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化时代主流文化纪录片的祛魅创新

2016-08-13 10:03王晓宇
电影文学 2016年12期
关键词:世俗化纪录片

王晓宇

[摘要]基于世俗化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动从外在形式上进行祛魅变革的大背景,近年部分主流文化纪录片通过主题切入更实际、叙事方法更重微观、表现形式更灵活等策略进行着祛魅创新。就文化层面而言,其为主流意识形态的阐释和传播提供了一种更具情理性的途径,有助于主流意识形态实现从“祛魅”到“返魅”的发展目标,是主流文化自信的彰显;就纪录片本体而言,其开掘出了纪录片百姓故事表达的新维度。

[关键词]主流文化;纪录片;世俗化;祛魅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生巨大变迁。随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个体与社会整体不断分离,以关注当下、理性务实为特征,当代中国进入世俗化时代。社会世俗化已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主要时代背景,对其既有积极影响,更有巨大挑战。就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不动摇核心价值体系,不分解任何功能的前提下,主动以更关注实效和当前现实、更灵活的策略进行自身祛魅,以更符合世俗化的旨趣要求,同时达到自身逻辑上的更加自洽和功能上的日臻完善。这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动态发展的思想体系,在应对世俗化过程中从外在形式上主动变革的表现,推动其在由“祛魅”到“返魅”的向度上顺利发展,最终达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内在统一。在此背景下,一批承载和引领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主流文化纪录片近年也通过祛魅以一定程度的世俗化旨趣进行着创新发展。

一、主流文化纪录片祛魅的表现

(一)主题切入更实际

主流文化纪录片的祛魅首先表现为主题切入更实际。在当代世俗社会中,高远的社会目标或道德理想并非个体第一追求,人们更看重当下现实利益的实现或未来短期利益的实现,不仅用实效来衡量日常生活,更常常用实效来评价当前意识形态。实效成为日常生活选择的重要依据和意识形态真理性的重要佐证。在此情形下,不少主流文化纪录片在主题切入上采取了更实际、更具体、更具实效感的策略。

比如《劳动铸就中国梦》,该片以“中国梦”为传播目的,但并未在“梦”上过度渲染,而是化梦想为“实际”,通过每个人每天都在经历的劳动天然拉近了和观众的距离,并分别从改变命运、创造财富、点亮智慧、提升品质、缔造幸福、彰显国威六个角度以现实功用表达了劳动的重要意义,以实干兴邦彰显中国梦的伟大命题。如果说《劳动铸就中国梦》是突出主流意识形态的实效性,《你所不知道的中国》则是借实效光环引导社会舆论和情感。该片是庆祝新中国成立65周年的献礼片,以“中国骄傲”为主题,但并未进行慷慨激昂的宣教,而是以满足观众博闻强识的实际愿望为叙事动力,通过“你不知道”这一强科普标签,带领观众走遍全国,探秘南京云锦、杨柳青年画、球面射电望远镜、“世界超市”义乌等各种古老文明和现代成果,极大地满足了观众的求知欲。也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华大地的壮阔画卷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点燃了中国骄傲。

这种主题切入更实际的创作思路,一方面言之有物,节目内容更丰富、更有吸引力,有助于提高作品的收视率、点击率;另一方面言之有据,其在传播主流意识形态时,不是空洞说教,而是以实效证明了过往某一阶段我们通往理想的路径之正确性,从而使受众对未来充满信心,对理想充满期待。如此,阐释和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创作初衷方达圆满。

(二)叙事方法更重微观

虽然“宏观叙事”并不意味着空洞和无法实现,但主流文化所倡导的理想对局限于日常经验世界的个体来说往往表现出较难理解的抽象和无法触摸的遥远。如此,主流文化很容易被理解为一种彻底的宏观,神秘而缥缈,仿佛与现实生活无关。所以,主流文化纪录片祛魅的另一关键内容为重视微观叙事,使主流意识形态贴近世俗生活中个体的感性经验。

具体来说,一是更重视世俗生活中的普通个体。即作品不再唯伟人、唯英雄、唯精英,人物重心下沉至民间,着眼于寻常百姓。《劳动铸就中国梦》中重点展现的普通人多达17个,遍布社会各行业。他们或是“普通行业里的普通人”,如从事生态养殖和包地种粮的农民、北漂的餐厅经理、驻扎在戈壁的风电工人;或是“不普通行业里的普通人”,如涉及核工业领域时,影片并未像过去那样去呈现“两弹元勋”,而是将镜头对准普通技术工人。“普通”是他们共同的标签。《中国梦365个故事》在阐释中国梦时也十分接地气,呈现的全是退休老人、修锁匠、护士、水果摊贩、出租车司机等邻里乡亲、身边同事式的人。这种普通百姓辛勤劳动、崇德向善的追梦故事使影片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体化、亲切化,在他们共同勾勒出的世俗生活图景中主流价值观念得到了更好的传播。

二是更重视世俗生活中的感性经验,非绝对真理。即作品注重讲故事,非说理,且这故事不是大江大河,而是日常生活。《中国梦365个故事》直接以“故事”题名,内容皆围绕日常生活展开。年过花甲的王大妈以志愿者身份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为观众义务讲解,7年风雨无阻;美国老人理查德收编海量古代中文字形、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创立汉字与词源网;夜班公交司机刘宝山敬业爱岗,16年温暖都市夜行人,等等。有网友在央视网留言称“令人感动的内容,心里充满了能量”“各种点赞,讲的就是老百姓们的故事”“感动,中国梦就是百姓梦”“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人物存在,才有了让我们更要加油的动力”等。从评价可以看出,世俗生活感性经验不仅让观众动容,更能使其逐步从情到理、心悦诚服地认同主流价值观念。

