只要看看参加“乡野奇乐会”的乡村嘉年华活动的人和在陈家镇、崇明新城等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高价商品房和昂贵的别墅，就不难判断。这造成了崇明糕的手工作坊，随着外来人口的进入增多。只是从整体上看，这是个案或少数，大多数的手工作坊已是在减少和消失的路上。

可见，手工作坊的变化，不仅与当地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有关，还与本地与外界关系的调整有关，当然也包括改变这种关系的交通状况等条件。

眼下，各种资本正在政策的帮助、鼓励和掩护下，悄悄地进行着一场“调虎离山”行动。而崇明岛与海南岛比起来，那是宠物狗与大象之间的区别，因此，它是很容易被权力和资本玩于股掌之中的。

至此，也许可以谨慎地对崇明文化的未来进行两点预判：

一、将来崇明文化的属性上应会被格外鲜明地烙上“乡野”和“消费”印迹。而这里的“乡村”，已是被城市化后了的“后乡村”，不会再是原本意义上的农村。

二、将来崇明文化的归属，也就是属于谁，涉及到文化主体。随着崇明本土人数量的逐渐减少，那么其继续作为文化主体尤其是创造主体的可能性就会慢慢减小；同时，随着小资、中产、新富、新贵和大老板等外来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那么，这些人成为文化主体尤其是享受主体的可能性则在日益增大。当然，这里的“外来”，应包括上海市区、外地和外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