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杨芳“自叙家谱”看边缘族群的“内化”

沈宏格，唐百成

(1.湖北大学 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湖北 武汉 430062；2.山东师范大学 山东省齐鲁文化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014)



从杨芳“自叙家谱”看边缘族群的“内化”

沈宏格1，唐百成2

(1.湖北大学 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湖北 武汉 430062；2.山东师范大学 山东省齐鲁文化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014)

明末清初，湘黔边地腊尔山一带还是“化外”之地；雍正时，这一地带被拓疆设厅；道光时，松桃杨芳在“自叙家谱”中通过祖先记忆，建构了一个源于关中、精忠报国的先祖体系，为自己的正统文化身份找到合理的解释。杨芳的这一行为，既是其所处时代个人的需求，也是对中原文化的认同与借用，更是湘黔边地社会历史与社会发展的反映，它从一个侧面展示了边缘族群“内化”的历史。

杨芳；边缘族群；内化

明末，在楚、黔、蜀万山之交还有一个“化外”的边缘族群——红苗，他们集聚于腊尔山方圆数百里之地。据(清)方显《办苗纪略》载，其地域四界为：“北至永顺、保靖土司，南至麻阳县界，东至辰州府界，西至四川平茶、平头、酉阳土司，东南至五寨司，西南至贵州铜仁府……经三百里，纬百二十里，周千二百里。”[1]即今之湘西凤凰、花垣、吉首三县(市)与贵州松桃县。清雍正时在此“化外”之地设置松、乾、永、凤四个直隶厅，实施文化同化政策。如在永绥(今花垣)“乾隆二十四年奉文，额取文童岁科两试、武童岁试八名……乾隆二十五年设立学校，一时民苗蒸蒸向化”[2]，教育的实施就是为了达到“文教诞敷，则熟苗可化为民，而生苗可化为熟”[3]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