所以,主流文化纪录片更微观的祛魅创作,非但没有否定或影响宏观叙事,还在客观上有助于宏观叙事目标的实现。因为微观叙事本质上仍是宏观叙事在某一节点上的微观表现,诸多微观最终必将串联成宏观。

(三)表现方式更灵活

在世俗化时代,意识形态要占据思想领域的主阵地,主动贴近瞬息万变的社会生活是必需的选择。当代中国世俗化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精神生活由过去单一、偏向教育逐步向多元、注重娱乐转变,游戏性和消遣性的消费文化被人们广泛需要。所以,主流文化纪录片的祛魅还包括对以往偏严肃、重教化创作样式的改变。

首先,重视感官体验。与精英文化的启蒙性、智性、理性不同,消费文化是反启蒙、反智、反深度的,它直接诉诸人们的感官和直觉。《你所不知道的中国》在表达“中国骄傲”时,借当下最流行的背包族思维,通过主持人周游时的现场观察、感受和体验,将中国令人骄傲的历史文化和现代发展以更直观的方式呈现于观众面前。

其次,借力偶像文化。世俗化时代,娱乐明星和文化名人往往是许多人崇拜的对象,他们在受众中有广泛号召力。因而,《你所不知道的中国》采访对象不再局限于以往主流文化纪录片中那些严肃持重的专家学者,而是大力借助娱乐圈的明星,如蒋雯丽、姚晨、佟大为、冯绍峰等,或者是大众文化圈如鱼得水的文化名人,如毕淑敏、贾平凹、蒋昌建等,大大增强了影片的受众吸引力。

最后,适应娱乐文化的碎片化、浅表性、快节奏思维。《中国梦365个故事》采用微纪录方式,每集时长三分钟,只讲述“一个主题、一个故事、一个人物”,迎合了受众选择信息时的“最省力”心理。同样,《劳动铸就中国梦》用多个故事支撑一个主题的叙事模式也在极大程度上实现了碎片化、快节奏叙事,契合了世俗时代大众的审美习惯和心理。

二、主流文化纪录片祛魅的价值

(一)有助于实现主流意识形态“返魅”发展目标

主流文化纪录片的祛魅是基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祛魅的创作转变,其为主流意识形态的阐释和传播提供了一种更具情理的途径,这一外在表现上的世俗化旨趣,非但不会导致主流意识形态世俗化,反而有助于主流意识形态实现从“祛魅”到“返魅”的发展目标。这是主流文化纪录片祛魅的首要价值。习近平同志在谈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培育和弘扬时说:“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要注意把我们所提倡的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主流文化纪录片主题切人更实际、叙事方法更重微观、表现形式更灵活的祛魅发展正是其落实、落小、落细以及融入社会生活的表现,极大程度上增强了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感知和认同。

(二)彰显主流文化自信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电视纪录片的发展史,主流文化纪录片中并不乏普通人身影,在重大人物和事件之外常常存在小人物、大主题模式。不过,其往往以隐性主流文化的形态出现。如《大官村里选村官》《村民的选择》都是诠释中国农村基层民主建设进步的优秀作品。但它们并未采用大江大河般的国家叙事直话意识形态,而是借村庄里由村民提名、投票选村官的故事折射主流意识形态变迁。它们对主流文化作品的宏大叙事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抑制或摒弃,采用中观或微观叙事,以较为含蓄的方式传递主流意识形态。也就是说,小人物与大主题之间的关系较为隐蔽。这种隐蔽性使此类主流文化纪录片没有说教痕迹,较好地达到了意识形态传播的意愿。但从另一层面看,普通人缺席宏大叙事,小人物与大主题关系的隐蔽化也是艺术创作和思想宣传的某种遗憾。如今这一状况发生改观,在主流文化纪录片的祛魅创新中,普通人以高出镜率直接参与国家叙事。在这里,中国梦等主流意识形态与普通人之间的关系直接、明朗而紧密,这是主流文化纪录片整合主流诉求、世俗口味的结果,同时更是其理直气壮地进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拥有文化自信的体现。

(三)对中国纪录片平民化时期发展问题的补充修正

20世纪90年代,中国纪录片掀起了一股平民潮流。一方面是体制内的电视从业者从大众文化的角度讲述老百姓的故事,如《生活空间》《纪录片编辑室》;另一方面是体制外的独立纪录片导演从精英文化角度表达对个人命运的人道关怀,如《阴阳》《铁路沿线》《老头》等。百姓意识、平民视角成为当时纪录片创作的重要特点,纪录片创作面貌一新。但令人惋惜的是,受收视率压力及国外评奖眼光等因素影响,这股百姓浪潮后来逐渐异化,题材趋同、模式化粗糙制作、关注点过于边缘、叙事角度偏个人化等问题陆续浮出水面并愈演愈烈,最终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进入低潮。不过,这只是一种媒介样式的衰落,其原因是复杂而综合的,并不代表百姓话题的递减。因为与此同时一大批如“超级女生”“快乐男生”这样的电视选秀节目迅速兴起,并蓬勃发展,平凡人纷纷走上电视荧屏,造成平民化电视热潮。近年甚至最具主流意识形态色彩的春晚都出现了大衣哥、旭日阳刚等草根人物的身影,由此可见普通人、小人物在世俗语境中受关注度之高。如今,主流文化纪录片的祛魅发展不仅使得纪录片创作再现小人物风潮,更为重要的是其将小人物置于国家叙事的框架中,对20世纪90年代中国纪录片平民化时期的发展问题而言,这种宏观视角毫无疑问是种有益补充和修正,其开掘出了纪录片百姓故事表达的新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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